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中國北方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劃分為遼西、河套和內(nèi)蒙古高原三個地區(qū)。中國北方青銅時代開始于距今4000年左右,各地結(jié)束時間有差別,河套地區(qū)大約結(jié)束于西周時期,遼西地區(qū)大約結(jié)束于春秋中期,內(nèi)蒙古高原大約結(jié)束于公元前7世紀前后。
一、遼西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遼西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有夏家店下層文化、魏營子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十二臺營子文化。
(一)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1960年發(fā)掘了內(nèi)蒙古赤峰市夏家店遺址,命名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夏家店上層文化” 。分布范圍北起西拉木倫河,南到燕山,西起七老圖山,東到醫(yī)巫閭山,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中、上游的赤峰和朝陽地區(qū)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中心地區(qū)。年代在距今4000-3400年,相當于夏代和商代前期。一種觀點認為是肅慎遺存。
遺址分布密集,呈立體分布,山頂,坡地、平地均有遺址分布。沿河流山崗和坡地上分布石筑城址,在赤峰地區(qū)英金河及其支流陰河流域的100多公里范圍內(nèi)發(fā)現(xiàn)43座城址,可以劃分為三組,每組都有大、中、小三個等級組成。大型城址面積在5-10萬平方米,中型城址面積在2-4萬平方米,小型城址面積在1-2萬平方米。在平地上城墻為夯筑土墻,以城址或大遺址為中心,周圍分布中型和小型遺址,構(gòu)成聚落群,形成有中心有外圍,社會進入方國階段。
早期房屋為圓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墻壁多為生土壁。中期房屋仍以半地穴式圓形和方形為主,開始出現(xiàn)用土坯和石塊砌筑墻壁,以及平地起墻的地面建筑。晚期房屋多為圓形和圓角方形地上建筑,有套間和雙重墻等結(jié)構(gòu),墻壁有夯筑土墻或泥土墻、土坯和石塊砌筑等多種結(jié)構(gòu)。
聚族而葬,大甸子墓地分北、中、南三個區(qū)域,每個區(qū)域內(nèi)又分若干小區(qū),各區(qū)域和各小區(qū)規(guī)模和隨葬品等級都有區(qū)別。墓葬分大、中、小三個級別,均為土坑豎穴墓,超過半數(shù)以上墓葬有壁龕。葬具有木質(zhì)、土坯、生土二層臺和側(cè)壁淺洞等。以單人葬為主,少數(shù)墓葬為成人和兒童合葬,頭向西北。以側(cè)身直肢葬為主,男性面向右,普遍隨葬石鉞;女性面向左,普遍隨葬紡輪。隨葬陶器以鬲、罐為基本組合。
陶器有夾砂陶和泥質(zhì)陶,以灰色為最多,褐色和黑陶其次。器表流行裝飾繩紋,墓葬中器表繪有紅、黑、白色彩繪。器物組合為尊形鬲、無腰隔甗、罐形鼎、鼓腹甕、深腹罐、雙鋬深弧腹盆、尊、淺盤高柄豆等。
石器有鏟、鋤、斧、刀、磨盤、磨棒、鉞、錛、鑿、紡輪等,在坑壁上還發(fā)現(xiàn)了木耒痕跡,分為砍伐工具、翻土工具、破土工具、中耕工具、收割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等一套精耕細作農(nóng)業(yè)工具。金屬器有青銅器、金器和鉛器,多為小件器物,種類有冒、柄鐓、杖首、耳環(huán)、指環(huán)、連柄戈、刀子、刻刀等。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缽形鼎、尊、淺腹平底盆、淺盤高柄豆來源于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玉器承襲了紅山文化制玉風格,夏家店文化彩繪陶沿襲了小河沿文化彩繪陶特點。夏家店下層文化來源自后崗二期文化的陶器有夾砂深腹罐、雙鋬深腹盆、無腰隔甗等,土坯墻建筑技術來源于中原及其周鄰地區(qū)龍山時期考古學文化。石城建筑借鑒了阿善文化、老虎山文化和永興店文化石城建筑。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在遼西地區(qū)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存基礎上,吸收大量后崗二期文化等中原及其周鄰地區(qū)龍山時代文化因素,融合而形成。
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區(qū)以南并行著大坨頭文化,兩者大致以燕山為界。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大坨頭文化的關系密切,大坨頭文化典型陶器鼓腹鬲、鼓肩和折肩鬲、簋等,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屢有發(fā)現(xiàn),夏家店下層文化典型陶器尊、尊形鬲等,也發(fā)現(xiàn)在大坨頭文化中,兩種文化都有喇叭形銅耳環(huán),正因為這些共性和地域相鄰,曾經(jīng)把大坨頭文化作為夏家店下層文化一個地方類型,其實兩者并非同源,是兩種不同性質(zhì)的兩種文化在長期發(fā)展過程彼此交流、互相滲透的結(jié)果。
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區(qū)以東并行著高臺山文化,兩者大致以醫(yī)巫閭山為界。夏家店下層文化與高臺山文化密切接觸,相互影響,高臺山文化接受了夏家店下層文化三足器的制作工藝,生產(chǎn)出高臺山文化的筒腹鬲,高臺山文化的灰陶袋足三足器和繩紋陶片來自夏家店下層文化。在大甸子墓地、范杖子墓地和平地山墓地均有高臺山文化素面紅陶陶器,器表有飾紅陶衣的特征,器形有筒腹鬲、甗、折腹罐、唇部斜抹的壺、碗、缽等,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分布的東部地區(qū),高臺山文化居民已經(jīng)滲透到夏家店下層文化居民中。
夏家店下層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朱開溝文化也有一定聯(lián)系,表現(xiàn)在前者對后四者一些文化因素的吸收。夏家店文化接受了二里頭文化鬹、爵和漆觚形器,以及連柄戈等陶、漆禮器和銅兵器,在大山前遺址發(fā)現(xiàn)有下七垣文化典型器扁三足折肩盆形鼎,夏家店文化接受岳石文化甗的鬲部裝飾T字形附加堆紋。夏家店文化蛇紋鬲、甗和口沿帶鋬、鈕的風格均來源于朱開溝文化,表現(xiàn)在朱開溝文化由西向東的單向流動。
