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敗的筒子樓,蝸居著舊時代的天之驕子
本文作者: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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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啦筒子樓,再見啦年輕時代。
”
自貢市民老黃仍然記得,1971年跟父母搬進“萬歲大樓”那天,17歲的他左手拎著大瓷盆,右手抱著花鋪蓋,意氣風(fēng)發(fā)地走在市中心體育場路,遠遠就看見了那棟筒子樓頂上“毛主席萬歲”五個大字。一切都讓他相信,美好的新生活就在眼前。
如今,“筒子樓”所背負的臟亂差污名已經(jīng)限制了人們的想象力。但在上世紀(jì)70年代,許多青年都曾帶著“時代天之驕子般的驕傲”,在日記里記下搬入筒子樓的那天。
北京上世紀(jì)的筒子樓宿舍。Rene Burri/攝
筒子樓作為計劃經(jīng)濟的標(biāo)配,早已成為了幾代社會主義接班人的共同回憶。
在一間間標(biāo)準(zhǔn)化的小屋里,人們因共同貧窮而感覺并不貧窮,并在熱氣騰騰的集體生活里,結(jié)婚、生子、老去。而筒子樓也市場浪潮下,迎來了自己的垂暮之年。
驕傲者的“蝸居”
“那時候哪有錢買房?肯定是等單位分啊!”家住廣州的78歲陳老伯,回想起上世紀(jì)末分房的事情感慨萬千。
新中國成立后,許多單位興建筒子樓解決職工住宿問題。這些樓參照了蘇聯(lián)的“赫魯曉夫樓”,模樣都是相似的,和大學(xué)宿舍無異——一條長長的、燈光昏暗的走廊,串起許多10平米左右的單間,每層樓有公共水房和廁所。因為走廊兩端通風(fēng),像個大筒子,俗稱“筒子樓”。
對于當(dāng)時的年輕人,“買房”和“房貸”簡直如同天方夜譚,住筒子樓才是一生中必須經(jīng)歷的階段。
丨1995年,制衣公司為外來的打工妹安排了整潔的筒子樓宿舍,使她們“樂不思蜀”。王瑤/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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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時候,一人分到筒子樓,全家光榮。住慣了平房的大伙覺得樓房很是洋氣:“好家伙,平房變成了樓房,誰不愿意?”
90年代以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兩個多平方米。相當(dāng)于一家五口人只能擠在十多平米的空間。設(shè)計過筒子樓的老建筑師吳藻無奈道:“當(dāng)時的居住水平僅僅解決的是‘有’‘無’住房的問題?!?/p>
70年代到80年代,單位蓋筒子樓成風(fēng),幾乎一模一樣的樓房被批量上線,很快覆蓋了全國城市。
1993年,上海樓房排成排,像是被“復(fù)制粘貼”而來。Stuart Franklin/攝
濟南孫先生對《生活日報》講的一則往事很能說明問題。他有一位長相比較“困難”的同學(xué),個子矮,還斜眼。上學(xué)的時候大家都看不起人家。
可80年代初,這位同學(xué)“接家人的班”在鐵路謀了差事,一上班就在天橋附近的筒子樓分了單人宿舍,沒過兩年,就把班花娶回了家。
70年代末,青島寧化路79號“筒子樓”內(nèi),鄰里相處和睦。王錫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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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以后,大批被下放到農(nóng)村的教師返回學(xué)校,許多學(xué)生宿舍變成了家屬樓。那時起高校變成了筒子樓的集中地,當(dāng)年的青年教師幾乎都在筒子樓留下過摸爬滾打的回憶。
單身職工往往兩人分一間。如果兩位同屋都在熱戀,通常會商量出一個互惠互利的守則,每周有幾小時把空間讓給對方,容納無處安放的荷爾蒙。
一間房里合住兩個青年,顯得十分雜亂。
吉林大學(xué)教授高文新回憶,他住的四層筒子樓在解放大路,每層64個房間,每個房間11平米,全樓擠進了200多戶教職工。
