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位于重慶市潼南縣城西北1.5公里定明山下。
潼南大佛寺唐咸通年間（860-874年）始建，初名“定名院”，又名“南禪寺”。后因宋朝在寺內(nèi)依山鑿一大佛，改稱“大佛寺”。寺依山崖凌空而立，廟高33米，梯臺狀，佛閣七層，層層飛檐高翹，皆覆琉璃瓦。明朝在大雕像之上覆蓋七重飛閣以蔽風雨，今尚完好，大佛寺歷史上曾重建三次，最后一次是民國十一年重建。潼南大佛寺今存有大佛閣、觀音殿、玉皇殿、鑒亭四座木結(jié)構(gòu)古建筑，多為清末遺物。玉皇殿始建于民國11年（1922），據(jù)說原是當?shù)匕傩諡榍笥昙捞於?。玉皇殿和大佛殿之間的觀音殿，建于宋元年間，1946年重建，內(nèi)塑千手觀音。據(jù)說，觀音列于佛祖右側(cè)，是潼南大佛寺有別于其他寺院叢林的地方。
大像殿內(nèi)，是依崖而鑿的一尊釋迦牟尼佛坐像，頭飾螺髻，方面大耳，慈眉祥目，臉頰豐滿，依山面江，赤足端坐，周身貼金，光彩熠熠。因此這尊大佛俗稱“八丈金仙”，它是是我國第一大金佛，世界第七大佛。這尊釋迦牟尼坐像高18.43米，胸圍8.35米，結(jié)跏趺坐，袒胸，套雙領(lǐng)外衣，左手置于膝間，右手平胸，施無畏印，佛身各部分比例勻稱，衣紋流暢，形態(tài)逼真，體態(tài)莊嚴肅穆，雙目炯炯傳神，氣勢尤為雄偉。據(jù)碑記所載，潼南大佛寺的大佛，身、首的開鑿年代相距甚遠。佛首鑿于唐咸通元年（860），成于廣明元年（880）。而佛身的開鑿竟跨越五代乃及北宋，時間長達250多年，直到宋靖康元年（1126）始初成。
此后，按佛首比例展開佛身，又用了26年的時間，于南宋紹興二十一年（1151）才完全鑿成。整座佛像開鑿前后共歷時290多年。大佛鑿就后，南宋紹興壬申年（1152），為了給佛像飾金，又進一步對佛像加工細磨，該寺僧人法修還遠赴瀘州，向瀘州刺史馮檝化緣。馮檝是一位虔誠的信佛居士，慷慨以俸金用作金飾，還親自撰文刻碑記事。紹興二十二年（1152）二月，大佛裝鑾飾金完成，至此大佛通身貼金。后來，在清嘉慶七年（1802）、同治九年（1870）、民國3年（1914）和民國10年（1921），大佛又先后4次重裝金身。
潼南大佛是石刻造像中罕見的珍品，過去被稱為“蜀中四大佛”之一，1956年8月，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定為首批重點保護文物。以大佛為中心，在東西長達里許的崖壁上，留有歷代騷人墨客書鐫的題記、詩詠、碑碣、造像等83則，鎦金楹聯(lián)鐫刻20則，水文題刻5則，龕窟104個，佛像700余軀。另有“石磴琴聲”、“頂天佛”、“鑒亭”、“翠屏秋月”等名勝古跡，與“八丈金仙”共稱十八勝景。
七情臺再往左，是沿江的丹崖絕壁，在長達里許的崖壁上，留有許多歷代騷人墨客書鐫的題記、詩詠、碑碣和造像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這個巨大的“佛”字。這個刻在陡峭筆立的巖壁之上的“佛”字，高8.85米，寬6.78米，占據(jù)巖面60平方米，為清同治年（1870年）云巖弗乘所書，是全國最大的石刻佛字?！胺稹弊仲|(zhì)樸遒勁，剛健挺拔，筆力千鈞，足踏江岸，頭頂藍天，所以也稱“頂天佛字”，又叫“立地成佛”。
2006年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2015年3月新增以下內(nèi)容：
千佛寺摩崖造像
時代：唐至元、明
地址：重慶市潼南縣崇龕鎮(zhèn)薛家灣1社張家灣北部山腳下
千佛寺摩崖造像因上世紀50年代修建水庫開采石材被掩埋。2011年8月，因挖取碎石施工被發(fā)現(xiàn)。2011年9——11月，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前重慶市文物考古所）對造像本體及附近崖壁進行了搶救性考古 發(fā)掘、拓片資料提取、圖像志描述、臨摹繪圖及高精度攝影，并與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聯(lián)合對造像進行了三維掃描，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
已經(jīng)發(fā)掘清理的千佛寺摩崖石刻造像呈東西走向，長30米、殘高4米，最低處距地表1.5米，崖腳前經(jīng)考古發(fā)掘發(fā)現(xiàn)有明清時期建筑遺跡，但破壞嚴重，布局不明晰。已暴露于崖壁的造像共有43龕，按窟龕形制可分為方形龕、外方內(nèi)圓拱形龕、弧形龕、屋形龕等；雕造有各類造像約283身，發(fā)現(xiàn)文字題記27則。從造像題材、藝術(shù)風格及紀年題記等方面可初步推測千佛寺摩崖造像在時代上可早到中唐，晚至元明，其中以晚唐、北宋時期造像為主。當這些安枕在唐風宋韻里的文化藝術(shù)瑰寶顯露人前時，實可謂精美絕倫。
千佛寺摩崖造像規(guī)模較大、時代較早、保存較好，且造像題材豐富、雕刻精美，具有較高的藝術(shù)價值和佛教考古價值。特別是第39號龕題記有“天寶拾壹年”為重慶地區(qū)中唐時期佛教考古研究領(lǐng)域提供了重要資料。千佛寺的晚唐造像題材也呈現(xiàn)出愈加豐富多元的態(tài)勢，除常見的佛教造像組合題材外，還出現(xiàn)了同龕內(nèi)釋、道兼具的造像風格，可作為晚唐至宋川渝地區(qū)崇拜對象多元化、造像風格去經(jīng)典化的又一佐證。窟群中多次出現(xiàn)的菩提雙樹、人形天龍八部及菩提瑞像表明屬于密教造像因素，該類題材在初唐時期的兩京地區(qū)佛教造像體系中有一個由顯入密的過程，依據(jù)龍顯昭先生“長安佛法映巴川”的提法，晚唐川渝地區(qū)的造像系統(tǒng)0現(xiàn)的雙樹、八部造型也可視為受兩京地區(qū)的造像風格輻射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