夏家店下層文化陶器上的篦點紋與分布在松嫩平原上的小拉哈文化陶器上的篦點紋風格相近,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篦點紋來源于小拉哈文化。小拉哈文化中束頸高分檔素面鬲,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陶鬲近似,前者來源于后者。
喇叭形金屬耳環(huán)(或鬢環(huán))流行于歐亞草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大坨頭文化、四壩文化、安德羅諾沃文化,有學者認為喇叭口耳環(huán)是從哈薩克斯坦的東部經(jīng)伊犁河谷,由新疆傳播到四壩文化、朱開溝文化,再向東傳播到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大坨頭文化。
(二)魏營子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魏營子文化以遼寧省朝陽縣前魏營子遺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努魯兒虎山和醫(yī)巫閭山之間的大、小凌河流域,在內(nèi)蒙古赤峰和通遼地區(qū)有零星發(fā)現(xiàn)。年代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公元前13-前10世紀)。一種觀點認為是貊族遺存,另一種觀點認為屬孤竹國遺存。
房屋既有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地面式建筑,平面形狀分為圓形和圓角方形兩種,多數(shù)為單間,也有雙套間房屋。
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墓,大型墓葬有木質(zhì)葬具,在墓壙和木槨之間有灰膏泥,有銅器、金器、海貝等豐富隨葬品,是貴族墓葬。小型墓葬無木質(zhì)葬具,無隨葬品,是百姓墓葬。均為單人葬,分為仰身直肢和側(cè)身直肢兩種葬式。用豬腿、羊頭殉葬。
陶器以夾砂紅陶和紅褐陶為主,灰褐陶數(shù)量較少。絕大部分為素面,個別裝飾有紋飾,流行抹平繩紋和口沿或領部飾附加堆紋等,繩紋淺細而亂。器形有花邊鬲、素面鬲、附加堆紋罐、高領罐、素面甕、疊唇盆、敞口缽等。
青銅器分為中原式和自身特點兩類。中原式青銅器有鼎、卣、瓿、壺、簋等青銅禮器和鑾鈴、當盧、車軎、銅泡等車馬具等。自身特點青銅器有短劍、管銎斧、啄戈、鉞等兵器,刀、斧、匕、三齒器、觿形器等工具,鏡形飾、耳環(huán)、羊頭飾等裝飾品。金器數(shù)量少,只有金臂釧和金耳環(huán)。
石器工具有鋤、鏟、雙孔刀、磨盤、磨棒、杵、斧、錛、鑿、錐、礪石、網(wǎng)墜、范、佩飾等,以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為主,飼養(yǎng)牛、羊、馬、豬等家畜。
魏營子文化承襲當?shù)叵募业晗聦游幕蛩兀约t褐陶和灰褐陶為主,部分陶器飾抹平繩紋,魏營子文化袋足鬲的制作方法與夏家店下層文化筒形陶鬲制作方法相同,魏營子文化花邊筒腹鬲、敞口繩紋缽、罐形鼎、喇叭形銅耳環(huán)等承襲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同類器形制。魏營子文化吸收了高臺山文化素面紅陶、口沿疊唇,口沿內(nèi)側(cè)抹斜成尖唇,陶器飾鋬耳和橫橋耳等文化因素。魏營子文化直腹鬲、外疊唇盆、圈足缽、鋬耳或貫耳盆、素面甗等器形繼承了高臺山文化同類器形。魏營子文化吸收了朱開溝文化花邊因素,在鼓腹鬲和罐的口沿或領部飾附加堆紋。魏營子文化是在夏家店下層文化基礎上,吸收東部高臺山文化因素和西部朱開溝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貴族仿效中原上層貴族墓葬,修建木槨并填充白膏泥墓葬,并隨葬中原式青銅禮器及整套馬具,青銅窖藏出土中原式青銅器種類繁多,有甗、鼎、簋、壺、卣、尊、盤、罍、盉、缽、鬲、盤等,這些文化因素是直接從中原輸入的。中原式青銅器是魏營子文化上層貴族接受中原王朝贈與的重器,商周王朝同魏營子文化關系密切。
圍坊三期文化位于魏營子文化的南面,兩者地域相連,并行發(fā)展,有諸多相似因素。陶器顏色相似,為紅褐色和灰褐色。流行繩紋和附加堆紋,花邊鬲、缽、尊等器形相近似。圍坊三期文化出土一批有銎鉞、啄戈、管銎斧、鹿首刀等北方系青銅器,與魏營子文化的北方系青銅器的同類器完全相同,并與中原式青銅禮器并存。兩文化均出土金臂釧和金耳環(huán)。
在遼北地區(qū)的康平縣順山屯遺址出土的直口深腹帶鋬耳的鬲、腰部飾一周附加堆紋的甗、敞口缽等陶器,其質(zhì)地和形制與魏營子文化的同類陶器非常接近。在撫順望花出土的三凸鈕環(huán)首刀,法庫縣灣柳街遺址出土的管銎斧、鈴首刀、環(huán)首刀、鹿首刀、斧、鏡形飾等北方系青銅器與魏營子文化同類器物相同。遼北地區(qū)的這些陶器和青銅器均來自魏營子文化的影響。
分布于松嫩平原的古城遺存花邊口高領袋足鬲與魏營子文化花邊口高領鬲相近,古城遺存的花邊因素,有可能從魏營子文化傳播而來,古城遺存受魏營子文化影響。
鏡形飾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外貝加爾、圖瓦、阿爾泰、米奴辛斯克盆地有廣泛的分布,最早產(chǎn)生于西亞地區(qū),向東經(jīng)過新疆南灣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到達中國北方長城地帶。
(三)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夏家店上層文化分布范圍北起西拉木倫河流域,南到燕山,西起大興安嶺,東到努魯爾虎山東麓。年代在公元前11世紀-前7世紀,相當于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一種觀點認為先山戎后東胡,一種觀點認為是山戎,一種觀點認為是東胡,對比文獻和考古遺存,山戎說較為可信。
房址為圓形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房屋附近有儲存物品的窖穴,分為袋狀和筒狀兩種。在龍頭山遺址大型祭祀址平面呈半橢圓形,東西長40米,南北殘寬40米。周圍砌筑石墻,墻外挖壕溝,墻內(nèi)分布有祭祀坑、灰坑、房址等。祭祀坑中最典型的形狀為圓形袋狀坑,內(nèi)葬1-6人不等。