“2米寬的走廊兩側(cè)擺滿了各家的煤油爐和炊具,人們走過時要側(cè)身,一不小心,沾得滿身油污。200多臺煤油爐一年四季的熏烤,墻上掛滿了油灰網(wǎng),空氣中彌漫著煤油的氣味。孩子送到幼兒園,老師一聞,就知道這是‘解放大路’的孩子。”
2002年,河南洛陽,筒子樓公用廚房里抱著孩子做飯的婦女。蕭律/視覺中國
只有一個屋子,孩子不睡就沒法看書。拖家?guī)Э诘摹扒嘟獭敝荒茏炖锝乐垼吞嶂営[室和實驗室跑。等孩子睡熟,再回來伏在小桌上備課。
所以人民大學(xué)教師李世銀決定推遲了要孩子:“我的孩子沒在這兒出生,是搬了家以后生的,因為當(dāng)時我就感覺到這兒環(huán)境不太好,對孩子不利,所以就只好晚要孩子?!?/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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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一個“熟人社會”,同一個單位的同事都到水房里面洗臉、洗衣服、洗菜,免不了開起“八卦茶話會”。
一位住戶回憶自己的一次泄密經(jīng)歷:“我在水房時,一位單位職工的女家屬問我,大哥,最近單位發(fā)獎金了嗎?我想都沒想就順口回答:發(fā)了,大約多少錢云云。誰曾想,晚上那位女家屬的男職工就找到了我,面露緊張的難色,小聲說:大哥,您是不是告訴我老婆發(fā)獎金了。我說:對??!他說:求您以后千萬別告訴她,我這點私房錢,抽煙的錢被她搜走了,慘?。∥伊⒓春蠡谌f分,不經(jīng)意的一句話讓這位老弟沒有了自主權(quán)?!?/p>
2015年9月17日,上海市楊浦區(qū),近60年歷史的老筒子樓里,一名赤膊上身的男子正擺弄洗衣機。任躍—/攝
這只是信息大會的冰山一隅,同一屋檐下,沒有什么隱私是捂得住的。
在筒子樓住了18個年頭的蔡先生對此感觸頗深,“誰家來了什么客人,誰家新買的壓力鍋出了什么毛??;誰的夫妻常吵架,誰家男人怕老婆;誰家丈夫有外遇,誰家媳婦是二婚;誰家的哥哥是大沿帽(警察),誰家的弟弟是方向盤(汽車司機);誰家的兒子不是他媽親生的,誰家來京戶口靠的是走后門”,都成為“共享信息”的一環(huán)。
筒子樓里的水房都是公用的,大人們在洗衣服,小孩子則在一旁玩水。蕭律/攝
雖然都裹著煙火氣,但由于單位性質(zhì)不同,筒子樓的氛圍也有微妙的差別。學(xué)者扎堆的筒子樓憑借其“掃地僧”一樣的氣質(zhì),養(yǎng)活了今天市面上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
在孔慶東筆下,筒子樓在北大中文系教授生活中是個魔術(shù)背景:“溫儒敏的煤氣罐,錢理群的破鋁鍋,陳平原的跨欄背心,曹文軒的搪瓷飯盆,陳列在筒子樓的走廊里,那就是充滿仙氣的寶貝,倘若薈萃在公寓樓的陽臺上,那就是一堆破爛兒?!?/p>
筒子樓一戶家中看電視的小孩。蕭律/視覺中國
而在哈爾濱松花江街,省文化局、省電影廠居住的職工家屬樓算最文藝的場所。因為每天晚上都有演出。地下室俱樂部不大的舞臺上有一個小圓鼓,居民上臺演了一場場京韻大鼓、二人轉(zhuǎn)、東北民歌。
而在走廊的盡頭,電影廠的人會掛上銀幕放電影。孩子們負責(zé)把門,外院的小孩兒想進來看,還需要付“門票”,往往是幾顆花生,幾顆糖,或者一個橘子,都是憑票證供應(yīng)的珍貴禮物。
2002年,河南洛陽,筒子樓里居住的孩子們。蕭律/視覺中國
借個蔥姜蒜,幫忙照看個孩子都是經(jīng)常的。每個孩子都吃過“百家飯”,每個孩子都擔(dān)任過“送飯大使”。
有些樓里甚至發(fā)展出頗具人文關(guān)懷的“創(chuàng)意服務(wù)”。
比如趙女士記得,童年所住筒子樓盡頭的房間住著兩位老太太,是同樓某個職工的母親和丈母娘。老太太愛抽煙,可女兒不給買,孩子們就到附近的火車站撿煙頭,扒出煙絲給姥姥吸。
2014年4月10日,杭州,張阿姨在公共洗手池邊洗菜,準(zhǔn)備一家人的晚飯。ZJOL/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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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學(xué)琴過程中我做的讓你覺得最感動的一件事是什么?”
