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素：播州印象之楊氏土司風云—2018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4講紀要
2018年4月26日下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辦的“2018年度考古學研究系列學術講座”第4講在考古研究所八層多媒體會議室舉行。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周必素研究館員應邀作了題為“盛世華庭——楊粲墓石刻及其反映的播州社會”的學術講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研處處長劉國祥研究員主持該講座并進行點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希伯來大學、福岡大學等單位的數十名專家、學者和學生聆聽了此次講座。
主講人 周必素研究館員
周必素研究館員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詳細的解讀：
中國的土司制度
中國土司制度主要推行于元、明、清時期的西南、西北等邊疆少數民族地區(qū)，延續(xù)南宋時期羈縻之治轉化而來?！巴了尽庇?a href='/zhongyang44/' target=_blank>中央委任當地族群首領擔任，有與中央職官體系對應的職級，對中央履行一定義務，世襲其職，世守其土，世有其兵、世掌其民，共推行七百余年。西南地區(qū)是施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區(qū)域。其中，播州楊氏土司從南宋時期羈縻之治到元代土司制度的轉換一脈相承的，甚至可追溯到唐末。
播州與楊氏
唐末，南詔之亂使得楊氏家族有了進駐播州、世襲罔替的機會。文獻記載，876年楊端應詔收復播州，開始了楊氏家族對播州的世襲統治。直至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爆發(fā)“平播之役”，播州最后一代土司楊應龍被朝廷剿滅，實行改土歸流，置遵義、平越二府。從唐朝至明末，楊氏作為地方政權統領播州725年，歷27代30世，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存。從考古學發(fā)現來看其族屬，播州楊氏以漢族為主流，西南少數民族特征較少。
主持人 劉國祥研究員
播州楊氏土司的考古發(fā)現
據周必素研究館員介紹，近年來貴州省著力推進土司考古，在土司遺存系列考古工作過程中，以地層學、類型學為基礎，并貫穿聚落考古學理念，以摸清遺存的先后及共時關系，全面認知土司遺存的文化形態(tài)與交流以及土司社會的組織結構、經濟模式、宗教信仰等為目標。
貴州針對播州土司遺存的考古學探索始于上世紀50年代,至今已走過60多年的歷程。自1953年發(fā)現播州楊氏土司13世楊粲墓，1957年對其進行考古發(fā)掘，隨后又發(fā)現了高坪、新蒲、雷水堰、趙家壩等楊氏土司墓地，并進行系統發(fā)掘。截至目前，已發(fā)現與播州楊氏土司相關的司治、關屯、土司墓地等遺存100余處，具備鮮明的時代特色和地域特征。
（1）司治遺存：楊氏治播期間有著政治中心的變遷，周必素研究館員認為楊氏領播的行政中心經歷了早中晚三個時期的變化。推測早期中心應在桐梓南部播川（鼎山城）一帶，但這一說法仍有待論證。隨后白錦堡治有可能在楊粲墓所在的皇墳嘴，當時名冉川即播州楊氏中期的治所所在。晚期，隨著家族地位的穩(wěn)固，司治穆家川直至播州楊氏統治結束。故楊氏播州可能先后歷經了播川、冉川、穆家川三個中心。
（2）關屯遺存：播州楊氏以軍事入主播州，后協助中央對西南地區(qū)的平定以及穩(wěn)定的維護、參與抗蒙戰(zhàn)爭等重大戰(zhàn)役，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是鞏固政權的強大核心。為此修建了以海龍囤為母囤、周邊小屯為子屯的子母屯互相拱衛(wèi)的軍事體系，同時在進入播州的交通要道以及險要關隘修建外圍軍事網絡。海龍囤分為兩個時期，一期為南宋時期城墻；二期為末代土司楊應龍擴建的城墻及新王宮。海龍囤本是為蒙元戰(zhàn)爭而修建，后成為對抗朝廷的堡壘。通過考古發(fā)掘，晚期城墻包圍著內城墻的情況與其完全對應。
講座現場
（3）土司墓地：作為播州楊氏土司遺存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針對土司墓地開展了大量工作，迄今為止，能夠完全確定的播州楊氏土司墓地共五處，依據文獻推定的一處，包括從南宋遷至白錦堡時期的所有土司，墓地周圍均有家廟，墓地的時代、分布與播州楊氏中心的遷移高度吻合，分布于司治穆家川范圍內湘江河及其支流沿岸，體現了楊氏家族較強的風水堪輿觀念。周必素研究館員對桃溪寺墓地、皇墳嘴墓地、新蒲墓地、高坪墓地、趙家壩墓地、雷水堰墓地逐一進行詳細介紹。
桃溪寺墓地：6處土司墓地時代最早的。發(fā)現三座墓葬，墓主未確定。M3從時代特征來看是元代墓葬，推測墓主為楊漢英。M2為一座南宋單室墓，推測其或為遷治白錦堡的第一座墓。施行附祖而葬，墓葬制度嚴格。