墓葬形制分為石槨墓、土坑豎穴墓、石板墓三種。石槨墓均為較高規(guī)格墓葬,是在豎穴土壙內(nèi)葬置木質(zhì)葬具,在坑壁和木質(zhì)葬具之間填充石塊,木質(zhì)葬具上面和下面鋪蓋石板。土坑豎穴墓內(nèi)一般有木質(zhì)葬具,石棺墓是用石板砌成石棺。在灰坑和窖穴內(nèi)有葬人習俗。
陶器均為夾砂紅陶,多為素面磨光,有的施紅陶衣,紋飾數(shù)量少,種類有附加堆紋、篦點紋和圓渦紋等。鬲、甗、鼎、罐、豆、盆、碗等是基本陶器組合,典型陶器有筒腹鬲、無腰隔素面甗、缽形鼎、鼓腹罐、淺盤細柄喇叭形豆等。
青銅器豐富,種類多,制作工藝高。青銅器分為中原式和本土式兩類。本土式青銅器兵器有銎柄式直刃劍、銎柄式曲刃劍、短莖式曲刃劍、T形柄曲刃劍、匕首式曲刃劍、匕首式直刃劍、劍鞘、盔、鏃等,工具有齒柄刀、動物紋飾刀、環(huán)首刀、鈴首刀、平首刀、獸形首刀、一字形首刀、糾結(jié)狀柄刀、空首斧、錛、鑿、鎬、鋤、钁、錐等。車馬器有銜、鑣、軛、鑾鈴等。生活用具有罐、鼎、鬲、豆、勺等。裝飾品有臥鹿牌飾、臥虎牌飾、動物形飾、鏡形飾、聯(lián)珠形飾、雙尾垂飾、環(huán)形飾、泡飾、鈴形飾、杖首等。金器有耳環(huán)、臂釧、動物紋牌飾等。動物造型有虎、豹、熊、鹿、兔、蛇、鳥、鴨等野獸和飛禽,馬、牛、羊、犬等家畜,還有男、女人的造像等。
石器工具有斧、錘斧、半月形刀、橢圓形刀等,木質(zhì)掘土工具有耒、耜,骨器掘土工具有鏟,夏家店上層文化以粗放農(nóng)業(yè)為主,種植粟和稷。從遺址出土動物骨骼看,飼養(yǎng)豬、狗、馬、牛、羊、雞等家畜和家禽。
夏家店上層文化流行的夾砂素面紅褐陶、器表裝飾橫鋬耳和豎橋耳等文化因素與高臺山文化十分接近,典型的筒腹鬲、無腰隔素面甗、罐、壺、盆、缽等陶器都能在高臺山文化中找到前身,夏家店上層文化主體來源于高臺山文化。
夏家店上層文化石槨墓與魏營子文化石槨墓結(jié)構(gòu)一致,兩者均為夾砂紅褐陶,均為手制。在口沿裝飾花邊的鬲,吸收了魏營子文化花邊鬲的因素。兩文化銅器中均有齒柄刀、短莖式曲刃劍、鏡形飾等。夏家店上層文化和魏營子文化關系密切。
夏家店上層文化晚期與十二臺營子文化早期以努魯兒虎山為界并行發(fā)展,兩者有諸多相近的因素,彼此聯(lián)系密切。兩者均有石槨墓,結(jié)構(gòu)相近。十二臺營子文化接受了夏家店上層文化的短莖式曲刃劍、T形柄曲刃劍、環(huán)首刀、齒柄刀等青銅器,夏家店上層文化也吸收了十二臺營子文化青銅器上的幾何紋裝飾。
張家園上層文化的直刃匕首式劍、獸首直刃劍、鳥首直刃劍、蘑菇形直刃劍、環(huán)首刀、管銎斧、管銎戈等青銅器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同類器形制相同,兩者有著密切的交往。
玉皇廟文化的銎柄直刃劍、齒柄刀、匕首式曲刃劍柄部裝飾動物紋和鋸齒紋、柄部裝飾對虎的短劍、卷曲成環(huán)的猛獸、刀柄上裝飾的群鳥紋的青銅器均受到來自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影響。
夏家店上層文化與中原關系密切,表現(xiàn)在石槨墓中出土大批中原青銅禮器和兵器,青銅禮器種類有簋、鼎、簠、瓿、罍、壺、盉、尊、匜、盨蓋等,兵器種類有戈、鉞等,夏家店上層文化與中原諸侯國之間交往頻繁,貴族模仿中原諸侯的禮制進行埋葬。
夏家店上層文化來自北方地區(qū)的文化因素有仿皮囊式陶器、仿樺樹皮筒形陶器、素面銅鏡、分叉裝鋌式柳葉銅鏃、大型鹿銅飾牌等,其中裝飾篦點幾何紋、動物紋的仿皮囊式陶器等來自松嫩平原的白金寶文化。
夏家店上層文化動物紋豐富多彩,種類有鹿紋、馬紋、虎紋、虎豹紋、鳥紋、羊紋、兔紋、牛紋、蛇紋、群獸紋、卷曲成環(huán)的猛獸紋等,有浮雕、透雕、圓雕等多種表現(xiàn)手法,是斯基泰野獸紋發(fā)源地之一。
在蒙古中、東部和外貝加爾地區(qū)的石板墓文化中出土陶鬲的形制與夏家店上層文化同類器相近,陶鬲向北傳播,經(jīng)由呼倫貝爾高原,到達蒙古中、東部和外貝加爾地區(qū)。
獸形首刀和短劍造型與歐亞草原西部塞伊馬-圖爾賓諾文化的裝飾風格一致,反映出歐亞草原西部對東部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影響。
馬銜、馬鑣廣泛分布在歐亞草原,其源頭在歐亞草原西部地區(qū),向東傳播整個歐亞草原。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的馬銜和馬鑣與外貝加爾、蒙古、阿爾泰、圖瓦地區(qū)的形制更為接近,說明在馬具方面與歐亞草原東部地區(qū)有更多聯(lián)系。
聯(lián)珠形飾多見單行,少見雙行,最少雙聯(lián),最多二十三聯(lián)。源頭在西亞地區(qū),向東經(jīng)過新疆南灣文化、河西走廊四壩文化,到達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在蒙古、外貝加爾、阿爾泰、圖瓦、米奴辛斯克盆地均有發(fā)現(xiàn),反映出歐亞草原東部地區(qū)裝飾方面的廣泛聯(lián)系。
雙尾垂飾的上部為一至三個聯(lián)珠,下接一個弧形雙尾,分布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和蒙古地區(qū),兩地有著文化交流。
臥虎牌飾最早出現(xiàn)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向西傳播,在北方長城地帶的玉皇廟文化、毛慶溝文化、桃紅巴拉文化均有臥虎牌飾出土,歐亞草原上出土臥虎牌飾數(shù)量較少,應該與中國北方臥虎牌飾有關。
(四)十二臺營子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十二臺營子文化以遼寧省朝陽縣十二臺營子墓地而得名,也稱“凌河文化”或“凌河類型”。分布在努魯兒虎山和醫(yī)巫閭山之間的大、小凌河流域。年代在西周中期至戰(zhàn)國中期(公元前10-前4世紀)。一種觀點認為可能與貊族有關,一種觀點認為是遷往朝鮮半島的韓侯之國,一種觀點認為是東胡。
房屋有半地穴式建筑,也有地面式建筑。平面多為圓形,分為單間和雙套間兩種布局。地面建筑的墻體為石筑或夯筑。
墓葬有土坑豎穴墓、木槨墓、石槨墓,有的木槨墓的木槨外還砌筑石槨。多數(shù)為單人葬,少數(shù)為雙人葬,仰身直肢。隨葬青銅器、陶器、石器等。還有利用窖穴進行埋葬,上下疊壓,骨骼排列無序,死者屬非正常死亡。殉牲動物有牛頭、牛肩胛骨、牛腿、羊肩胛骨。
陶器多數(shù)為夾砂陶,少數(shù)為泥質(zhì)陶。陶色呈紅色、紅褐色、灰褐色和灰色。素面,手制,外疊唇。器形有鼓腹鬲、深腹筒形罐、帶柄罐、侈口鼓腹罐、大口罐、長頸壺、雙耳壺、深腹缽、斂口缽、碗、鼎、豆等。
青銅器數(shù)量較多,既有中原式青銅器,也有自身特點的本土青銅器。器形有短莖式曲刃短劍、銎柄曲刃短劍、盔、甲葉、矛、鏃等兵器,刀、斧、錘斧、鑿、錐、勺形器、鈴、網(wǎng)墜、魚鉤等工具和生活用具,鏡、鏡形飾、牌飾等裝飾品。具有特色的動物造型有蛇、蛙、鰩魚、雙蛇銜蛙等,還有虎、狼、鹿、鳥及人面等。
