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簡稱故宮(博物院),俗稱臺灣故宮或臺北故宮(博物院),別名中山博物院,是臺灣最具規(guī)模的博物館以及八景之一,也是古代中國藝術(shù)史與漢學(xué)研究機構(gòu)。館舍坐落在臺北市士林區(qū)至善路2段221號和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一年可接待超過614萬人次參訪旅客,曾位列2015年全球參觀人數(shù)第六多的藝術(shù)博物館

院長:林正儀

地址:臺北市士林區(qū)至善路2段221號

經(jīng)緯度:25.10191°N 121.54872°E

館藏規(guī)模:696,486件冊

參觀人數(shù):6,142,892人次(2016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是隸屬于行政院的中央二級機關(guān),故宮院長為特任官,視同部會首長。它的前身是成立于京兆地方(今北京)紫禁城外廷的古物陳列所,1925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內(nèi)廷另外組織了故宮博物院,后來因第二次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輾轉(zhuǎn)遷移至南京四川等地,古物陳列所則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裁撤并入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隨后第二次國共內(nèi)戰(zhàn)的爆發(fā)再度導(dǎo)致時局動蕩,1948年11月10日包括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在內(nèi)的6個機構(gòu)于是決定遷往臺灣,幾經(jīng)改組易名,最終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和國立中央博物院合并為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年11月12日在臺北現(xiàn)址復(fù)院開幕。此后,博物館歷經(jīng)多次館舍擴建和修繕,并致力打造成為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加值應(yīng)用的虛擬博物館,位于嘉義南部院區(qū)也在2015年12月28日啟用。

國立故宮博物院物典藏近70萬件冊的藝術(shù)品和文物,大部分是原先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等機構(gòu)所藏來自紫禁城、盛京行宮、避暑山莊、頤和園、靜宜園國子監(jiān)等處皇家舊藏;另有部分是編列預(yù)算購置,接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日本歸還文物,以及透過各界捐贈和征集而來。藏品時間跨度涵蓋新石器時代至今長達8,000年,各類藏品分別交由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獻處和南院處等4個策展部門管理,當(dāng)中以長篇銘文的青銅器、古代早期的名家書畫、善本古籍和官窯瓷器等搜藏最具影響力。展廳內(nèi)是按照文物類別以編年方式系統(tǒng)性地陳設(shè)4,000余件展品,器物類展件相隔半年至2年輪換一次,書畫和圖書文獻類展件則每3個月定期更換。

繪畫作品

皇家舊藏奠定國立故宮博物院搜藏的基礎(chǔ),包括原藏于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的597,556件冊文物、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11,865件冊文物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21,602件冊文物,另有日本戰(zhàn)后歸還的1,275件文物和司法行政部(今中華民國法務(wù)部)移交的73件日偽司法機關(guān)印章,以及透過《故宮文物藝術(shù)發(fā)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和《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征集辦法》等法規(guī)接受捐贈,經(jīng)由該院研究人員和外聘委員循三級三審制度搜購的64,115件冊文物等。管理委員會自1989年起邀集45名學(xué)者和專家組成委員小組,對該院所藏文物做全面的詳載登錄尺寸、重量和狀況,并附編號標(biāo)簽,拍照建檔以利日后辨識,至1991年5月《民國79年度清點清冊》才告完成。第三次全面盤點則邀請72名學(xué)者和專家結(jié)合數(shù)字化建檔于2012年4月27日完成。各類藏品截至2017年10月31日為止,有書畫13,514件冊、銅器6,225件、陶瓷器25,555件、玉器13,478件、漆器766件、琺瑯器2,520件、緙繡308件、織品1,571件、雕刻663件、文具2,379件、錢幣6,953件、雜項12,979件、善本書籍212,164件冊、清宮檔案文獻386,863件冊和滿蒙藏文文獻11,501件冊等,總計697,439件冊珍藏。

