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偉民│關廟山一期：關于考古學文化陶器的認識與解讀

湖北枝江關廟山遺址歷來被視為大溪文化的典型遺址，但是，由于材料發(fā)表較少，學界對該遺址考古學文化遺存信息的認識不盡完整。最近，《枝江關廟山》專題報告出版（以下簡稱《報告》），提供了系統(tǒng)研究該遺址材料的機會。

關于遺址分期和各期的文化性質，報告的結論與發(fā)掘者多年前論文里的觀點一致，即關廟山遺址的文化遺存可分為四期，四期的性質皆為大溪文化。但是，也有觀點認為，關廟山遺址“大溪文化”遺存需要重新認識，其中第四期遺存應該從大溪文化中分離出來，列入油子嶺文化，筆者也認同這一觀點。另外，還有觀點認為關廟山第一期遺存不屬于大溪文化?！秷蟾妗返某霭?，可以對相關問題做一些更為深入的研究，本文擬就關廟山遺址第一期遺存陶器的文化屬性及由此反映的問題談談個人的認識。

一、第一期出土單位與陶器檢索

關廟山遺址分若干發(fā)掘區(qū)，有四個發(fā)掘區(qū)包含有第一期遺存。

Ⅰ區(qū)：該發(fā)掘區(qū)位于遺址東南部，分為東西兩片，西片11個探方，編號為T1～T11，東片與之一溝相隔，有T10、T11兩個探方。整個發(fā)掘區(qū)的地層分為四層，第4層下有一條灰溝G1出土陶器，有圈足碗、圈足缽、圈足罐、碟、三足盤、圜底大盆、釜、鼎、器座、器蓋等（圖一）。

Ⅲ區(qū)：該發(fā)掘區(qū)位于Ⅰ區(qū)的西側，共有12個探方，編號為T31～T42?！秷蟾妗穲蟮懒似渲幸粋€探方T36的地層堆積，該探方的第7層屬于第一期遺存。但是，并沒有發(fā)表該層的任何陶器，另外一個探方T39第7層也未發(fā)表遺物。第7B層“底部”——或可以認為該層之下，有兩個灰坑H13、H14，其中H13出土有釜、圈足碗、三足盤、小口廣肩罐、圈足缽、器蓋等（圖二）。T54：該探方位于遺址的南部偏東，在Ⅲ區(qū)的西邊，是一個5×5米的獨立發(fā)掘點。

T54第7層及H57出土了幾件陶器，為不同類型的器座（圖三）。

Ⅴ區(qū)：該發(fā)掘區(qū)位于遺址南部，發(fā)掘面積較大，文化堆積較厚，各探方第7、8層及相關遺跡為一期遺存。該區(qū)出土一期遺存的典型單位有T57第7層，出土鼎、器座，第7層下有H145、G8，出土有釜、圈足碗、三足盤、圜底大盆等。T57第8層出土圈足碗、圜底碟、圈足罐、釜、器座等。此外還有T61第7層及H144、T71第7層及G9（圖四）。

上述便是關廟山遺址第一期相關堆積單位及所出陶器的基本情況。根據(jù)層位關系和器物形態(tài)，第一期遺存可以做一些類型學考察，比如陶器組合的變化、單類陶器的形態(tài)演變情況，等等。單類陶器比如《報告》中8型、10型、11型圈足碗中的相關標本，可以重新調(diào)整其中的型式關系，H144∶2、T57⑧∶118、G1∶7三件標本，其主要特點是口與腹部的形態(tài)，特別是口唇外沿內(nèi)凹，類似有“頸”的作法，是這類器物的重要特征，其變化規(guī)律是由直口、弧腹壁變?yōu)槌蘅谛备贡冢▓D五）。三足盤也是第一期的重要器物，其形態(tài)演變特點也很明顯，三足由矮變高，腹壁由弧變斜，腹由深變淺（圖六）。此外，有些器物是本期階段性特征的陶器，如小口廣肩罐在肩部內(nèi)壁有帶狀凹槽的特點只出土于第7層下的堆積單位，該特點是較早階段的產(chǎn)物。這個階段的器物組合是帶狀紅衣釜、豎黑帶圈足碗、三足盤。而圈足罐、鼓形大器座、折壁碗、圜底大盆、小足鼎以及足跟施按窩和扁錐形等特征，主要見于第7層及以上堆積單位。這個階段的器物組合是釜、折壁碗、器座。而圈足碗、器座、圜底碟、圈足罐、三足盤、釜是兩個階段共有的器物。因此，《報告》將第一期分為早晚兩個階段是符合事實的。如此，則早段的主要堆積單位是各探方的第8層、第7層下的H144、H13；晚段的主要堆積單位是各探方的第7層、G1、G9、H57、F34等。