石器有斧、刀、杵、臼、磨盤、磨棒、網(wǎng)墜等,以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為主,飼養(yǎng)牛、馬、羊等家畜,兼營漁獵。
十二臺營子文化是由魏營子文化發(fā)展而來,是魏營子文化直接繼承者。十二臺營子文化陶器繼承了魏營子文化的夾砂紅陶和紅褐陶,素面,手制,火候低,外疊唇、橫鋬耳,以及疊唇深腹罐、圈足碗、斂口缽、敞口盂等器形特點。魏營子文化的齒柄刀、鏡、扇形斧、盔等青銅器在十二臺營子文化繼續(xù)發(fā)展。在十二臺營子文化早期保留了魏營子文化的木槨葬具和殉牲的習俗。
十二臺營子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關系密切,曾有學者把它作為夏家店上層文化一個地方類型。兩者墓葬均有土坑豎穴墓和石棺墓,青銅器中都流行銎柄曲刃短劍、T形柄曲刃短劍、短莖曲刃短劍、齒柄刀、鏡形飾、聯(lián)珠形飾和雙尾形飾等,其中短莖式曲刃劍、銎柄劍、齒柄刀、鏡形飾是由夏家店上層文化向十二臺營子文化傳播的。
十二臺營子文化隨葬的中原式青銅器,既有青銅容器和兵器,也有青銅工具和車馬器。種類有簋、鼎、長胡三穿戈、環(huán)首削刀、車軎、馬面形當盧、鈴等,均從中原各國輸入的。當?shù)罔T造的斧、鑿、錐等青銅工具也與中原地區(qū)的同類器物形制相同,是中原地區(qū)青銅工具向十二臺營子傳播的結(jié)果。
戰(zhàn)國時代中期玉皇廟文化的虎飾銅牌、鹿形飾金器等玉皇廟文化因素傳播到十二臺營子文化,到戰(zhàn)國晚期有更多的玉皇廟文化因素如銅馬飾牌、金野豬飾牌、銅人形飾、銅垂墜、銅不規(guī)則形飾等傳播到遼西地區(qū)的五道河子墓地。
十二臺營子文化與遼東地區(qū)青銅文化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帶柱狀鋬耳的疊唇筒腹罐、長頸壺、侈口罐是來自遼東的文化因素。沈陽鄭家洼子墓地出土的飾菱形紋斧、曲刃青銅短劍、石制枕形劍柄加重器、齒柄刀、飾三角勾連紋雙鈕鏡、鏡形飾等青銅器與十二臺營子文化同類器相似。朝鮮半島出土短莖式曲刃短劍、T形劍柄、裝飾菱形紋的扇形斧、多鈕鏡、鈕鐘、雙翼鏃等青銅器與十二臺營子文化的同類器形制相同,表明十二臺營子文化向東傳播到朝鮮半島,短莖式曲刃短劍向東傳播到日本列島。
遼西地區(qū)青銅時代文化產(chǎn)生于本土,與中原地區(qū)關系密切,同時來自遼東地區(qū)和歐亞草原的文化因素不斷融入本地區(qū),以努魯兒虎山為界,以西的夏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達到鼎盛階段,向西向北影響到圖瓦、阿爾泰、米奴辛斯克盆地、蒙古高原和外貝加爾地區(qū);以東的十二臺營子文化發(fā)達的青銅器向東北傳播,波及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
二、河套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河套地區(qū)的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有白敖包文化、朱開溝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西麻青類遺存。
(一)白敖包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白敖包文化以內(nèi)蒙古伊金霍洛旗白敖包遺址而得名,也稱“大口二期文化”。分布在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陜北和晉西北地區(qū)。年代在龍山時代晚期的偏晚階段至夏代早期(二里頭文化二期前后)。
在石峁遺址發(fā)現(xiàn)了石砌城墻。房屋分為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兩類,半地穴式建筑較多,地面式建筑較少。平面形狀呈圓形、方形、長方形和不規(guī)則形四種,早期流行白灰居住面建筑。
墓葬多數(shù)為土坑墓,少量為甕棺葬。土坑墓中多數(shù)為豎穴墓,少數(shù)為土洞墓,少部分有壁龕,少部分有木質(zhì)葬具,一般集中在墓葬區(qū),少部分散布在居住區(qū)。甕棺葬多數(shù)分布在居住區(qū)的房屋周圍,少數(shù)建在房屋墻基下。
居住址內(nèi)出土陶器和墓葬中隨葬陶器差別較大。居住址內(nèi)陶器為實用器,以夾砂陶為主,泥質(zhì)陶數(shù)量較少,器表多裝飾籃紋和繩紋。器形有高領罐、斂口甕、斝、鋬手鬲、花邊鬲、盆形大袋足鬲、斂口甗、帶流盉、大口尊等。墓葬中隨葬陶器多為冥器,以泥質(zhì)陶為主,少量為夾砂陶,流行方格紋和籃紋,器形有高領罐、單耳罐、雙耳罐、單把鬲、帶流盉、豆等。甕棺為大型生活實用器,與居住址內(nèi)陶器相同。
石器種類有鏟、刀、杵、斧、錛、鑿、鏃等。骨器有鏃、錐等。在石峁和新華遺址均發(fā)現(xiàn)了大量玉器,種類有鏟、刀、鉞、璋、環(huán)、佩飾等。青銅器有鑿、針等小型工具和臂釧、耳環(huán)等裝飾品。
白敖包文化承襲了當?shù)氐挠琅d店文化的斂口斝、單耳鬲、鋬耳鬲、斂口甗、斂口盉、三足甕、折肩罐、雙小耳罐、單耳罐、高領壺、大口尊、斜腹盆、淺盤高柄豆、傘形器蓋等陶器,構(gòu)成了白敖包文化主體。
雙大耳罐、深腹矮柄碗形豆等來源于齊家文化。敞口斝、花邊罐、雙中耳罐等來源于客省莊文化。厚方唇肥足鬲、折腹盆形簋、折腹圈足罐等來源于晉南的陶寺文化。直口圓腹收底壺、方格紋卷沿單耳罐等來源于豫西的王灣三期文化。三足杯、單耳碗、圈足盤、三足鬹形器等來自豫西的王灣三期文化,經(jīng)晉南的陶寺文化,沿汾河向北傳入到白敖包文化。
白敖包文化是在永興店文化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在形成過程中受到齊家文化、陶寺文化和王灣三期文化等周邊文化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河套地區(qū)的單耳鬲、單耳鬹、單耳罐也傳入豫西晉南地區(qū),兩地交流頻繁,關系密切。朱開溝遺址中出土的平折沿斜弧腹陶盆,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近似,表明夏文化對白敖包文化也產(chǎn)生了影響。
(二)朱開溝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朱開溝文化以內(nèi)蒙古伊金霍洛旗朱開溝遺址而得名。分布在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年代在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相當于二里頭文化三、四期至二里崗文化。一種觀點認為朱開溝文化是先鬼方文化。