“有一天早晨,你為了讓我多練一分鐘琴,把在筒子樓里的公共廁所門口,以節(jié)省我上廁所等待的時間?!?/p>
這是郎朗父子之間的一次問答。
除了在記憶中被不斷美化的人情味兒,公共空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尷尬而具體的生活對每個住戶都一視同仁。
郎朗在筒子樓里投入地練琴。韓曉剛/視覺中國
那時候,郎爸正帶著郎朗租住在北京一處筒子樓,10平米左右的房間塞下鋼琴就只剩下床,三家人共用一個衛(wèi)生間。
有時夜里有老鼠,郎爸睡也睡不好,總擔(dān)心老鼠啃壞兒子的手指和琴譜。隔音條件很差,郎朗每天凌晨5點開始練琴擾了民,于是有憤怒的鄰居聽見琴聲往門板上砸了一玻璃瓶消毒水。
2006年8月3日,鄭州,筒子樓的公共水房里,每家一個水龍頭、一個水表。為防止別人盜用屬于自家的自來水,一排自來水龍頭都被上了鎖。周一/視覺中國
此外,在公共衛(wèi)生間洗澡被偷看,自家做飯妨礙別人點火,搶著排隊上廁所,門口的雜物礙了事,一切都可能成為不滿情緒的導(dǎo)火索。
趙先生是劍橋大學(xué)畢業(yè)生,已經(jīng)當(dāng)上省財政廳長,仍和妻子住在筒子樓,由于共用的煙道和鄰居鬧過幾次不愉快。他只能常常無奈叮囑保姆:“做完飯別忘了蓋爐蓋,省得人家做飯不好燒?!辈选吧w爐蓋”三個大字貼到爐子上方。
2003年,河南洛陽,一位住戶走進下水道堵塞污水溢出的共用水房。蕭律/視覺中國
2017年2月16日,五道口中國地質(zhì)大學(xué)院內(nèi),筒子樓壞掉的女廁所。風(fēng)藍/攝
不過,除了種種雞毛蒜皮的瑣事,真正值得人們焦慮的還是排隊分房的時機。如果在升遷角斗中勝出,或者拖著一家老小博得領(lǐng)導(dǎo)的同情,就可以贏得更大的住房指標(biāo)。
但即使落敗,人們相信也可以等那么一天,小李在筒子樓熬成了老李,然后順理成章地憑借資歷優(yōu)勢,在單位新房里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了”
在一個高速變遷的社會,沒什么能讓人驕傲太久。隨著市場化時代來臨,筒子樓也進入了它的風(fēng)燭殘年。
1996年,當(dāng)孔慶東博士畢業(yè)留校工作,那時的筒子樓已經(jīng)是個貶義詞,是知識分子待遇低下的象征。據(jù)他分析,“從80年代的本科開始,多數(shù)的優(yōu)秀畢業(yè)生就不愿意留校,其中住房長期不能如意,是關(guān)鍵問題之一?!?/p>
1998年,時任國務(wù)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多次開會表示:“決不讓筒子樓帶入21世紀(jì)!”同年,國務(wù)院決定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
1992年,深圳的自行車企業(yè)宿舍。那時企業(yè)仍有義務(wù)為職工提供食宿。Ian Berry/攝
于是,全國各單位紛紛開起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車。
直接后果是,催生了一批“趕鴨子上架”式的婚姻。因為在分房排隊的鄙視鏈上,已婚永遠優(yōu)于單身,拿到結(jié)婚證就等于拿到新房的準(zhǔn)入證。
“末班車”親歷者王先生感慨,那段時間,同事們的辦公桌上經(jīng)常放著吃不完的喜糖,糖太多,以至于大家都弄不清到底是誰的喜糖。
2013年,昆明紡織廠的廢棄筒子樓,新房房門上還貼著“囍”字。這棟樓已賣給地產(chǎn)開發(fā)商,即將拆除,只剩下滿地垃圾和近半個世紀(jì)的生活印記。墻上寫著“驗”字,表明已經(jīng)驗證通過可以拆遷。任東/攝
當(dāng)時流行的笑話是這么說的,某單位要進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分配方案規(guī)定:如是已婚,則有三分加分,而一年工齡才算一分。
某單身青年算來算去就差那么一分,結(jié)果憋出大招,在雜志刊出征婚廣告:“某男,年輕有為,愛好廣泛,有住房,為解決個人人生大事,現(xiàn)征求一有意者共同生活,年齡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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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以后,筒子樓幾乎成了不合時宜的低端代表,“走出筒子樓”變成了很多打工仔的奮斗目標(biāo)。
2006年,聽說崔健還住在改造過的筒子樓,新京報記者甚至專門探訪,寫了篇《崔健財務(wù)調(diào)查——走紅20年為何仍住“筒子樓”?》。有人佩服老崔一生節(jié)儉,也有人真心發(fā)問,“崔健真的很窮么?”