范寬

谿山行旅圖

約1000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9世紀中期以降持續(xù)至當(dāng)代的繪畫作品,形式上多為可懸于廳堂的水墨畫掛軸。各種類型題材的水墨畫作以畫家模擬物象再現(xiàn)真理,走向內(nèi)心自我投射的10世紀晚期至14世紀山水畫對東方人文思想尤具啟發(fā),也是風(fēng)景畫發(fā)展過程中重要里程的見證。像是范寬在中軸鼎立的山勢下綴有商旅和建筑等點景,傳達萬物生息不滅,人如同浩瀚宇宙間短暫過客哲理的《谿山行旅圖》。

郭熙

早春圖

1072年

郭熙呈現(xiàn)冬、春交替之際,大地瑞雪消融和水汽煙嵐的復(fù)蘇景象,同時以穩(wěn)定構(gòu)圖寓意君臣倫理尊卑秩序的《早春圖》;李唐融合主峰鼎立與近景松林溪澗,展現(xiàn)大自然頑強生命力和詩意追求的《萬壑松風(fēng)圖》;馬遠描繪文士帶著攜琴僮仆外出春游,衣袖無意間觸動了野花并驚嚇到柳枝上啼鶯的《山徑春行圖》;夏珪在熟紙長卷上用渴墨繪形廓和肌理,隨即以濕筆擦染,表現(xiàn)江南景色淋漓壯闊的《溪山清遠圖》;武元直描寫蘇軾偕同兩位友人及船夫于赤壁夾岸江面泛舟夜游,緬懷古代英雄和戰(zhàn)爭場景的《赤壁圖》;趙孟頫為彌補好友周密未曾造訪祖籍齊州的遺憾,創(chuàng)作并致贈的文人畫樣式青綠山水《鵲華秋色圖》。

李唐

萬壑松風(fēng)圖

1124年

黃公望用修道余暇隨興添墨、補筆,花了3年多描寫富春江一帶景致和生活寫照,后來卻歷經(jīng)火殉劫難歸來的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吳鎮(zhèn)仰賴占卜命理維生,于是透過《漁父圖》來暗喻自己無所營求和漁隱的向往;倪瓚一河兩岸式構(gòu)圖,以荒瘠土坡和疏落枝葉反映自身節(jié)操清高的《容膝齋圖》;沈周為祝賀老師陳寬70歲生日繪制獻上的《廬山高圖》,以及描述自身在深山寒夜醒來,挑燈夜讀沉思的《夜坐圖》;文徵明表達欣賞倪瓚高尚人格特質(zhì)所作的《江南春圖》,以及強化二度空間構(gòu)圖,讓飛泉在滿布松柏的畫面中數(shù)折而下的《古木寒泉圖》; 唐寅借由高士聆聽松泉山籟,表明自己寄興于山水、與世無爭的《山路松聲圖》。

唐寅

山路松聲圖

同運用飛白筆法和濃淡墨色描寫懸崖邊垂枝的文人墨竹畫《墨竹圖》;宋徽宗以粗筆繪汀渚水鳥于粉箋紙上,粉箋經(jīng)過長時間剝落后呈現(xiàn)出花鳥畫樸拙趣味的《池塘秋晚圖》;馬遠營造寒雪冷清意境,迫使白鷺鷥?nèi)候榭s在岸灘和崖邊的《雪灘雙鷺圖》;崔白透過敏銳觀察,捕捉到兩只山喜鵲向闖入領(lǐng)域的野兔鳴叫示威和對峙瞬間的《雙喜圖》;劉貫道記錄元世祖忽必烈偕同徹伯爾皇后和侍從一行人在沙漠中馳騁狩獵情景的《元世祖出獵圖》;影響室町時期禪宗畫深遠的梁楷,他用減筆寫意繪成的《潑墨仙人圖》;趙干呈現(xiàn)冬雪初降之際,漁家不畏天寒在江上捕魚作活,岸上行旅因禁不起冷冽疾風(fēng)而露出行進困難樣貌的《江行初雪圖》;集陳枚、孫祜、金昆、戴洪和程志道各家專長,融合歷朝版本、增添明清時期風(fēng)俗題材和西方繪畫透視原理而成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仇英描述百余名妃嬪、宮女和宦官們于春天清晨在宮苑活動情景,以及毛延壽王昭君畫肖像故事背景的仕女畫《漢宮春曉圖》;晚唐畫家呈現(xiàn)當(dāng)時宮廷女樂師們圍坐在方桌前演奏樂器、飲酒品茗和休憩情形的《宮樂圖》;劉松年工筆重彩印度高僧倚著石榴樹專注于思考,而一旁僧侶想用衣缽承接長臂猿所摘石榴一幕的《羅漢》;張勝溫筆下大理國宣宗段智興率領(lǐng)文、武官員禮佛,以及繪有十六國王和數(shù)百名佛教人物的《畫梵像》。此外,由宋太祖以降歷朝宮廷畫家奉命繪制的159幅帝王和59幅皇后肖像畫,以及202幅先圣名臣人物畫像,形象生動傳神之外,也是研究《宋史》、《元史》和《明史》所載皇室衣冠妝飾和奉安祭祀禮制等方面的參考依據(jù)。

