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岐圣賢:論周公的“德治”思想
3000多年前的周公姬旦,已經(jīng)提出了畏天、敬德、保民、禮樂、尊賢、修身等主張,成為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的源頭。周公的德治思想,受到儒家學派的推崇,并被其繼承和發(fā)展,在歷史上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至今仍有值得借鑒的價值。
一、周公的經(jīng)歷和功績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個兒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叔。因其采邑在周,爵為上公,位居太傅,系三公之一,故稱周公。他是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在鞏固和發(fā)展西周王朝的統(tǒng)治上起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
周公先后輔佐周武王滅商、周成王治國,政績卓著,特別是制作禮樂,聞名天下。據(jù)《曲阜縣志》記載:“武王十三年定天下,封公于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相武王,成王即位,命世子伯禽就封于魯”??松毯蟮诙辏渫跻虿∪ナ?,年幼的成王即位,由周公代行王事,攝政七年,成王長大成人,周公還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置。
周人取得政權(quán)后,并沒有完全消滅殷商國家,而是根據(jù)當時人們“滅國不絕祀”的原則,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讓紂的兒子武庚仍繼承殷王位,統(tǒng)治殷商故地,同時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駐守在殷都周圍的邶、鄘、衛(wèi)三國,以監(jiān)視武庚,史稱“三監(jiān)”。
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長,按照兄終弟及的慣例,他最有資格攝政,因此武王的遺命被他認為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加之周公制定的禮制嚴格限制諸侯勢力,引起了武王諸位弟弟的不滿和猜忌。商朝舊貴族本有復辟之心,而周公攝政,又有違于王位世襲制中父死子繼或兄終弟及的慣例,引起周室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的矛盾。管、蔡與武庚聯(lián)合叛亂,起來響應的有東方的徐、奄、淮夷等幾十個原來同殷商關(guān)系密切的大小方國。在穩(wěn)定了內(nèi)部后,周公奉命出師,親率大軍東征,討伐“三監(jiān)”叛亂,進行了“二次克殷”。誅斬管叔,殺掉武庚,流放蔡叔。收伏殷之遺民,封康叔于衛(wèi),封微子于宋,讓他奉行殷之祭祀。周公于東征,前后三年,平定三監(jiān)之亂,徹底征服殷族,鞏固了周王朝的統(tǒng)治。并將國家勢力擴展至東海。
周公不僅取得了武力評叛的勝利,而且建立了宗法制、分封制、禮樂制等制度體系,為新興的西周王朝奠定了長治久安、行穩(wěn)致遠的根基。周公所制的禮,是維護統(tǒng)治者等級制度的政治準則、道德規(guī)范和各項典章制度的總稱,后來發(fā)展為區(qū)分貴賤尊卑的等級禮節(jié)儀式。周公所作的樂,是配合各貴族進行禮儀活動而制作的舞樂。舞樂的規(guī)模,必須同享受的級別保持一致。西周的禮樂,也體現(xiàn)了當時的時代文明。無論是作為典章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的周禮的產(chǎn)生,還是作為儒家經(jīng)典《周禮》一書的產(chǎn)生,都與周公的杰出貢獻是分不開的。周公把抽象的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和精神信仰轉(zhuǎn)化為具體的禮樂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使之在各個社會生活領(lǐng)域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功能也更加強化。這就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長期以道德人文為核心價值奠定了基礎(chǔ)。
面對殷商滅亡,西周始興,改朝換代,社會轉(zhuǎn)型,舊勢力企圖復辟,新時代需要開辟,人們思想不一,觀念不同,國內(nèi)外矛盾交織、挑戰(zhàn)不斷的復雜局面,沒有文治之才不行,缺少武備之威更不行。周公治國,文武兼?zhèn)?,恩威并施,剛?cè)嵊卸?,這既是其政治才能的表現(xiàn),也是其治國實踐的必然要求。應該說,周公攝政七年,是其人生中最困難、最勞累的階段,但也是人生最輝煌、最有影響的階段。周公是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集于一身的治國奇才。周公思想不是在書齋里產(chǎn)生的,而是在滅商興周和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中產(chǎn)生的。周公治國思想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內(nèi)容就是創(chuàng)造了以推崇“禮樂”為特色的“德治”和“王道”模式,這種治國模式的精髓就是將道德信仰和道德建設(shè)擺在政治實踐的核心地位。
二、周公的德治思想
(一)畏天思想。