2017年2月16日,北京,中國地質(zhì)大學(xué)院內(nèi),筒子樓洗漱間,房頂已經(jīng)開始掉墻皮。風(fēng)藍/攝
中國地質(zhì)大學(xué)筒子樓,樓道中昏黃的燈光照射出厚重的灰塵。風(fēng)藍/攝
2016年3月12日晚,武漢,筒子樓住戶在家里搭起塑料棚洗澡。過去這里的居民家中沒有洗澡間,冬天只好在房內(nèi)搭棚洗澡,堅持到現(xiàn)在的人不多了。
2014年,杭州孫師傅當(dāng)年分到的“高端”筒子樓已經(jīng)變成危房。
想當(dāng)年,孫師傅參加完對越反擊戰(zhàn),雄心勃勃地回國擔(dān)任文職工作。1984年,單位給他一家分了20多平米的房子。“當(dāng)時,這個樓還算很高級的,我們一家三口住進來時很滿足,”孫師傅說。
可是30年過去,兒子都成家了,孫師傅一家4口還是住在小小的20多平里,再過幾個月,這個家庭又馬上要再添一位新成員??煞课莩两?、變形的樓道窗戶、經(jīng)常爆掉的水管,被堵塞的公共衛(wèi)生間、房間裂痕、墻體剝落、鋼筋裸露,都成了令人每天心驚膽戰(zhàn)的存在。
2014年4月8日,杭州,孫師傅所住的老樓過道不止外表破損,已經(jīng)出現(xiàn)變形。ZJOL/視覺中國
2011年,成都四川制藥廠職工宿舍,有50多年歷史的3層紅磚筒子樓突然起火。由于整棟老樓房是磚木結(jié)構(gòu),鋪的是木地板,過道堆滿了雜物,熊熊大火很快席卷了整棟樓房。
湖北仙桃居民老李也住在有30年歷史的筒子樓里,這樣的樓在仙桃?guī)缀踅^跡了。
女婿胡小建一個月前剛失業(yè),現(xiàn)在正忙著找工作。他和妻子兩人一個月的收入不到2000元,不僅要供4歲的女兒上幼兒園,還要照顧高位截癱的父親,和半聾半啞的母親。
他常給自己打氣:“只要樂觀堅強,一定能走出筒子樓。”
2012年5月10日,湖北仙桃,看著乖女兒認真寫作業(yè),胡小建說:“再苦也值得?!边@排筒子樓里共居住了24戶人,每間房子僅有22個平方,他們每家都拿到了國家一年600元的廉租房補貼,胡小建說:“最大的心愿就是一家老小能搬進單元樓?!眃en/視覺中國
2012年,西安,一棟破舊的筒子樓成了毒品交易據(jù)點。注射完毒品的劉嫂有些“上頭”,昏沉地靠在沙發(fā)上。華商報王樂/視覺中國
同樣盼望搬走的還有武漢的任先生。他帶著新婚妻子,跟老父親同住在武漢火車站旁的一棟筒子樓。
由于12平方米的婚房漏雨嚴重,大雨時,小夫妻只能去老父親18平米的屋子蹭住。老人堅持讓小兩口睡床,而自己打地鋪。
任先生收集了許多新樓盤的廣告,甚至抱著一樓盤廣告進入夢鄉(xiāng),伴他入睡的還有4個接雨水的桶和盆。他盼望,有一天,城市開發(fā)的轟隆機器,能早點開到“紅樓”這塊寂寥之地。
2016年5月12日,武漢,任先生夫妻橫躺在婚床上,埋身在各大樓盤的廣告單中。由于漏水,床上擺滿了接雨水的桶和盆。朱熙勇/視覺中國
筒子樓“藏污納垢”的名聲甚至傳到了國外。
2003年非典疫情爆發(fā)后,莫斯科警察查封了19座“中國樓”。這些樓多是筒子樓結(jié)構(gòu),有的是廢棄的兵營,有的是高校淘汰的學(xué)生宿舍,最多能擠下數(shù)千名中國“淘金者”。他們多是東北或江浙地區(qū)的農(nóng)民或下崗工人,經(jīng)常七八個人擠在一間小屋,一心一意把各種“中國制造”輸出到莫斯科。
莫斯科市長強調(diào),永久關(guān)閉這些公寓是出于衛(wèi)生防疫考慮。也有中國記者探訪了其中一棟“新莫大”筒子樓,發(fā)現(xiàn)在被查封10天后,樓道里依然散發(fā)著臭味。