關于陶器的其他特征，據(jù)《報告》所述，早段陶器以夾炭紅陶為主，占65.3%；泥質紅陶為次，占16.67%；夾炭紅褐陶較少，占8.44%。在制作工藝上，均為手制成型，口沿經(jīng)過慢輪修整。器表多涂深紅色陶衣，凡涂紅衣的地方都經(jīng)磨光。有的還利用慢輪修整時將釜、罐等口沿外表中部和肩上部的紅衣刮削掉，保留口沿上部和頸部兩周帶狀紅衣。不少圈足碗的器表為紅色，器內(nèi)為黑色，有的器表還有幾道豎向黑帶，乃是燒制時窯外滲碳所致。紋飾有線紋、鉆窩紋、戳印紋和鏤孔，戳印紋多為圓點狀，一般以兩個點為一組。晚段陶器同樣以夾炭紅陶為主，占77.48%；夾炭紅褐陶為次，占11.85%；泥質紅陶占9.3%。均為手制成型，口沿亦普遍經(jīng)過慢輪修整，器表多施深紅色陶衣。新出現(xiàn)按窩，三角形、菱形和“之”字形鏤孔。

二、關廟山第一期與第二期遺存的關系

鑒于關廟山遺址第二期是學界公認的大溪文化遺存，因此，討論一、二期遺存的關系是理解一期遺存屬性的關鍵。要對該兩期遺存進行分析，則首先要比較二者之間的陶器形態(tài)是否存在關聯(lián)度上連續(xù)演變的關系，以及這種關聯(lián)度的演變是否為考古學文化內(nèi)部的量變，還是已經(jīng)發(fā)生了質變。

《報告》表3-4-8對陶片器形的統(tǒng)計基本列出了一、二期重要堆積單位出土陶片的器形，顯示二者之間器物數(shù)量的大致情況，結合報告對相關器物的報道，可以對器類進行初步統(tǒng)計，而一些特定器形的陶器，也可以作為器類來統(tǒng)計。如此，可將一、二期的陶器器類進行大致統(tǒng)計。一、二期均有的為圈足碗、豎條帶圈足碗、圈足缽、圈足罐、白陶圈足盤、三足盤、圜底大盆、圜底罐、碟、圜底盤、釜、鼎、尊、器蓋、器座、鼓形大器座、小口廣肩罐，數(shù)量為17，列為A類；一期有、二期無的為圜底缽、刮衣陶釜，數(shù)量為2，列為B類；一期無、二期有的為圈足盤、彩陶圈足碗、豆、平底盆、平底缽、平底碗、曲腹杯、薄胎單耳杯、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平底罐、圈足甑、平底甕、臼、草帽形大器座、支座、陶轉盤、研磨器、紡輪，數(shù)量為22，列為C類。二者共有的器類，可以視為關聯(lián)度或相似度較高，從上面的統(tǒng)計來看，幾乎所有一期的器類，均可在二期找到可以對應的器物，所謂“一期有、二期無”的圜底缽和刮衣陶釜，實際上二期也有相似的形態(tài)。因此，在器類上，一期的風格都延續(xù)到了二期，一期與二期之間存在連續(xù)發(fā)展的邏輯關系，反映了二期對一期的繼承和發(fā)展，這是相似性和關聯(lián)度。差異性方面，則指二期的一些器類與一期完全沒有承繼關系，而是新出現(xiàn)的器類，數(shù)量為22。從這一點看來，兩期陶器在器類方面的差異性大于相似度。

若要進一步考察一、二期的陶器形態(tài)，則要具體到類以下的型、式上。在這個問題上，嚴謹?shù)姆椒ㄊ菍Α秷蟾妗匪l(fā)表的陶器全部重新進行類型學研究。但是，《報告》提供了大致可以參考的類型學研究結果，無需在此做更多的調(diào)整。檢索《報告》陶器的型式分析可以看到，那些一、二期之間共有的和相似度高的器類，一期陶器的“型”，都延伸到了二期，一期陶器的“式”，要么在二期繼續(xù)存在，要么在式別上有了變化。換言之，一期陶器的風格和元素，是被二期繼承下來了。與此同時，二期陶器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因素，這種新因素大致有兩種類型：一種完全是新的器類，即不見于一期，如圈足盤、豆、平底甕、平底盆、平底缽、平底碗、圈足甑、紡輪、曲腹杯、薄胎單耳杯、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臼、草帽形大器座、支座、陶轉盤、研磨器，等等。另外一種是吸收了外來因素，結合本地原來一期因素而形成的器類，如簋、平底罐、彩陶圈足碗等。紡輪的出現(xiàn)或許意味著某種新的生產(chǎn)分工和生活方式的產(chǎn)生。