書法作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6世紀以降持續(xù)至當(dāng)代的書法、法帖和拓片,這之中的古代作品在漢字文化圈是書寫記事和彰顯書法家與知識分子學(xué)養(yǎng)品德的具體象征,其中有不少為書法學(xué)習(xí)者所取法,對于歷來書風(fēng)發(fā)展的軌跡和鑒別搜藏的品味都能有一個脈絡(luò)可循。像是現(xiàn)代人便可透過梁、隋朝之際和唐朝人用雙鉤廓填法復(fù)制的《快雪時晴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和《遠宦帖》等信札,以及傳為歐陽詢據(jù)王羲之真跡臨摹上石的原石宋拓《定武蘭亭真本》,來探究王羲之楷書、行書和草書的可能風(fēng)貌;孫過庭以章草駢文辭藻形式總結(jié)學(xué)習(xí)前人書法心得,并歸納分析學(xué)習(xí)書法理論和方法所作的《書譜》;朱巨川被朝廷授與擔(dān)任大理評事兼豪州鍾離縣令官職的任職令《朱巨川告身》;懷素記述生平,以及摘錄部分當(dāng)時公眾人物贈與詩文評價他狂草造詣的《自敘帖》;顏真卿在祭文草稿記錄了侄兒顏季明奮勇抵抗安史之亂叛軍卻慘遭壯烈犧牲的行草書《祭侄文稿》,字里行間不時透露出書寫時悲慟和憤慨的情緒起伏,以及在得知朝廷平定魏博節(jié)度使田承嗣黨羽并派劉清潭慰勞瀛州的消息后,用寬慰激動心情于藍箋紙寫下的行草書《劉中使帖》。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1347年-1350年

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后的第三年,有感于仕途不得志和生活窮愁困頓而抒發(fā)的行書《黃州寒食詩帖》;黃庭堅歌詠景物并懷念與蘇軾等人深厚情誼而寫下的行楷書《松風(fēng)閣詩帖》,以及用行書抄錄改寫寒山數(shù)則關(guān)于人生無常哲理的偈語禪詩《寒山子龐居士詩帖》;

蘇軾

黃州寒食詩帖

1082年

米芾接受林希邀請到太湖附近的苕溪游覽勝景,在蜀素絹上創(chuàng)作數(shù)首記游和送行詩作的行書《蜀素帖》;蔡襄請托人按照本帖澄心堂紙或另附張樣制作百幅類似品質(zhì)紙張所寫的《澄心堂紙》;宋徽宗形容滿園繁花美不勝收,讓人愿意化身為舞蝶隨晚風(fēng)迷失在花徑中的瘦金書《詩帖》;宋高宗賦與岳飛邊關(guān)軍務(wù)全權(quán)而寫下的《賜岳飛手敕》;吳琚行書出自蔡襄《訪陳處士》詩文中,描述他在春暖時節(jié)前去拜訪友人,見到橋畔旁有垂柳伸入溪里,以及感受到鳥語花香居家環(huán)境的《七言絕句》立軸;