皇墳嘴墓地：為楊粲、楊嘉貞、楊烱、楊斌墓地。楊粲墓為雙室墓，墓葬雕刻豐富。墓前清理出元代第三代土司楊嘉貞墓，該墓腰坑里出土了播州土司墓腰坑里最早的四神像。墓地中還發(fā)現楊烱墓，為夫妻合葬墓，墓志銘顯示其夫人被封為“貞節(jié)夫人”。同時發(fā)現楊斌墓，僅存兩個墓室，結合早年皇墳嘴所出相關腰坑買地券信息，或為三室墓。
新蒲土司墓地：為楊價、楊鏗、楊烈墓地。時代從南宋至明。楊鏗墓葬早年被盜，僅在墓室填土內清理出陶騎馬俑、銅香爐、銅鏡殘片、玉葉等遺物，根據其墓志銘找到楊價墓。楊價墓為夫婦合葬墓，女性墓發(fā)現大量南宋特征明顯金銀飾品以及兵器，出土目前保存最完好的鳳冠，對南宋時期的手工藝及金銀器的研究有重要意義。其金銀器與成都彭州窖藏所發(fā)現金銀器基本一致，體現了文化之間的關聯。
講座現場
高坪土司墓地：為楊文、楊升、楊綱、楊愛墓地。楊文墓葬較小，可能與抗蒙戰(zhàn)爭有關，同時也體現了墓葬結構裝飾從復雜到簡單的變化過程。楊升、楊綱、楊愛墓均為大型石板墓，分別為三室、雙室、四室墓，為前后室墓，有裝飾雕刻。該墓地還發(fā)現有一座規(guī)模較小的五室墓，不分前后室，早年出土有兩頂鳳冠及大量金銀器。
趙家壩墓地：2017年清理發(fā)掘確定為土司墓地。與楊粲墓隔湘江河相望。有楊忠彥、楊元鼎墓，墓葬形制相同，分別為三室和四室墓，楊元鼎墓前發(fā)現明代墓志銘，有精美的雕刻裝飾，與金元時期墓葬裝飾相似。楊忠彥墓形制較簡單，殘碑可判斷墓主信息。該墓地還發(fā)現一座女性單室遷葬墓。
雷水堰墓地：為楊輝墓。是較為特殊的真假墓，真墓埋在夯土平臺下，其上有建筑，假墓前的三個墓碑與三個墓室相對應，而墓碑后的假墓雖保留了巨大的封土堆，卻只有一個墓室，前室出土了70個珍貴陶俑，真墓腰坑出土的四神，為目前播州楊氏土司墓腰坑保存最完整的。墓地保留了完整的墓祠遺址，現仍有“跋退齋楊使挽詩之后碑”保存于內。
從以上墓地的考古發(fā)現可以看出，播州楊氏土司墓有從附祖、附夫而葬不斷發(fā)展的過程，有著濃郁的風水堪輿觀念，大量的墓葬資料為全面探討播州楊氏土司的喪葬觀念和埋葬制度等提供了相對完整的資料。墓主跨越了楊氏統領播州、受封播州土司和即將覆滅的主要時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楊氏從宋代封建領主到元明土司的演變過程，對貴州乃至整個西南地區(qū)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著重要意義。
文化的交融與地域的獨特
楊氏家族墓地出土大量石室墓，石室內多有雕刻，出土遺物有金銀器、四神像、陶俑、碑刻、銅鼓等。楊價墓出土大量金銀器及兵器，與楊價的抗蒙功績有關，這表明墓葬出土器物與時代吻合，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銅鼓在楊粲墓內的出現，體現出民族文化特征及漢夷文化的融合。
楊粲墓素有“西南古代雕刻藝術寶庫”之稱。楊粲墓內雕刻豐富，墓門外、棺床、墓頂處均施雕刻，其題材包括人物、動物、仿木構建筑、家具和花草等。通過對瀘縣宋墓、安丙墓和楊粲墓中武士雕刻、啟門雕刻、四神雕刻的對比來看，周必素研究館員認為楊粲墓的結構、雕刻均與川渝地區(qū)宋代石室墓有著共性特征，體現出古播州及貴州烏江以北地區(qū)與巴蜀文化的一致性，體現了中國西南土司在意識形態(tài)上對國家的認同。楊粲墓及川渝地區(qū)宋代石室墓，明顯區(qū)別于成都平原磚室墓以及北方磚雕墓、壁畫墓，應是繼承了該地區(qū)因山區(qū)石材資源所致的崖墓、畫像石、石室墓傳統，是山地文明的一種物質表現。四川地區(qū)唐宋以來佛教密宗的盛行，特別是以大足石刻為核心的濃郁的造像之風，亦是西南地區(qū)石室墓雕刻盛行的直接誘因，宋墓雕刻的盛衰，與大足石刻保持著步調的高度一致。楊粲墓中有大量的雕刻、四神像、腰坑，體現出播州儒釋道并重宗教信仰。其中雕刻中有仕女卷發(fā)、力士卷發(fā)，體現了民族間關系以及對外的交流。在空間布局上的匠心獨運和雕刻題材如墓主坐像、進貢圖等的獨特性，刻畫出楊粲這一地方“土皇帝”的“理政”場景，折射出宋代中央對邊遠少數民族地區(qū)實行的羈縻土官制度的松散管理以及賦予的相對自主權。珍貴的雕刻藝術寶庫是研究川渝黔地區(qū)石室雕刻宋墓以及播州社會的生動材料。
講座結束后，與會人員就萬歷皇帝發(fā)起的平播戰(zhàn)爭與明朝滅亡的關系、土司墓地附祖附夫而葬原則的規(guī)律性、墓葬選址及楊價有別于其他土司選擇土坑木槨墓的原因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
劉國祥研究員為周必素研究館員頒發(fā)講座嘉賓聘書
最后，劉國祥研究員再次向周必素研究館員表示了感謝，并頒發(fā)講座嘉賓聘書。他認為此次講座提供的資料詳盡，經過多方考證，并提供了2017年的新材料，為我們探索土司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希望以后能在此研究領域展開更加深入廣泛的交流，以期共同進步。（執(zhí)筆：荼荼 本文經演講者增補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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