二期遺存的陶器形態(tài)及組合，可以從幾個典型單位來考察。H113出土圈足盤3型Ⅳ式2件、4型Ⅰ式2件、6型Ⅰ式1件、6型Ⅱ式1件，平底盆2型Ⅰ式1件，器蓋8型Ⅱ式1件、9型Ⅳ式3件、11型Ⅰ式1件。H141出土圈足碗3型Ⅲ式1件、6型Ⅱ式1件，圈足盤4型Ⅰ式1件、4型Ⅱ式1件、6型Ⅱ式2件、6型Ⅴ式1件，豆1型Ⅱ式1件；簋2型Ⅰ式2件、2型Ⅳ式1件，甕1型Ⅱ式1件，器蓋5型Ⅹ式1件、10型Ⅰ式1件。H102出土圈足碗3型Ⅱ式1件、6型Ⅲ式1件、11型Ⅱ式1件、11型Ⅲ式1件，圈足盤1型1件，圜底大盆1型1件，杯1型Ⅱ式1件，尊Ⅰ式1件。結合其他典型單位如H153、H112、H148、G5、G6的陶器，可以了解到基本的器物組合是圈足碗、圈足盤、豆；有的則配以杯、平底盆、彩陶碗、尊、器蓋、器座等，構成二期遺存的陶器群。H102顯示二期陶器的一個重要特點：一部分器物向大型、厚胎、粗獷方向發(fā)展，另一部分器物向小型、薄胎、精細方向發(fā)展，兩部分器物相差懸殊、對比強烈，暗示二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同的陶器生產(chǎn)組（圖七）。

上述從器形的角度討論了第一、二期陶器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問題。不過，器形之外的一些因素也應考慮，如陶質、陶色、制作工藝、紋飾等。陶質方面，據(jù)《報告》表3-4-2，第一期夾炭陶占81.54%，泥質陶占13.7%，夾蚌陶占4.24%，夾砂陶占0.52%。第二期泥質陶占50.87%，夾炭陶27.07%，夾蚌陶18.14%，夾砂陶3.92%。比較這二期的陶質，由夾炭陶為主變?yōu)橐阅噘|陶為主，雖主次關系發(fā)生變化，但夾炭和泥質陶仍然是主旋律。陶色方面，據(jù)《報告》表3-4-3，第一期紅陶占88.62%，紅褐陶占10.81%，黑陶和白陶之和也僅占0.56%。第二期紅陶占92.18%，灰陶占3,23%，紅褐陶占3.04%，橙黃陶占0.21%，灰褐陶占0.49%，黑陶占0.65%，白陶占0.2%。從陶色來看，二期的變化是紅陶比例大幅度增加，同時也出現(xiàn)了灰陶、橙黃陶及灰褐陶，雖然比例很小，但說明陶色發(fā)生了一定的變化。在制作工藝上，二期陶器仍以手制成型，普遍經(jīng)過慢輪修整，施鮮紅色陶衣并精細打磨，這與第一期的工藝相似，沒有大的變化。二期出現(xiàn)的薄胎彩陶是一種新的工藝。紋飾方面，戳印紋普遍流行，也出現(xiàn)了人字紋、篦劃紋、鋸齒紋和點狀暗紋?？傮w而言，一、二期陶器在陶質上均是夾炭和泥質陶為主，陶色基本維持以紅陶為主，制作工藝上都為手制成型并經(jīng)慢輪修整或打磨，普遍在器表施紅陶衣，二期陶器紋飾在一期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發(fā)展。

三、峽江地區(qū)同時期遺存

關廟山遺址所在的地區(qū)是峽江地區(qū)，按照孟華平先生的意見，峽江是指三峽和江陵為中心區(qū)域。如此，則峽江地區(qū)是指湖北漢水以西長江兩岸的荊州、宜昌之全部和荊門的部分地區(qū)。峽江地區(qū)出土與關廟山一期同時期遺存的遺址還有江陵朱家臺、陰湘城，荊州荊南寺，宜昌楊家灣、伍相廟，秭歸朝天嘴、龔家大溝、柳林溪等。