趙孟頫

鵲華秋色圖

1295年

趙孟頫在趵突泉游歷歸來,特別致贈好友周密的楷書《趵突泉詩》,以及他將書法融入繪畫、冊頁起首繪有蘇軾白描畫的行書《赤壁二賦》;鮮于樞為記錄珍藏了一面稀有透光鏡而以行楷書寫下的《透光古鏡歌》;祝允明自認媲美張芝狂草境界的《雜書詩帖》;文徵明追求王羲之如同冰一般清秀高潔筆法所寫的小楷書《醉翁亭記》。

顏真卿

祭侄文稿

758年

銅器作品

毛公鼎

前9世紀晚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1,900余件在青銅時代被視為王權(quán)合法性依據(jù)和階級身份象征的宗廟彝器,這些前16世紀至前3世紀中期的先秦銘文青銅器多半是已經(jīng)過除銹上蠟處理的熟坑青銅器,為金石學(xué)家探究上古史的第一手資料和書法家研習(xí)大篆的文本。像是《毛公鼎》腹內(nèi)的500字冊命書即顯示周宣王初即位時中興的企圖心,因此授與天子之下一人的管理職權(quán)和豐厚的賞賜給他的叔父毛公,還誥誡叔父和他的族人要忠心輔佐并肩負起保衛(wèi)宗室的責(zé)任,散文內(nèi)容無一不是傳達出周天子對叔父的深切期許;《散氏盤》腹內(nèi)357字約劑條文記載著夨國用賠償田地來作為侵略散國的代價,以及轉(zhuǎn)讓田地時履勘的經(jīng)過,是了解西周土地契約制度的實物文獻,它橫扁體勢且奔放風(fēng)格的大篆書法實際上已開啟了草篆書風(fēng)的先河;《宗周鐘》鐘面所鑄122字大篆書法敘明周厲王因為親征獲使南方和東方27國臣服而下令鑄造此甬鐘,并以祭天追孝方式祈求福祐子孫,是件鐘面飾有夔龍紋和36枚乳突,鼓部中央和側(cè)邊可以敲出兩個不同頻率音響的雙音鐘;《頌壺》在沿口有一組151字相同字樣的大篆,記錄頌接受冊命的典禮全程,包括頌在周王即位后進入宗廟中庭并出示命書,接著史官宣讀由頌掌管周室倉庫和所受賞賜,頌在接過命書佩帶出廟后,再返回獻納覲見用的玉璋等細節(jié),文末不忘提及慎終追遠的觀念。

散氏盤

前9世紀中期

商朝則在青銅器的形制和紋飾變化上更具巧思,像是器身布滿夔龍紋和鳥魚紋,腹內(nèi)有龍紋浮面居中的大型水器《蟠龍紋盤》;該院所藏17件鑄有“亞丑”族徽的青銅器,其中9件為方形器,特征在合范處都有突出的雙鉤棱脊裝飾,且配合器形外觀改以方形雷紋襯底,像是殷商晚期方形酒器《亞丑方觚》;器身各處飾有雷紋、夔紋、鳥紋和饕餮紋的《亞丑方簋》,雙耳是以獸首銜鳥附垂珥做為裝飾;大口折肩《亞丑方尊》,活動式的8個獸首是利用榫卯結(jié)構(gòu)獨立鑄造;腹底有“作寶簋”銘文的雙龍紋簋,各異的雙龍首蓋、菱格紋器身和夔紋圈足,加上雙半環(huán)耳附垂珥,罕見于商、周兩朝簋器;新莽劉歆在9年(始建國元年)派人遵循《周禮》記載制作的10進位制度量衡《嘉量》,216字銘文說明全器5個量體的尺寸和容積計算方法,據(jù)此可以考訂音律并得知所采用的圓周率為3.1566。此外,還有購藏和受贈自彭楷棟舊藏的438件亞洲各地金銅佛像,像是477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元年)所鑄〈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鍍金厚且與銅胎緊密,須彌座鑄有55字銘文,背光外圈的倒U形火焰紋形制是金銅佛像首見。