房屋有半地穴式建筑和地面建筑兩種結(jié)構(gòu),分為單室、雙室和三室,單室數(shù)量最多。單室平面呈凸字型,雙室平面呈呂字型,三室平面前中后三間一字排列。墓葬有長方形土坑豎穴墓和甕棺葬兩種。
陶器有夾砂、砂質(zhì)和泥質(zhì)三種陶質(zhì)。器表紋飾以繩紋為主,流行蛇紋裝飾。器形有蛇紋鬲、花邊鬲、三足甕、敞口甗、帶紐罐、盆、粗柄豆、簋等。
石器種類有斧、杵、鏟、鉆孔鐮、梯形弧身刀、鏃、礪石、紡輪等。青銅器有環(huán)首弧背刀、環(huán)首直刃匕首式短劍、直內(nèi)戈、空首斧、鏃、鍪、護牌、鼎、爵、項飾等生產(chǎn)工具、兵器、裝飾品、禮器等。
肥袋足鬲和帶紐罐秉承本地龍山時期以來的文化傳統(tǒng)。花邊鬲、三足甕等陶器承繼白敖包文化的同類器。束頸盆、平沿盆、敞口盆形甗、敞口小盆形缽、深腹罐、鳥形陶塑和鉆孔石鐮與下七垣文化同類器器型相同。雙系罐、折腹盆、弧腹盆、折沿碗、方杯、器蓋等陶器與二里頭文化同類器器型相近似。朱開溝文化是在當?shù)匚幕A上吸收下七垣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一些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高領鬲、侈沿深腹鬲、斂口圓腹缽和淺腹細柄豆等陶器來源于晉中地區(qū)夏至早商時期文化因素,并且晉中地區(qū)是下七垣文化、二里頭文化和早商文化與朱開溝文化交流的通道。
淺袋足鼓腹鬲、乳狀肥袋足帶有實足根的鬲、大敞口喇叭形圈足簋和卷沿弧腹甗盆等陶器,與大坨頭文化同類器形制相近,是大坨頭文化傳播而來。大坨頭文化的侈沿深腹肥袋足鬲可能受朱開溝文化影響而產(chǎn)生的。大坨頭文化和朱開溝文化交往頻繁。
粗柄淺盤陶豆、碗形陶簋、云雷紋陶盆、云雷紋陶罐、云雷紋銅鼎、直內(nèi)銅戈等是來自早商文化的因素,同時朱開溝文化因素的乳狀肥袋足陶鬲、蛇紋陶鬲、梯形弧身石刀也在早商文化中有所發(fā)現(xiàn),早商文化和朱開溝文化相互影響,交流密切。
朱開溝文化蛇紋鬲沿長城沿線東西傳播,向南傳播到中原地區(qū),向北傳播到外貝加爾湖地區(qū),至于是否是朱開溝文化居民向蒙古和外貝加爾地區(qū)遷移,還是朱開溝文化的因素傳播,目前還不能確知。
朱開溝文化的環(huán)首直刃匕首式短劍不僅是中國北方地區(qū)出土的時代最早的北方系青銅短劍,也是歐亞草原最早的環(huán)首短劍,這類短劍在朱開溝文化形成后在中國北方地區(qū)傳播,向北傳播到米奴辛斯克盆地。
空首斧最早產(chǎn)生于西亞地區(qū),向東經(jīng)過新疆、河西走廊,傳播到長城地帶,齊家文化、四壩文化、二里頭文化、商文化中都有這類銅器。
(三)李家崖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李家崖文化以陜西省清澗縣李家崖遺址而得名,也稱“光社文化”。分布在陜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北部。年代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約公元前13-前10世紀。一種觀點認為是鬼方,一種觀點認為是方,一種觀點認為是沚方。
李家崖城墻隨地形而筑,南、北、西三面以絕壁河流為屏障,東、西兩面土石筑墻,平面呈不規(guī)則形,南北寬122-213米,東西長495米,面積6.7萬平方米。
房屋有地面起建式和窯洞式兩種,地面起建式房屋平面為方形,夯土筑墻;窯洞式房屋平面呈凸字型。還發(fā)現(xiàn)有帶有院落的房屋,夯土圍墻呈長方形,寬21.85米,長48.8米,面積為1066.28平方米。正北部為一方形房屋,南院門兩側(cè)各有一座門塾類房屋,院內(nèi)還有多處祭祀坑。
墓葬分為土坑墓和甕棺葬兩種。土坑墓為成年人墓葬,長方形豎穴式,有熟土二層臺,填土經(jīng)過夯打,葬具為木棺。多為仰身直肢。甕棺葬為兒童墓,以陶甗上部為葬具,兩端用石板或陶片封堵。
陶器以泥質(zhì)陶最多,其次為夾砂陶。器表多呈灰色,以繩紋為主。器形有分檔鬲、侈沿甗、三足甕、淺腹簋、深腹簋、小口平底甕、侈口折腹盆等。
石器有斧、錘斧、梯形弧身刀、鑿、礪石等。玉器有璜、璧、玦、鑿、刀、鐮等。
青銅器數(shù)量多,分為土著式、混合式和商周式三類。土著類兵器有鈴首曲柄匕首式短劍、盔、管銎斧、管銎鉞、管銎戈、管銎戚、條形刀、鏃等,工具有獸首刀、環(huán)首刀、蛇首匕、羊首勺、蛇首帶環(huán)勺、獸首帶環(huán)勺、雙蛇戲蛙柄勺等,車馬器有車軎、車轄、輿攔飾、當盧、鈴、單球鈴、雙球鈴、鑾鈴、銅泡等。裝飾品有梳、璜形項飾、蛙首笄等?;旌项惽嚆~器是商文化因素與土著文化因素相結(jié)合的器類,有S形云紋鼎、提梁卣、細頸雙耳壺、直線紋簋、帶鈴觚、龍紋觥、三足盤、帶鈴豆、銎戈、帶鈴鐸形器、斧、錛、鑿、戕等。
墓葬中普遍出土金器,種類有耳環(huán)、璜形項飾、片飾等,最具特色的是耳環(huán),用金片制成螺旋狀,尾部金絲上穿有綠松石。
李家崖文化由朱開溝文化發(fā)展而來,花邊鬲、蛇紋鬲、敞口盆形甗、三足甕、折肩罐、簋、盆、缽、豆等陶器與朱開溝文化一脈相承。四面砌筑土墻的地面建筑承繼了朱開溝文化地面建筑房屋筑墻建筑方法。多種形制的銅刀是朱開溝文化銅刀的發(fā)展。
圍坊三期文化花邊鬲和蛇紋鬲與朱開溝文化和李家崖文化同類器相似,圍坊三期文化的曲柄匕首式短劍、管銎斧、環(huán)首刀、鹿首刀、三凸鈕環(huán)首刀等青銅器與李家崖文化同類器相近似,反映出圍坊三期文化和李家崖文化聯(lián)系密切。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雙肩耳罐與劉家文化同類器相近似,來源于劉家文化。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單孔直內(nèi)鉞、半月形有銎鉞、曲尺形有銎斧、尾帶圓柱有銎斧、長管銎斧、條形有穿帶孔刀等青銅器來源于卡約文化,管銎斧和鉞源頭在西亞地區(qū),經(jīng)過新疆、河西走廊,到達中國北方地區(qū)。
李家崖文化深受晚商文化影響,李家崖文化出土大量商式青銅器,種類有鼎、斝、甗、罍、瓿、壺、卣、簋、盤、觚、爵等禮器,鉞、戈、戚、鏃等兵器,環(huán)首刀、斗等生活用具,掛韁鉤等車馬器,其造型和紋樣與殷墟出土的同類器完全相同,均來源于殷墟。李家崖文化的圓圈紋和云雷紋具有商文化陶器紋飾風格,腹部裝飾三角紋的簋也來源于商文化。掛韁鉤最早產(chǎn)生于殷墟,向北傳播到長城地帶、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亞。李家崖文化蛇紋鬲傳播到關中地區(qū)商文化中,土著式青銅器也傳播到殷墟。
李家崖文化出土的豆、錐形袋足鐮襠鬲、銅鏃與西周早期同類器相似,反映出李家崖文化與西周早期的聯(lián)系。