朱家臺遺址1991年的考古發(fā)掘發(fā)表了報告，該遺址第一期遺存出土的陶器以夾砂陶為主，粗泥夾炭陶次之，泥質陶最少。陶色以紅色為大宗，也有少量外紅內(nèi)黑陶。器表多施紅色陶衣，也有在器表施紅色條帶，當是與關廟山一期的做法一致。主要器類包括釜、圈足碗、假圈足碗、平底缽、三足盤、碟、器座、器蓋、支座等。除了假圈足碗以外，其他陶器無論從形態(tài)還是組合、陶色及工藝來看，均同于關廟山一期遺存，在相對年代上可視為同一時期。報告將一期遺存分為三組，1、2組為早段，3組為晚段。早段的典型器類包括侈沿瘦體的折腹和圓腹釜、器身彎曲且內(nèi)有空的支座、深腹的假圈足碗和圈足碗、折腹圈足罐、小口圜底罐、深腹小碟、圈紐的器蓋、瘦高體型的器座等。晚段的典型器類較早段有了變化，釜已經(jīng)變?yōu)榘中?，出現(xiàn)盤口；假圈足碗腹部變淺；器座變矮。其他典型器類有圈足碗、缽、三足盤、盆、深腹小碟等。這種變化與關廟山一期早晚段的變化一致（圖八）。

陰湘城遺址1991、1995年進行過兩次發(fā)掘，分別發(fā)表了簡報。1995年發(fā)掘的結果還在日本《東方學報》刊文發(fā)表。陰湘城第一期遺存陶器以夾炭或泥質紅陶為主，并有少量磨光黑陶。流行褐紅色陶衣及其與細繩紋、鏤孔、刻劃紋或黑彩組成的復合紋飾，陶色內(nèi)黑外紅較常見。典型器物有釜、碗、盆、碟、杯、三足盤、圈足盤、鼎、器座、支腳等。《東方學報》發(fā)表的報告詳細公布了H78、H80等一批灰坑出土的陶器（圖九）。從這些陶器的形態(tài)及相關工藝特點來看，相對年代與關廟山一期相同，二者的文化性質一致。

荊南寺遺址出土的大溪文化遺存很少，但從發(fā)表的陶器來看，該遺址部分探方的第6層和第5層出土了關廟山一期的陶器，如T3⑤B層就是一個典型單位。

上述遺址位于江漢平原，均在漢水以西的荊州地區(qū)，這些遺址之間的空間距離不遠，因此在文化面貌上比較一致，本文所檢索的這幾處遺址的文化遺存，在性質上與關廟山遺址第一期遺存一致。這類遺存在峽江的峽區(qū)內(nèi)也有分布。

楊家灣遺址位于長江西陵峽的一處階地上，該遺址自1985至1994年先后進行過七次考古發(fā)掘，實際發(fā)掘面積達5231平方米。遺址按照象限分區(qū)，第一象限即遺址東北區(qū)主要是大溪文化早期遺存分布區(qū)，也是發(fā)現(xiàn)遺跡、遺物最為豐富的地區(qū)?！兑瞬龡罴覟场房脊艑ｎ}報告已經(jīng)發(fā)表，報告將遺址東北發(fā)掘區(qū)“大溪文化早期”遺存分為三段。這三段的陶器器類基本沒有變化，只是有某些器形的演變。陶質方面，三個階段都以泥質陶為主，夾炭、夾草末、夾砂、夾蚌的“雜質”陶較少；陶色方面，都以紅陶為主，其次是黑陶或外紅內(nèi)黑陶，褐、黃、灰陶的比例很小。三個階段的紋飾主要是凹弦紋和繩紋，有少量彩陶，如黑彩和紅彩。其他紋飾有刻劃紋、鏤孔、戳印紋、凸棱和花邊等。在器類方面，一段有罐、甕、瓶、簋、碗、盤、鼎、器座、支座和矮圈足，上述10類器物可以在關廟山一期遺存中找到參照物，且在類別和形態(tài)上都很相似。如罐的多種形態(tài)與關廟山遺址釜的多種形態(tài)相似，但其中曲頸、束頸罐（瓶）的特點是不見于關廟山遺址，甕則與小口廣肩罐相似，簋具備了圈足碗的形態(tài)特征，假圈足碗見于朱家臺遺址。其他如三足盤、鼎、器座、折壁圈足碗等，與關廟山遺址第一期陶器形態(tài)一致。二段新出現(xiàn)了平底盆、平底缽、碟、鼓形大器座，彩陶數(shù)量增加，內(nèi)唇和外沿上部各繪有一周黃色彩帶的陶缽出現(xiàn)。本階段不少圈足器的底部有刻劃符號，這是一個非常鮮明的特色。三段的器類及形態(tài)基本與二段相似。通過觀察，可將楊家灣遺址大溪文化早期陶器分為四組：A組陶器具有與關廟山遺址第一期遺存相同的風格，應為關廟山一期因素，這類因素占絕對多數(shù)。B組陶器是有自身一些特點，或許與本土傳統(tǒng)有關，如束頸罐、刻劃紋支座，以及圈足底部刻劃符號的風格，基本不見于峽區(qū)以外。C、D組陶器是外來因素，如曲頸的釜、罐以及陶缽上腹部施一周彩帶的風格，應是外來因素的介入，但來源地不同，前者可能來自湯家崗文化分布區(qū)，后者可能來自仰韶文化分布區(qū)（圖一〇）。但是，這種分組也不是絕對的，如假圈足，在峽區(qū)多個遺址均見有這種風格的圈足，轄區(qū)外的朱家臺遺址也見，它究竟是峽區(qū)本土還是外來因素，還需要進一步考察。