宗周鐘

前9世紀中期

陶瓷器作品

相較于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立梟罐》和龍山文化的《黑陶高足杯》各自展現(xiàn)初民對窯燒技術(shù)的掌握和功能需求上的差異,陪葬品形式存在于古代喪葬文化中的西漢《黑陶繭式壺》和唐朝《灰陶加彩仕女俑》,江戶時期描繪仙人乘錦鯉在海上遨游的伊萬里金襕手樣式有田燒《五彩琴高仙人碗》等陶器,以及邢窯白釉玉璧足茶碗、五代時期的越窯《秘色青瓷洗》、翡色釉里帶有透明質(zhì)感的高麗《青瓷花形缽》等瓷器典藏,宋朝大名窯瓷器、明朝官窯瓷器、盛清畫琺瑯和洋彩瓷器等10世紀中期至19世紀供皇家御用的官窯瓷器是該院藏瓷特點。像是該院所藏21件以瑪瑙入釉的北宋汝窯瓷器中,簡約造型里帶有如雨過天青般釉色的溫酒具《青瓷蓮花式溫碗》和沒有開片的《青瓷無紋水仙盆》;織錦緞背心有刻劃纏枝牡丹紋飾和印花的《白瓷嬰兒枕》等近800件定窯瓷器搜藏;器形仿自青銅禮器的南宋官窯《青瓷貫耳壺》;頸部飾有一對鳳凰附耳的粉青釉龍泉窯《青瓷鳳耳瓶》;葡萄紫泛藍釉彩窯變的《鈞窯丁香紫尊》等100余件鈞窯瓷器藏品;全器施米色青釉的哥窯《米色高足碗》;釉面金銀描繪痕跡顯示受到伊斯蘭藝術(shù)影響的元朝景德鎮(zhèn)窯《霽青單把杯》和《霽青盤》成套酒器。

汝窯

青瓷無紋水仙盆

1086年-1106年

壺身用鈷料彩繪轉(zhuǎn)枝蓮花和海濤紋的明成祖永樂《青花瓷花卉紋扁壺》,以及瓶腹繪有回首三爪蟠龍,瓶頸和口沿有枝蓮等花卉紋飾的《青花龍紋天球瓶》;因壺口似僧伽帽得名的明宣宗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以及調(diào)味用壺《祭紅刻花蓮辦鹵壺》和《霽青刻花蓮辦鹵壺》等;藏有傳世90%以上數(shù)量的明憲宗成化瓷器,像是結(jié)合釉下青花和釉上黃、綠、紅三色,呈現(xiàn)兩組子母雞覓食于野地享天倫樂的《斗彩雞缸杯》10件,以及繪有象鼻夔龍舌吐蓮花和如意云的《斗彩瓷天字夔龍紋蓋罐》;罐身繪滿麋鹿、花卉、桃實和云朵的明神宗萬歷《五彩瓷百鹿尊》;20件燒造于養(yǎng)心殿造辦處琺瑯作坊的清圣祖康熙《宜興胎畫琺瑯?biāo)募净ɑ芊綁亍泛汀兑伺d胎畫琺瑯?biāo)募净ɑ苌w碗》;集文人詩、書、畫、印于一器的《瓷胎畫琺瑯山水碗》和一對《瓷胎畫琺瑯柳燕圖碗》等186件清世宗雍正琺瑯彩瓷;所藏500余件清高宗乾隆琺瑯彩系列瓷器,其中洋彩瓷器是在琺瑯彩瓷基礎(chǔ)上融合西方繪畫技法的又一創(chuàng)新,像是《瓷胎洋彩霽青描金游魚轉(zhuǎn)心瓶》、《瓷胎洋彩紅地團花山水湯碗》和《瓷胎洋彩瑞芝洋花蟬紋尊》等“乾清宮頭等瓷器”,反映出清朝皇帝想吸取西方文化經(jīng)驗并超越的企圖心。