俄羅斯人對筒子樓其實并不陌生,這在當(dāng)?shù)乇环Q為“赫魯曉夫樓”。圖為2006年10月9日,俄南部克麥羅沃市“赫魯曉夫樓”里,母親在公共廁所給孩子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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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北京筒子樓普查結(jié)果顯示,全市還有882棟筒子樓,涉及居民28234人。除了極少數(shù)作為歷史遺跡保留,其余進行拆除或翻建。
大規(guī)模拆遷開始了。一部分在筒子樓度過整個青年時期的老住戶,盼著某天聽到與拆遷有關(guān)的消息。
被列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災(zāi)隱患的“福綏境大樓”也是筒子樓設(shè)計,建于1958年,位于妙應(yīng)寺白塔西北側(cè),原名叫“共產(chǎn)主義大樓”。鄒憲/攝
位于北京市黃金地段的“福綏境大樓”早在2005年就開始騰退人口。
這座曾經(jīng)的“共產(chǎn)主義大樓”如今已經(jīng)空空蕩蕩,甚至成了北京市聞名的“鬼樓”。每到周末,就有好奇的學(xué)生到樓里去“探險”。
一位建筑師也探訪過這里。離開之后,他在一篇手記中寫道:“當(dāng)這一切消失,他們最不容易調(diào)適的,將不是房價、房租、平米數(shù),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樣貧窮也就等于一樣富有的年代里才能享受的優(yōu)越感,將一去不復(fù)返?!?/p>
2006年5月25日,鄭州市爆破拆除建筑物。沙浪/視覺中國
老鄰居、新青年和北漂者的家園
2016年,武昌火車站一路之隔的地方,仍矗立著一棟有蘇聯(lián)建筑風(fēng)格的三層紅色樓房,居民們習(xí)慣叫它“紅樓”。60歲的“高齡”使它與周圍有些格格不入。
71歲的魏學(xué)文婆婆一家四代都在這里生活。兒子是公交司機,在“紅樓”出生,在“紅樓”娶媳婦。每個周末,一家人在“紅樓”團聚,樓道里就熱鬧起來。
三樓的走廊里,李佐輝與往常一樣和鄰居們在娛樂聊天。因各自的家都很小,公共走廊竟成了他們唯一的活動場所。朱熙勇/視覺中國
當(dāng)年,“紅樓”是這一代最美的樓房。魏婆婆親眼見證,周圍的舊房一個個拆了,一棟棟新樓房拔地而起。而“紅樓”卻從新樓變成了舊樓、破樓、漏水的樓。
獨居在“紅樓”的劉大爺身體不好,一次栽倒在廚房,一次蹲在廁所起不來,都是鄰居發(fā)現(xiàn)后,合力把他抬下樓送往醫(yī)院救治。社區(qū)居委會多次勸劉爹爹住進養(yǎng)老院,他卻不肯,說舍不得家,舍不得隔壁左右熟門熟路。
雖然樓道被油煙熏得黝黑,但住戶們臉上總是掛著笑容,鄰里間十分和氣,誰家有事鄰居們都樂意搭把手。
78歲的劉大爺在家中看電視。過去這間18平方的房子住著妻兒老小,如今他獨居在此。
在三樓的樓梯間公共廁所前,住戶李先生吼了一嗓子。他是原武漢機床附件廠老住戶的老職工,在這里已住了幾十年了。朱熙勇/視覺中國
2016年3月11日,武漢“紅樓”,一名住戶在房頂用自帶的架子曬被子。朱熙勇/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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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樓的衰落只是計劃經(jīng)濟消亡的一個必然注腳。然而,當(dāng)曾經(jīng)的筒子樓住戶在大城市的格子間流轉(zhuǎn),以往的空間模式和鄰里秩序,依然能勾起許多人集體性的懷舊情緒。
那是仍在筒子樓居住的居民引以為傲的社區(qū)氣氛,76歲的安化樓老住戶陳大爺自信滿滿地說:“現(xiàn)在住在這的人沒有想搬走的。”