楊家灣大溪文化中期陶器基本沿襲了早期的作風，早期的假圈足、曲頸罐（釜）、三足盤等消失，其他器類和形態(tài)都延續(xù)到了二期，二期新出現(xiàn)了草帽形器座、豆、杯、缸以及多種型式的器蓋?？傮w而言，從大溪文化早期到中期，楊家灣遺址陶器的演變規(guī)律與關廟山遺址一、二期遺存的演變規(guī)律相同。

伍相廟遺址于1984年進行兩次考古發(fā)掘，有簡報發(fā)表。其圈足碗、釜、碟等均見于關廟山和楊家灣，施刻劃紋和戳印紋的支座也見于楊家灣。朝天嘴遺址于1985～1986年發(fā)掘，發(fā)表了專題報告，該遺址新石器時代Ⅱ期文化遺存與楊家灣大溪文化早期遺存陶器相似，而各種類型的支座、繩紋釜等應該是繼承了Ⅰ期文化遺存的特點。龔家大溝1981年的試掘發(fā)表了簡報，所出新石器時代陶器基本形態(tài)與楊家灣大溪文化早期遺存陶器相似。

柳林溪遺址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進行過多次發(fā)掘，發(fā)表了專題報告。該遺址東一區(qū)第6～9層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報告將其分為三期五組，認為這三期五組全部為同一性質的文化，即介于城背溪文化與大溪文化之間的一支新的考古學文化——柳林溪文化。不過，從陶器的形態(tài)和層位關系來看，二、三期的第6、7層與一期的第8、9之間似乎在陶器形態(tài)上有一些明顯變化，如A型長鼓腹釜、B型圓鼓腹釜、B型方柱支座、A型和B型侈口罐、Aa型矮領罐、甕、器表施刻劃紋和篦亞條紋的Aa型圈足碗等，盛行于一期，到了第二期有的消失，有的僅少數(shù)以孑遺形態(tài)殘留。第二期新出現(xiàn)了不少器形，如頂柱相連的Ab型支座、斂口帶頸的Bb型圈足碗、斜折壁的C型圈足碗、底部施刻劃符號的圈足碗、三足盤等，均是大溪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與Aa型器表施刻劃紋和篦壓條紋的圈足碗不共存。器表有黑色彩帶的做法，也只見于大溪文化早期。因此，有理由將一期與二、三期分開，將一期列為柳林溪文化，二、三期列為大溪文化，二、三期遺存在文化屬性上與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相同，年代也相當（圖一一）。峽江地區(qū)柳林溪文化遺存的相關遺址除了柳林溪外，還有孫家河、朝天嘴等遺址。柳林溪文化陶器的陶質以夾砂陶為主，但泥質陶所占比重也較大；陶色以紅陶為主，灰黑陶也占有一定比例。器類構成主要是三類：一類來自峽江地區(qū)城背溪文化；另一類是來自外地，包括洞庭湖地區(qū)的湯家崗文化；還有一類是自身的獨創(chuàng)。其自身獨創(chuàng)是最具特色的，如多種型式的施刻劃紋和戳印紋的支座，以及支座上的刻劃符號，是柳林溪文化最重要的特色之一，這一特色重點影響了峽區(qū)的大溪文化早期遺存，但少見于關廟山、朱家臺等平原地區(qū)遺址，故孟華平先生曾建議將峽區(qū)與平原地區(qū)的大溪文化遺存分為兩個類型。