殷商時期,人們的“天命”信仰非常濃厚。這是原始的、自然主義的宗教信仰的表現(xiàn)。周公沒有直接否定傳統(tǒng)的“天命”信仰,而是按照天命信仰與現(xiàn)實理性相結(jié)合,將天意與民意相統(tǒng)一的思路,將人們的“敬畏”心理引向四個方面:第一,敬畏“天命”,不敢違抗上天命令。周室代商之后,統(tǒng)治階層繼續(xù)強調(diào)敬畏“天命”的觀念。如《湯誓》載商湯之語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碑斎?,統(tǒng)治者也借“天威”來增加自己的政治權(quán)威。第二,敬畏先祖,不能背棄先王的信念和事業(yè)?!洞笳a》載成王之語說:“予不敢不極卒(盡快完成)寧王圖事?!本褪且∈刈嬗枺裱韧跛贫ǖ拇笳结榿碇卫韲?,防止自亂紀綱法度,以免新興政權(quán)脫離正常運行的軌道。第三,敬畏道德,心存仁愛。突出表現(xiàn)為不敢欺侮鰥寡?!犊嫡a》載成王告衛(wèi)侯康叔說:“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钡谒?,敬畏禮法,不敢求安逸或沉湎于酒?!渡袝ぞ普a》說:“不敢自暇自逸。……罔敢湎于酒。”因為人之失德多耽于安逸,沉湎酒色。
殷人和周人都認為,誰掌握國家的執(zhí)政權(quán),這是由天帝的命令來決定的。因此,周人取代殷人掌握政權(quán)之后,殷商的遺民很不理解,對周人執(zhí)政的合法性產(chǎn)生懷疑。在此背景下,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也就是說,上天把管理國家的執(zhí)政權(quán)交給誰,或者說誰配受天命,是由其道德狀況決定的。殷人因無德而喪其天命,周人因有德而配受天命。如《無逸》載周公之語說:“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比欢搅艘笊棠┠?,紂王無道,無視天之譴告,不畏可畏之天,怙惡不悛,成為惡德之人?!犊嫡a》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刑;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qū)夏?!边@是說,文王因為有美好的德行,能夠敬天保民,能夠明德慎刑,任用該任用的人,尊敬該尊敬的人,畏懼可畏懼的事,才有周朝的今日。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告訴殷商遺民,周人取代殷人掌握政權(quán)也是天意,具有合法性;二是告訴周貴族要保持愛民、親民、為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只有這樣才可能保持執(zhí)政的長久性。周公指出要“若保赤子”,就像對待嬰兒一樣來保護人民,還要“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只有努力實行德政,寬徭薄役,使百姓豐衣足食,才能維護周朝的統(tǒng)治。
(二)敬德思想。
周公把商人的“以祖配天”發(fā)展為“以德配天”,改造了商人諸事占卜的天命論,使周人的天命觀念有所淡化,強調(diào)惟德是輔,突出了道德在治國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道德是以人為主體的,突出德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這種觀念意味著“人的發(fā)現(xiàn)”,也是人的道德意識的覺醒。周公把傳統(tǒng)的“天命”觀念與新興的“道德”觀念貫通起來,認為“天命”服從于“道德”。這具有道德哲學和政治智慧的意義,為儒家將宗教、倫理、政治相融合開辟了道路,也為儒家提出“仁政”、“王道”思想提供了前提。
《尚書》中“德”字首先出現(xiàn)在《堯典》中,“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录词侵敢环N職責德性,它可以使九族親睦、萬邦協(xié)和?!陡尢罩儭诽岢觥皩挾?,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的九德來選拔官吏。到了周朝,人們的道德意識更加覺醒,“德”的含義也有了重大發(fā)展?!犊嫡a》中記載“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zhī,恭敬),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qū)夏?!薄墩僬a》中也有:“惟不敬厥德,乃早墮厥命(jué,昏厥)”,“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庇纱艘部梢钥闯?,周公和周人對“德”的重視。
成王親政之始,只有20歲左右,正值青春年少。周公擔心成王貪圖享樂,荒廢政務,便作《無逸》告誡他:為政者切不可貪圖安逸享樂,應該知道稼穡之艱難、老百姓之疾苦,勤于政事,敬慎恐懼。只有這樣才能夠做個好的君王,長久地保有君位。并以史為據(jù),告誡成王要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及其祖父周文王這四位賢君為榜樣,做個賢明的君主。正如《史記·魯周公世家》云:“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作《無逸》?!?/p>
儒家最高的“德治”理想是堯舜時期,《堯典》開篇即講:“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xié)和萬邦。”堯能修德以感化、團結(jié)天下人,“平章百姓”,“協(xié)和萬邦”,是千古的大圣人?!皡f(xié)和萬邦”也因此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之一?!渡袝愤@種“德治”主張影響深遠,它成為了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歷史觀念。
(三)保民思想。