如簡·雅各布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中對現(xiàn)代城市住宅的批評,“社區(qū)鄰里問題是西方許多大城市最關(guān)鍵和最為嚴峻的問題”。
在美國、日本、中國,隨著人們對溫情人際關(guān)系的需求,像美劇“老友記”那樣的共享居住方式逐漸成為一個生意。一些建筑師為了社群氛圍營造,又在公寓樓修起了長長的走廊和給人們提供交談契機的公共空間,試圖用國際青旅一樣的友愛氛圍,吸引城市新青年的光顧。
2015年12月9日,筒子樓的居民合影留念。當(dāng)日,成都市中心城區(qū)武侯區(qū)1號院即將改造。劉忠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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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子樓老了,筒子樓里的住戶也老了。但只要住房還是稀缺品,老樓里就會有新鮮血液涌來。
2009年,畢業(yè)生小王揣著老爹給的一千塊錢來到北京,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北漂。
她在燕郊筒子樓找了間10平米的房子,一個月只要350,而且采光很好。她為此覺得幸運。
在光線照進小屋的傍晚,她想象著CBD高端洋氣的大廈,和手拿咖啡的精致白領(lǐng),模模糊糊地覺得,自己在那個未來之中也會有一席之地。
山東省濟南,建于30年代的侵華日軍細菌部隊原駐地已經(jīng)變成筒子樓。這座樓從70年代開始變成山東省物資集團的職工宿舍。如今,老樓門前還掛著“近代現(xiàn)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的標(biāo)志牌,但三層建筑共60間房屋已經(jīng)全部對外出租。68歲的榮偉成老人是樓上居住時間最長的住戶,他從1995年搬到此處居住,全家5口人擠在兩間房中。也有不少外來打工者在這里租房居住,一個月的租金大約是三、四百塊錢,相比住宅小區(qū)的房子便宜一半。溫陸/視覺中國
參考資料
[1]《居住改變中國》夏駿, 陰山
[2]《中國生活記憶:建國65周年民生往事》,陳煜
[3]《混在北京》,黑馬
[4]《末代筒子樓》,孔慶東
[5]《崔健和他的年代》,南方周末,馮翔
[6]《想我筒子樓的兄弟妞妹們》,陳平原
[7]《筒子樓的記憶,趙代麗城市中最后的筒子樓,曾多少人拼命往里擠,住過它的都是爺爺輩了》,鄉(xiāng)土風(fēng)物志
[8]《莫斯科查封“中國樓” 筒子樓衛(wèi)生條件不堪忍受》,趙宇
[9]《難忘的住筒子樓的日子》,大煙炮
[10]《大學(xué)里的筒子樓、貧民窟》,高文新
[11]《最后的共產(chǎn)主義住宅樣板樓》,中國青年報,林衍
[12]《新老友記:青年人共享居住新方式,重新定義“筒子樓”》,鳳凰空間
[13]《住房或者住人》,三聯(lián)生活周刊
[14]《走進一段舊時光 探尋鹽都最后的筒子樓》,自貢網(wǎng),周孟娟
[15]《筒子樓》,蔡勇
[16]《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簡·雅各布
[17]《The Peculiar Past and Present of a Socialist Skyscraper》,Sixth Tone,Kevin Schoenmakers
供圖 / 版權(quán)圖庫
編輯 / 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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