四、澧陽平原相關遺存

澧陽平原與峽江地區(qū)在地理位置上毗鄰，二者很早就有文化交流，彭頭山文化的擴展催生了城背溪文化，彭頭山文化晚期又與城背溪文化有頻繁互動，皂市下層文化與城背溪文化也交流甚密，湯家崗文化的不少因素也影響到了柳林溪文化。從城背溪文化到大溪文化，澧陽平原與峽江地區(qū)的文化進程是同步而聯(lián)系緊密的。關廟山一期遺存階段，澧陽平原對應的則是大溪文化一期。這個時期的主要發(fā)現(xiàn)是澧縣城頭山遺址和安鄉(xiāng)湯家崗遺址。

城頭山遺址位于澧陽平原，位置略為靠近西部的山前，該遺址自1992年以來，連續(xù)經(jīng)過了十多次考古發(fā)掘，出土了豐富的大溪文化遺存，《報告》將其分為四期。大溪文化一期的主要堆積單位包括第一次筑城前后地層、壕溝、灰坑等單位；還包括祭壇、祭祀坑以及相關的墓葬和灰坑。從東北城墻的情況看，T1620～T1622的第14、15層位于筑城之前早期壕溝之中的堆積，大致略早于城墻，這里出土的遺物是大溪文化年代最早者，主要可見釜、圈足碗、曲頸罐、瓦棱紋圜底缽、折腹圜底缽、平底缽，這是一組標志性的器物，這組共存關系也在灰坑和其他堆積單位中多次出現(xiàn)。如東城的H315、H348等也出土類似的器物，說明這類標志性器物是反復共存的（圖一二）。陶質方面，以夾砂陶為主，次為泥質、粗泥和夾炭陶，也有極少量的夾蚌陶；陶色以紅陶為主，次為褐陶，有一定的醬黑陶、黑陶、橙黃陶和白陶，流行器表施紅衣的現(xiàn)象，也有很少的彩陶。紋飾主要有繩紋、弦紋、瓦棱紋、戳印紋、鋸齒紋、壓印紋、附加堆紋和鏤孔等。制作工藝方面以手制為主，有慢輪修整，有的醬黑陶及器表施紅陶衣的陶器還有器表打磨。城頭山大溪文化一期陶器的器類如釜、圈足碗、圜底的盆、缽等在形態(tài)上與關廟山一期相似，其曲頸罐、彩陶罐等又與楊家灣遺址大溪文化早期、柳林溪遺址二和三期同類器物形態(tài)相似。

湯家崗遺址位于澧陽平原東部的安鄉(xiāng)縣，該遺址在1978、1990、2007年三次考古發(fā)掘，遺址包含有豐富的湯家崗文化與大溪文化遺存。根據(jù)《安鄉(xiāng)湯家崗》報告，第一期遺存為湯家崗文化，第二期遺存為大溪文化。一、二期遺存關系密切，是同一個文化譜系的兩個發(fā)展階段。第二期遺存大量出土于地層、灰坑，可取相關典型單位對其做一了解。北區(qū)5層以下堆積單位出土的陶器與關廟山一期及楊家灣大溪文化早期遺存陶器相似，這些陶器以釜、曲頸罐、圈足碗、平底缽、圜底缽、圈足盤、器蓋為主要組合，陶器群中還有缸、豆、杯、小口廣肩罐、器座等（圖一三）。報告將第二期遺存分為三段，第一段陶器的陶質以夾炭羼砂陶為主，次為泥質陶。陶色以紅色為主基調(diào)，器表多施紅衣，有少量褐陶、醬陶和白陶，也有少量的彩陶。紋飾多繩紋、戳印紋、刻劃紋、幾何形印紋、瓦棱紋、附加堆紋、鋸齒紋、弦紋、鏤孔等。制法以手制為主，為泥片貼筑，器表稍加修整。第二段在制法上出現(xiàn)慢輪修整，并有打磨技術。陶質陶色基本不變，紋飾方面，弦紋、戳印紋躍居榜首，其他紋飾依然存在，紅衣現(xiàn)象普遍。第三段出現(xiàn)了外紅內(nèi)黑陶，且陶質陶色差異很大，本段泥質陶居首位，其次為夾砂陶，夾炭羼砂陶退至末位。陶色方面雖仍以紅陶為主，但比例下降，新出現(xiàn)了灰陶和黑陶，白陶不見。紋飾方面也發(fā)生結構性改變，弦紋、鏤孔及按窩比例大幅上升，繩紋、戳印紋、刻劃紋等下降，前兩段流行的瓦棱紋、鋸齒紋、幾何形印紋、附加堆紋蕩然無存。報告認為一、二、三段基本可以與城頭山遺址大溪文化一、二、三期對應起來。但從器類及陶形態(tài)來看，其一、二段大致可以與關廟山一期的早、晚段對應，三段可以與關廟山二期對應。因此，湯家崗遺址第二期遺存第一、二段相當于關廟山遺址第一期，第三段相當于關廟山遺址第二期，它們在年代和文化特征方面都非常相似，都應歸為大溪文化（圖一四）。