在平定三監(jiān)之亂后,周公將原本由管叔、蔡叔監(jiān)管的殷商之民遷到衛(wèi),立康叔封為伯,治理衛(wèi)國。周公旦對這個弟弟十分照顧與愛護,親自寫了《康誥》、《酒誥》、《梓材》(見《尚書》)等治國的條陳文章,交給康叔封,讓他據(jù)此治理衛(wèi)國之人?!犊嫡a》是周公對康叔所作的上任政訓辭,要求康叔彬彬有禮、明德慎罰。具體而言,一是完善、彰顯仁德,寬容管理訓教人民,讓人民安居樂業(yè);二是在人民面前必須平易、恭敬、謙虛,不欺侮孤寡,讓人民安定和睦(善良、美好);三是慎用刑罰,頒布完善的法律使眾人信服。周公說:“要竭力謙遜,要彬彬有禮;要惦記弘揚先王的圣德,把讓人民安居樂業(yè)作為追求,你就會被萬民永遠愛戴?!币痪湓?,就是要“以德服人”。
周滅商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周人的財富增加,地位提高,其中許多人成為不事農(nóng)耕,高高在上的貴族。于是,以農(nóng)業(yè)立國的周人逐漸丟棄了“好耕農(nóng)”的傳統(tǒng),轉(zhuǎn)為無所事事,追求享樂。同時,一些周貴族統(tǒng)治者開始怠于政事,沉迷酒色。此風日甚已對新生的周王朝產(chǎn)生了極其嚴重的腐蝕作用。周公在《尚書·酒誥》中嚴厲告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提出“群飲。汝勿佚,盡執(zhí)拘以歸周,予其殺”的嚴厲處罰措施。并在《尚書·無逸》勸誡“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消除享樂之風對西周新生政權(quán)的消極影響。
《酒誥》是針對殷民飲酒成風而發(fā)的。釀酒要用去大量糧食,這種飲酒風習在以農(nóng)業(yè)起家的周人看來,實在無法容忍。周公并非完全禁酒,在有祭祀慶典的時候還是可以喝一點,但群飲是不行的,絕不可放任。史家稱《酒誥》為中國最早的禁酒令。其內(nèi)容具體而言:一是認為酗酒亂德是殷商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教導和警戒殷商遺民必須改掉濫飲陋習;二是加強對于官員飲酒的管理,將飲酒列為對官員考察的重要項目;三是對官吏和百姓“群飲”施以重刑,因為勤勉政事的官員“不惟不敢,亦不暇”。
《梓材》的核心,講的是為政之道、治國之術(shù)就如“梓(zǐ,木匠)人治材”。周公要求康叔,象農(nóng)民那樣勤除草、整地,修整田界水溝;象維修居處那樣勤修垣墻,壁上涂泥,頂上蓋草;如同匠人治器,勤事修斯,再涂上黑漆和紅漆。周公的這個政治訓示貫穿了三個原則:一要“若恒”。治國者要尊重過去的、經(jīng)過實踐檢驗的規(guī)則,因為社會生活具有巨大慣性與歷史延續(xù)性。二要“寬和”。寬待以前的違法犯罪者。對這些人實行寬大處理,體現(xiàn)了周公在主觀上對于“德政”的追求。從實際效果來看,這種輕刑化的政策,還有助于提升當時整個社會對于新政權(quán)的認同感。三要“明德”。周公認為,先王打下了江山,相當于木匠把木材砍削成了器具。對于木匠來說,還需要在新做成的木器上刷上涂料,防止木器受到腐蝕,以保證木器經(jīng)久耐用。同樣的道理,對于新的政權(quán)來說,則需要走向完美的德政。
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把傳統(tǒng)的“天命”觀念與新興的“道德”觀念貫通起來,回答了天-德-民的關(guān)系。突出了道德的政治功能,也是將“神”(宗教)對人的統(tǒng)治轉(zhuǎn)化為“德”(政治和倫理)對人的統(tǒng)治的開始。這有將“天命決定論”轉(zhuǎn)化為“道德決定論”的的趨向,蘊含著深刻的哲學和政治智慧,也為后來儒家將宗教、倫理、政治相融合,倡導“仁政”、“王道”開辟了道路。
(四)禮樂思想
周公制作禮樂,聞名天下。中國素稱禮儀之邦,基礎(chǔ)就是由周禮奠定的。周禮始于祭天祀祖。鞏固信仰、穩(wěn)定政局和把握人生的需要。最初的周禮可能產(chǎn)生于祭天祀祖的需要。
1、“禮”的內(nèi)涵。
(1)“禮”是人之為人的基礎(chǔ)?!抖Y記·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卑选岸Y”作為區(qū)別人與動物、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所以“禮”是人類文明社會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2)“禮”的作用在于規(guī)范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關(guān)系,維護社會的秩序和正義。禮使人明確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謙讓;使人區(qū)別事物或行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該做和不該做的。
(3)“禮”也是一種道德規(guī)范,引導人們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保ā墩撜Z·為政》)
(4)通過知禮、守禮,達到社會和諧的境界?!墩撜Z·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jié)之,亦不可行也?!奔葟娬{(diào)了“和為貴”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單純?yōu)楹投?,不能是無原則的和,這個原則就是守禮。在彼此遵守社會秩序的情況下達到和諧,才是最美的境界。
2 、“樂”的內(nèi)涵。
(1)“樂”的作用在于培養(yǎng)和諧精神?!抖Y記·樂記》曰:“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jié),節(jié)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也?!敝赋觥皹贰笔菂f(xié)調(diào)世間萬物的綱紀,它的作用是使人們各安其位,和諧相處。
(2)“樂”注重有秩序的協(xié)調(diào)。《樂記》說:“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徴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逼溆梦逡舯扔鞲鞣N人物,說明要有序協(xié)調(diào),才能奏出和諧之樂。