汝窯

青瓷蓮花式溫碗

1086年-1106年

玉器作品

翠玉白菜

19世紀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新石器時代以降玉器,多為倫理上的敬天法祖和玉殮葬習(xí)俗所使用,原因在于東亞初民相信玉石蘊含通靈能量,所以巫師便透過玉石制作的祭器施法來溝通人神。像是興隆洼文化的《玉耳飾玦》和《玉彎條形器》;紅山文化以玄鳥銜天命繁衍氏族意象的《玉勾云形佩》和卷曲渾圓的《玉豬龍》;龍山-齊家系外徑38.7厘米至39.4厘米寬的《玉璧》;良渚文化47.2厘米高、有17節(jié)68個神靈祖先小眼面紋的《玉琮》;龍山文化雙翼牛角抽象面紋和猙獰具象面紋一體兩面的《玉人面紋圭》等象征史前權(quán)力的禮器。伴隨人文主義興起,玉器自前20世紀開始淡化通靈色彩,逐步形成以圭璧組配為玉禮制的核心,像是夏朝發(fā)兵或調(diào)遣軍隊信物的《牙璋》;商朝祭典中用來招降、依附神靈的《龍冠鳳紋玉飾》;由163件玉石串成的西周《帶璜組玉佩》和縫綴著26片玉飾的喪葬面罩《覆面玉石飾件》;漢朝貴族用來承接露水調(diào)玉屑服食以達到成仙目的,有a字形單柄的《玉高足杯》;融合西域元素的《玉龍紋角杯》和帶翼神獸《玉辟邪》等象征階級身份的墓葬品。

肉形石

17世紀

唐玄宗和宋真宗在帝國承平時期先后于725年(開元13年)和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舉行封禪典禮,在社首山筑壇祭祀地衹儀式中各自所使用的祝禱文隸書《禪地祇玉冊》和附有52件飾有龍鳳紋及云氣紋玉匱嵌片的楷書《禪地祇玉冊》,都是能補足、刊正史籍闕漏和錯植的珍貴資料。10世紀中期至19世紀趨于寫實、多元樣貌的玉器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玉大宗,像是北宋或遼朝皇室所屬的《玉鏤空龍紋盤》;南宋仿三代玉壁雙螭紋和如意云紋形制的《螭紋璧》;大雁在春天荷塘花叢竄走的元朝《玉大雁帶飾》;傳達鯉魚在躍過龍門,瞬間幻化成鰲這個過程的明朝《玉鰲魚花插》;外觀似荷葉形體、葉上有一雙璃、一只螃蟹和黃甲登科吉祥話語的《玉荷葉洗》;清高宗為慶祝70歲和80歲生日而下令制作的《古稀天子之寶》璽和《八征耄念之寶》璽;將玉髓巧雕、石皮加以染色,呈現(xiàn)出東坡肉入微的毛細孔和肥瘦肉相間質(zhì)感的《肉形石》;利用翡翠顏色分布巧雕,以綠葉白梗象征清白,葉上各有一只螽斯和蝗蟲寓意子孫綿延的清德宗瑾妃嫁妝《翠玉白菜》;汪精衛(wèi)1941年6月訪問大日本帝國時,獻給昭和天皇的《碧玉屏風(fēng)》、香淳皇后的一對《翡翠雕花鳥瓶》和貞明皇太后的一對《白玉花鳥瓶》。來自南亞、中亞和西亞的300余件伊斯蘭玉器搜藏,像是蒙兀兒帝國融合瓠瓜和蓮花外形、歐洲莨苕葉紋裝飾柄端和器緣的《玉瓜瓣杯》,受伊斯蘭藝術(shù)影響而呈現(xiàn)規(guī)整對稱花葉紋的《白玉嵌紅、綠寶石盤》和《碧玉金絲盤》,三角形鐵質(zhì)劍身后端有鍍金黃銅飾片和H形玉制劍柄上鑲嵌有寶石與金箔包覆鐵絲線裝飾的《卡達短劍》,以及將每瓣花葉紋淺浮雕成圓形或橢圓形凹窩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雕花蓋罐》等17世紀至19世紀早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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