五、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的文化屬性

以上從關廟山一期遺存出發(fā)，并以其為參照，對峽江地區(qū)和澧陽平原諸多遺址同類遺存進行了考察，在考察中遇到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諸遺址中的陶器器類及器物形態(tài)，都無法與關廟山一期遺存完全一一對應。換言之，諸遺址的陶器群中只有大部分陶器能夠與關廟山一期遺存之大部分陶器對應，各遺址出土的陶器組合存在彼此交錯搭配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在多個遺址中又因遺址本身陶器的差異而混搭。在空間距離稍遠的情況下，早期形態(tài)的陶器還竄到晚期階段里扮演一定角色。流行于諸遺址間的陶器風格，無論是器類還是形態(tài)，似乎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時空倒錯現(xiàn)象。不過，任何現(xiàn)象都不會是空穴來風，表面看起來雜亂無章的現(xiàn)象，其背后都有著內(nèi)在的邏輯關系。因此，考察關廟山第一期及同類遺存的性質，應從多個遺址出發(fā)，多角度地檢視和對比。當然，目前的所有研究都只是基于現(xiàn)有材料分析得出的暫時結論，將來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以及新材料的出現(xiàn)，目前的結論將會得到修正。

（一）關廟山第一期及同類遺存陶器之異同

在關廟山遺址，第一期遺存的陶器類型中，不見朱家臺遺址第一期遺存的假圈足碗、平底缽、缸。反之，朱家臺遺址第一期遺存亦不見關廟山遺址第一期遺存中的小口廣肩罐、腰鼓型器座。這兩處遺址同樣沒有發(fā)現(xiàn)存在于柳林溪遺址和楊家灣遺址的帶刻劃紋和戳印紋支座，后兩處遺址中的曲頸罐也不見于前兩處遺址。柳林溪遺址中的斂口鼓腹圜底缽乃是該遺址傳統(tǒng)風格，不見于其他任何遺址。柳林溪遺址支座頂部及與楊家灣遺址同樣在圈足底部刻劃符號的特點不見于峽區(qū)外的任何遺址。曲頸罐的特征本是澧陽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古老傳統(tǒng)，自皂市下層文化、高廟文化、湯家崗文化以來就延續(xù)不斷，這類曲頸及施彩的作風卻越過以關廟山為中心的峽區(qū)山前平原地帶而進到峽區(qū)的楊家灣、柳林溪等遺址里，有如跨越式傳播的“插花和飛地”。如柳林溪遺址第一期的A型、B型侈口罐，A型、B型盤口罐，A型圈足碗，C型圜底缽，三期的B型Ⅲ式、Ⅳ式盤口罐（曲頸罐）也均來自湯家崗文化。因考古工作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性，這種“跨越式傳播”卻是史前文化交流中的一種常見現(xiàn)象。就澧陽平原而言，本地區(qū)相當于關廟山第一期的相關遺存在陶器整體風格上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其中瓦棱紋陶缽、折腹圜底缽不見于峽江地區(qū)。峽江地區(qū)流行的假圈足不見于澧陽平原，峽江地區(qū)流行的圜底碟、折腹圈足碗、腰鼓形器座、折腹形器座等不見于或少見于澧陽平原大溪文化一期，但在大溪文化二期中出現(xiàn)。當然，澧陽平原的圈足器底也不見柳林溪和楊家灣遺存中的刻劃符號，也無刻劃紋的支座。

從陶器形態(tài)、陶器組合來判斷某一類遺存的考古學文化屬性，是現(xiàn)階段考古學研究中的基礎性工作。但是，遺址—陶器—考古學文化三者之間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研究者之間的認知。不妨先假定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為一個獨立的階段或一個獨立的文化，毋容置疑，這個獨立階段的文化遺存的遺址顯然不止一處?？脊艑W文化的典型器物組合不一定非在一處遺址全部出現(xiàn)，即使是一處重要的典型遺址，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典型陶器種類，即使囊括了所有典型陶器種類，也會因發(fā)掘的規(guī)模和質量而不一定能被挖到。如此，則上述的描述僅僅是對已經(jīng)發(fā)掘的考古材料的一種初步結論。對于一處考古遺址而言，如非全部徹底發(fā)掘，則已有的材料無法排除某類器物存在的可能。因此，若將關廟山第一期及同類遺存視為某一特定時空階段的產(chǎn)物，這在這個特定時空中具有與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絕大部分陶器相同和相似、核心組合相同并反復共存者，應視為同一性質的文化遺存，而這諸多遺址同類遺存的加盟，則不僅豐富了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的文化內(nèi)涵，也為進一步考察該類遺存的源流及其性質提供了線索。