(3)“樂”也有陶冶情操,移風易俗的功用?!缎⒔?jīng)》也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即樂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樂安寧,生命長久之功。
(4)“樂”可以愉悅?cè)说男那椋找比说那椴?,豐富人的生活,提振人的精神,最終使人與人和諧?!抖Y記·樂記》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秩序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禮和樂雖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卻是相輔相成的。“禮節(jié)民心,樂和民聲”,就是用“樂”之“和”,彌合“禮”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通過“禮樂”教化,可以使人們向善向上,促進社會和諧穩(wěn)定。
(五)尊賢思想。
尊賢,就是尊重賢者,任用賢者。周文王訪賢,周公“一沐三捉發(fā),一飯三吐甫”的千古佳話,早已深入人心,成為周人尊賢、愛才的體現(xiàn)。所謂賢者,指識見卓絕、道德高尚、才能出眾,能治邦經(jīng)國的人。如文王之愛民、武王之雄烈,周公之忠心,召公之廉明,太公之韜略。周公認為,上天有好生之德,它之所以尋找賢德之人授于大命,目的就是讓他安保人民。所以它在授大命于賢君的同時,還賜以中正和平的官員以為輔佐。周公認為,君王最主要的任務就在于選拔和任用官員,在這方面文王已做出了榜樣。所以繼位為王的年輕人、文王的子孫(指成王)也一定要向文王學習。周公不僅以立政唯賢的用人思想教導成王,他還告誡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發(fā),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克用勸。”一定要“明德慎罰”,以教化為主,萬不得已,不得不使用刑罰的時候,一定要慎之又慎。
(六)修身思想。
在周公輔政的過程中,周公反復勸誡君王雖然身處高位,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但是“命不于常”,只有牢記先王的德政,努力正身修己,任用賢能,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長治。周公這種守業(yè)艱難的憂患意識在《尚書》中處處可見?!毒龏]》(召公)載“:嗚呼!君肆其監(jiān)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天命不易,天難堪(kan,能)?!边@種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教導統(tǒng)治者要以史為鑒,居安思危。
《尚書》中的修養(yǎng)觀還蘊含了為人要“誠”的思想?!犊嫡a》中講:“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边@里的“忱”為“誠”之意。這里是說不要讓埋怨的情緒、錯誤的辦法和不合國家大法的措施隱蔽了誠心,人君應效法敏德,使民心安康??梢?,“德”產(chǎn)生于內(nèi)心的“誠”,說明“誠”的重要性。
周人確定“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方針,辦有鄉(xiāng)學、國學,聘請“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的學者為教師做好學校教育,設(shè)立學官對全民實施親情、品德、職技、法制、美育、誠信教育,制定“五禮”使全民處于終生教育之中,以《詩》進行文學教育,以《書》進行歷史教育,以《禮》進行行為文明教育,以《易》,進行思維方法教育,以《樂》進行綜合美育教育。在重視道德教育的同時,周人也很重視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周公告誡康叔作為統(tǒng)治者要勤勉以政,不要貪圖享樂。這種正身修己的思想在周公本人身上也有完美體現(xiàn)?!妒酚洝斨芄兰摇酚涊d“: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仁,異于群子?!笨芍浅V匾晜惱淼赖滦摒B(yǎng)。武王病重時,周公曾禱告愿以己身替武王死。周公輔政七年“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wèi),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周朝的各項政策、制度的創(chuàng)立多來自于周公的身體力行。
三、周公“德治”思想對儒家的影響。
周公的德治思想,對后世儒家崇尚“仁愛、禮教、王道”的價值觀,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
孔子說:“周監(jiān)(鑒)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這個“文”,大概就是指周公制禮作樂。“禮”是孔子學說的重要范疇?!墩撜Z·顏淵》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卑凑湛鬃拥慕忉專岸Y”不僅是西周的典章制度和禮節(jié)儀式,也是實現(xiàn)仁的途徑,是人視、聽、言、動的道德規(guī)范,按禮的要求去做,才能達到仁的目的??鬃诱f過:“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在這里,他已經(jīng)把“仁”作為禮樂教化的目標提了出來?!岸Y樂”的表達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薦獻、進退揖讓;黃鐘大呂、干戚羽旄是禮樂之美,但是欣賞盛美的儀式并不只是為了滿足耳目之歡,更重要的是要體會禮樂文明引領(lǐng)人向善的本義??鬃诱f:“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禮記·樂記》說:“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返)人道之正也?!边@些論述說明,禮、樂文明,既有美的形式,又有德的內(nèi)容。