鈴首曲柄匕首式劍發(fā)源于李家崖文化,在北方草原廣泛分布,在圍坊三期文化和水泉文化均有發(fā)現(xiàn)。李家崖文化青銅刀由朱開溝文化發(fā)展而來,環(huán)首刀、雙環(huán)首刀、三凸紐環(huán)首刀、獸首刀流行于北方草原,傳播到蒙古、外貝加爾和米奴辛斯克盆地。掛韁鉤產(chǎn)生于殷墟,向北傳播到中國北方地區(qū)、蒙古高原和米奴辛斯克盆地。銅盔產(chǎn)生于李家崖文化,沿長城地帶傳播,向北傳播到蒙古和阿爾泰地區(qū)。
銅泡源頭在西亞,在中國最早出現(xiàn)在新疆的南灣文化和甘青地區(qū)的齊家文化、四壩文化,晚商時期李家崖文化出現(xiàn)銅泡,然后在中國北方地區(qū)廣泛流傳。在西西伯利亞、米奴辛斯克盆地、阿爾泰、外貝加爾地區(qū)也有銅泡出土。
璜形項飾有銅、銀、金三種質(zhì)地,整體呈半月形,兩端有彎勾,兩個尖端處有小孔,便于系繩懸掛。最早產(chǎn)生于黃河沿岸,向北影響到外貝加爾、蒙古、圖瓦地區(qū)。在更西的阿爾泰、哈薩克斯坦至東歐地區(qū),廣泛流行用金屬絲制成的胸飾品,其上裝飾復雜的圖案,一般為神話傳說內(nèi)容。
蛇首匕主要分布在晉陜黃河兩岸的李家崖文化中,分布在歐亞草原西部卡馬河流域的塞伊馬文化也發(fā)現(xiàn)了形制相似的蛇首匕,李家崖文化和塞伊馬文化有共同的文化因素。
(四)西岔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西岔文化以內(nèi)蒙古清水河縣西岔遺址而得名。分布在內(nèi)蒙古中南部地區(qū)。年代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
房屋為方形半地穴式建筑,地穴四周筑夯土墻。成人墓葬為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流行單人側(cè)身直肢或略屈肢,隨葬彈簧式銅耳環(huán)、管銎銅斧、石壁、穿孔石鏟、骨錘、玉環(huán)、瑪瑙珠、綠松石、海貝等。
陶器多見泥質(zhì)和夾砂褐陶,器表流行繩紋,器形有高領鬲、侈沿鬲、侈口甗、高領罐、小口甕、雙耳罐、單把罐、鼓腹罐、鼎、盆、缽、豆等。流行雙鋬和外疊唇風格。
石器有斧、鏟、刀、鑿、礪石等。青銅器有管銎斧、刀、錐、鏃、耳環(huán)等。
西岔文化繼承了朱開溝文化的梯形弧身石刀、卷沿鼓腹盆、動物形陶塑和銅耳環(huán)和矮領雙鋬鬲、盆形甗、盆的制作方法,以及陶鬲的花邊裝飾風格,西岔文化是在朱開溝文化基礎上接受較多來自晉中地區(qū)高領鬲因素而形成的。
雙鋬鬲與碾子坡文化同類器器形相近似,西岔文化與碾子坡文化之間存在交流。雙耳罐、雙耳鬲、舌狀足跟鬲與劉家文化的同類器形制相近,來源于劉家文化。高領罐與辛店子文化的同類器特點相同,辛店子文化與西岔文化聯(lián)系密切。
彈簧式銅耳環(huán)來自歐亞草原西部的外高加索及其相鄰地區(qū),向東經(jīng)新疆、甘青地區(qū)到達中國北方地區(qū),中國早于西岔文化出土彈簧式銅耳環(huán)的文化有甘青地區(qū)的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以及新疆地區(qū)的南灣文化,在歐亞草原廣泛流行。
(五)西麻青類遺存與周圍的關系
西麻青類遺存以內(nèi)蒙古準格爾旗西麻青墓地命名。年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墓葬均為土坑豎穴墓,葬式為仰身直肢和仰身屈肢,頭向北。殉生為羊肢骨,放置在身體一側(cè)。隨葬品放置在頭上或腳下,以陶器為主,基本組合為鬲、盂、罐,還有少量單耳罐、雙耳壺,還有彈簧式耳環(huán)、帶扣、骨簪、玉玦、料珠等。
西麻青類遺存的陶鬲、盂等陶器是西周文化典型陶器,其主體來源于西周文化,彈簧式耳環(huán)與西岔文化同類器形制相同,但大量的夾砂鼓肩罐具有自身特點,少量的雙耳壺、單耳罐、花邊鬲具有北方風格。
河套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產(chǎn)生于本土,深受中原地區(qū)文化影響,白敖包文化、朱開溝文化、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的居民過著定居生活,經(jīng)濟均以農(nóng)業(yè)為主,飼養(yǎng)豬、綿羊、牛、狗等家畜,狩獵作為經(jīng)濟補充,西麻青類遺存是西周文化北移而形成的。河套地區(qū)地處長城地帶中段,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區(qū)交匯處,在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東西南北文化傳播過程中起到了樞紐作用。
三、內(nèi)蒙古高原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內(nèi)蒙古高原北部的呼倫貝爾高原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分布著石板墓文化,錫林郭勒草原有金斯太洞穴遺址青銅時代遺存,
(一)呼倫貝爾高原石板墓文化與周圍的關系
經(jīng)過發(fā)掘墓地有哈烏拉石板墓群分布在哈烏拉山陽坡上,墓葬南北成行排列,墓葬為東西向。墓地分為東、西兩區(qū),兩者相距600米。東區(qū)有85座墓葬,在墓區(qū)東北5米處直立一塊長方形石板。西區(qū)有21座墓葬,在墓區(qū)東面近4米處立長方形石板兩塊,兩者間距5米。在長方形豎穴二層臺土坑的四壁貼立石板,四角砌較高的角石,個別墓長向兩邊的石板還伸出兩端,在二層臺下的豎穴為墓室,有的墓葬在二層臺土坑上覆以石板。石板墓大小不等,長1.3-4.7米,寬1-3.6米。墓坑內(nèi)發(fā)現(xiàn)零星人骨和少量隨葬品,有夾砂黃褐陶罐、輝石珠子和長方形蚌刀等。
呼倫貝爾高原石板墓與分布在蒙古中部、東部、外貝加爾南部和貝加爾湖沿岸地區(qū)的石板墓的文化性質(zhì)相同,均為石板墓文化,隨葬北方青銅器、石器、骨器和陶器等,出土動物骨骼有馬、牛、羊、狗、鹿、鳥等,以游牧經(jīng)濟為主,狩獵作為經(jīng)濟補充。圜底陶器與東西伯利亞的陶器傳統(tǒng)有密切聯(lián)系,陶鬲來自中國東北地區(qū),北方青銅器流行于歐亞草原。
(二)錫林郭勒高原青銅時代遺存與周圍的關系
在金斯太洞穴遺址上層出土有商代陶器、銅器、骨器和蚌器等,陶器以夾砂灰陶為主,還有少量夾砂黑陶和紅陶,火候較低。紋飾有珍珠紋、篦點紋、劃紋、線紋、三角紋和菱形紋,多見乳丁耳。器形有蛇紋三足甕、蛇紋鬲、帶紐罐、杯等。
珍珠紋是來自貝加爾湖地區(qū)的文化因素。蛇紋三足甕、蛇紋鬲和帶紐罐與朱開溝文化同類器非常接近,朱開溝文化因素向北傳播到錫林郭勒高原。
內(nèi)蒙古高原青銅時代遺存與長城地帶和東北地區(qū)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存在相互交流,同時與蒙古高原聯(lián)系密切。