孟子將“禮”的內(nèi)涵具體化為“五倫”、“五常”,為儒家推崇“禮教”開辟了道路?!拔鍌悺保础案缸佑杏H,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拔宄!?,即仁、義、禮、智、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不僅是禮的具體體現(xiàn),而且本于人的“惻隱之心、辭讓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因為人的這“四心”是與生俱來的,所以人性是善的。針對現(xiàn)實中不少人為追求各種利益而違背仁、義、禮、智、信的情況,孟子明確提出以“義”為本,“去利懷義”的價值選擇原則。這在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中就有表現(xiàn)。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由于雙方對話都很直截了當,總的說是不很愉快。孟子的德治思想是對周公德治思想的繼承,也代表了孔子仁政德治的主張。
荀子對“禮”的起源、意義和作用進行了系統(tǒng)論述,成為儒家推崇禮教、王道的理論基礎(chǔ)。關(guān)于禮的起源,荀子說“禮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yǎng)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保ā盾髯印ざY論》)關(guān)于禮的重要性。荀子講得很多。如“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保ā盾髯印ば奚怼罚肮嗜酥谔欤瑖诙Y?!保ā盾髯印ぬ煺摗罚奥《Y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保ā盾髯印ぷh兵》)關(guān)于禮的作用,荀子是從三方面回答的:第一,他認為:禮可以“經(jīng)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他說:“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保ā盾髯印じ粐罚┘炊Y是區(qū)別上下貴賤的法式。第二,荀子主張“隆禮重法”、“變禮為法”。因此,他的兩個著名學生韓非和李斯,都成了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說“禮也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薄胺ㄒ远ǚ?,禮以定倫?!币馑际钦f法和禮相通、相關(guān),法的任務是區(qū)別等級名分,而禮則規(guī)定五倫,即確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關(guān)系的法度和準則。第三,荀子認為禮既是諸德之綱,又是最高的道德。他說:“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悌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保ā盾髯印ご舐浴罚┯终f:“學止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保ā盾髯印駥W》)這就給禮賦予了一切道德規(guī)范和最高道德境界的內(nèi)涵。
由于先秦儒家繼承和發(fā)展了周公崇德尚禮的“德治”思想,受其影響,漢代儒家、宋明儒家,也都推崇王道德治,具體表現(xiàn)為重視道德教育、道德修養(yǎng)和道德評價。在功利與道義的關(guān)系上,強調(diào)以“義”為先,反對見利忘義;在德治與法治的關(guān)系上,強調(diào)德主刑輔。這樣的價值取向滲透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中國文化區(qū)別于西方文化的顯著特點。
當然,中國傳統(tǒng)的德治思想是以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和皇權(quán)政治基礎(chǔ)的。近代以來,人類已經(jīng)進入到以工商業(yè)經(jīng)濟和民主政治為基礎(chǔ)的社會。加之科學技術(shù)的飛速發(fā)展,人類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社會邁進。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法治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但是德治的作用仍然不可否定。因此,將法治與德治相統(tǒng)一,已經(jīng)是我國的基本國策。
參考文獻:
《尚書》,廣州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孟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作者系寶雞文理學院教授,山東華宇工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價值哲學、倫理學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發(fā)表論文130多篇,出版專著、合著17部,主持及參與完成國家級、省部級、校級資助項目10多個)
文章來源:岐山周文化研究會
編輯:寒 雨 審核:劉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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