四、結(jié)語
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位于歐亞草原文化東南部,南與中原文化為鄰,與中原地區(qū)關系密切,與其他歐亞草原青銅文化相互交流頻繁,陶器與中原地區(qū)趨同,青銅器分為土著式、中原式和混合式三類,土著式和混合式青銅器組成北方系青銅器,在歐亞草原廣泛流行。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白敖包遺址發(fā)掘報告”(編號:12KBG006);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社會科學規(guī)劃項目“內(nèi)蒙古地區(qū)民族關系史”(批準號:MZWH2014-032)。
[作者簡介]索秀芬,女,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李少兵,男,內(nèi)蒙古博物院研究員。
(本文原刊于內(nèi)蒙古社科院歷史所 編《朔方論叢》第五輯,內(nèi)蒙古大學出版社2016年)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nèi)蒙古工作隊:《內(nèi)蒙古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62年第2期。
鄒衡:《關于夏商時期北方地區(qū)諸鄰境文化的初步探討》,《夏商周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33-270頁。
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陰河流域的石城遺址》,《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紀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2-93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79年安陽后崗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85年第1期。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發(fā)掘隊:《河北大廠回族自治縣大坨頭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66年第1期。
趙賓福:《關于高臺山文化若干問題的探討》,《青果集——吉林大學考古專業(yè)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論文集》,知識出版社,1993年,第273-284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偃師二里頭》,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
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磁縣下七垣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
任相宏:《岳石文化的發(fā)現(xiàn)與研究》,《中國考古學會第八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0-119頁。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系:《黑龍江肇源縣小拉哈遺址發(fā)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年第1期。
李水城:《四壩文化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第三輯,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80-121頁。
莫潤先:《安德羅諾沃文化》,《中國百科全書·考古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15-16頁。
林沄:《夏代的中國北方系青銅器》,《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12頁。
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寧朝陽魏營子西周墓和古遺址》,《考古》1977年第5期。
林沄:《說貊》,《林沄學術文集》(二),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39-248頁。
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科學出版社,2007年。
沈勇:《圍坊三期文化初論》,《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辛占山:《康平順山屯青銅時代遺址發(fā)掘報告》,《遼海文物學刊》1988年第1期。
撫順市博物館:《遼寧撫順市發(fā)現(xiàn)殷代青銅環(huán)首刀》,《考古》1981年第2期。
遼寧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鐵嶺市博物館:《遼寧法庫縣灣柳遺址發(fā)掘》,《考古》1989年第12期。
趙賓福:《中國東北地區(qū)夏至戰(zhàn)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23-26頁。
劉觀民、徐光冀:《內(nèi)蒙古東部地區(qū)青銅時代兩種文化》,《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創(chuàng)刊號,1981年,第5-14頁。
靳楓毅:《夏家店上層文化及其族屬問題》,《考古學報》1987年第2期。
朱永剛:《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初步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99-128頁。
朱永剛:《論高臺山文化及其與遼西青銅文化的關系》,《中國考古學會第八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9-156頁。
紀烈敏:《燕山南麓青銅文化的類型譜系及其演變》,《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03-122頁。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軍都山墓地》,文物出版社,2007年。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學系:《肇源白金寶——嫩江下游一處青銅時代遺址的揭示》,科學出版社,2009年。
王成:《內(nèi)蒙古海拉爾西山發(fā)現(xiàn)大型陶鬲》,《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
李剛:《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9頁、156-157頁。
朱貴:《遼寧朝陽十二臺營子青銅短劍墓》,《考古學報》1960年第1期。
林沄:《說貊》,《林沄學術文集》(二),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39-248頁。
王建新:《真番馬韓考》,《考古文物研究——紀念西北大學考古專業(yè)成立四十周年論文集(1956-1996)》,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97-407頁。
王成生:《遼河流域及鄰近地區(qū)短鋌曲刃劍研究》,《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學會成立大會會刊》,沈陽,1981年,第92-99頁。
董新林:《魏營子文化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0年第1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凌源縣五道河子戰(zhàn)國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9年第2期。
沈陽故宮博物館、沈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沈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的墓葬》,《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
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金霍洛旗文物管理所、鄂爾多斯博物館:《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墓地發(fā)掘簡報》,《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第二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第327-337頁。
呂智榮:《朱開溝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考古與文物》1991年6期。
許偉:《晉中地區(qū)西周以前古遺存的編年與譜系》,《文物》1989年第4期。
烏恩岳斯圖:《北方草原考古學文化研究——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科學出版社,第85頁。
張映文、呂智榮:《陜西清澗縣李家崖古城址發(fā)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年第1期。
呂智榮:《朱開溝文化遺存與李家崖文化》,《考古與文物》1991年6期。
李伯謙:《從靈石旌介商墓的發(fā)現(xiàn)看陜晉高原青銅文化的歸屬》,《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
張萬鐘:《商時期石樓、保德與“沚方”的關系》,《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第11期。
牛世山:《劉家文化的初步研究》,《遠望集——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年文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第200-213頁。
高東陸:《略論卡約文化》,《考古學文化論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53-165頁。
張文立、林沄:《黑豆嘴類型青銅器中的西來因素》,《考古》2004年第5期。
林沄:《關于青銅弓形器的若干問題》,《林沄學術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第251-261頁。
李剛:《中國北方青銅器的歐亞草原文化因素》,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34-239頁。
國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考古系:《晉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55頁。
劉軍社:《論碾子坡文化》,《遠望集——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年文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年,第221-232頁。
張學正、水濤、韓翀飛:《辛店文化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22-144頁。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學文化淺論》,《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科學出版社,2001年,第184-187頁。
曹建恩:《內(nèi)蒙古中南部商周考古研究的新進展》,《內(nèi)蒙古文物考古》2006年第2期。
郝思德:《內(nèi)蒙新巴爾虎右旗哈烏拉石板墓》,《北方文物》1988年第4期。
Hash:54a247a987da56c32eed3a7eaef187ac59d05562
聲明:此文由 朔方論壇 分享發(fā)布,并不意味本站贊同其觀點,文章內(nèi)容僅供參考。此文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權(quán)益,請聯(lián)系我們 kefu@qq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