（二）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的文化屬性

從關廟山一個遺址而言，或以朱家臺一個遺址而言，對于其遺存性質的認定確實會產(chǎn)生不同的認知。關廟山一期與二期有差異，朱家臺一期與二期也有差異，但這種差異是否是區(qū)別文化性質的標準？仍然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脊艑W文化從它被界定的那個時刻起就不是鐵板一塊，并沒有特別明顯的邊界。不過，如果用絕對的標準去考察特定時空的某一遺址、某一堆積單位出土陶器的文化屬性，則關廟山遺址大溪文化一至四期完全可以分解成四個甚至更多個文化。由此類推，不同遺址發(fā)現(xiàn)的同一屬性的文化遺存或許都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考古學文化。但是，正如前述，并不存在鐵板一塊的文化界線，因為沒有哪一單個遺址出土的陶器能夠囊括某一個考古學文化的全部器物，一個遺址的小面積發(fā)掘更不能囊括某一考古學文化的所有器物形態(tài)。有的器形會在某個遺址的器物組合中存在，但會在另一個遺址的組合中消失，或甚至出現(xiàn)在另外的文化里，這種現(xiàn)象較常見。因此，要多比較一批遺址，把全部能夠反映該考古學文化的堆積單位和包含物都找出來，再來界定是否可以構成一個考古學文化。前面的考察顯示，在峽江地區(qū)和澧陽平原并不存在純之又純的關廟山第一期文化遺存，諸遺址間陶器的器類與形態(tài)只是大部分相同。這大部分相同的陶器就是考古學文化上所說的器物組合，較為穩(wěn)定的器物組合在多個遺址反復出現(xiàn)的同類遺存就應該劃為同一屬性的考古學文化。

判斷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的性質，主要是看其與被視為正宗大溪文化遺存之間的關聯(lián)性有多大。這種關聯(lián)性的考察也不能僅僅從一個遺址出發(fā)，而要放到整個大溪文化存在的時空背景中。前述關廟山第一期遺存與第二期遺存之間，二者均相同的器物種類數(shù)量為17，不同者為24，由此看來，差異性要大于相同性。但是，一期的所有器類和形態(tài)，均延續(xù)到了二期，可理解為二期并非徹底拋棄一期的傳統(tǒng)，只是加了許多新的因素而讓人感覺到產(chǎn)生了風格變異。在一個文化系統(tǒng)內(nèi)部，隨著一定的量的積累和外來因素的介入，在某個階段出現(xiàn)許多新因素是自然的。關廟山二期新增的一些器類，如圈足盤、豆、平底缽、平底碗、支座等，雖不見于關廟山一期，但見于其他遺址與關廟山第一期遺存同時的相關遺存。這種情況在朱家臺遺址里同樣有所表現(xiàn)，該遺址第二期與第一期相比，陶器也有較大的差異。朱家臺第一期的器類包括折腹釜、圓腹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平底缽、圜底缽、三足盤、碟、蓋、器座，其中以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三足盤、碟、器座為常見，構成了典型的器物組合；其中假圈足碗、三足盤、小碟為該類遺存所獨有。第二期遺存的器類包括鼎、釜、圈足盤、圈足碗、平底缽、平底盆等，其中以釜、圈足盤、圈足碗為常見，構成了典型的器物組合；其中內(nèi)斂口圈足碗、圈足盤為該類遺存的特色器類。原報告結合陶質陶色來判斷，朱家臺第一期遺存與第二期遺存的文化性質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應為“兩種性質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如果單從一個遺址本身陶器的對比，得出這樣的結論是不會有問題的。但判斷考古學文化的前提是同樣形制的器物在一個區(qū)域之內(nèi)幾個顯然不同的聚落一起重復出現(xiàn)。判斷考古學文化的標準是“幾種特定型式的器物，經(jīng)常在一定地區(qū)的某一類型的住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這種具有特定組合關系的遺存，便屬于一種考古學文化。”柴爾德在論述考古學文化時指出，重復不斷出現(xiàn)的器物的組合，或者幾組反復證明有共存關系的器物類型，就組成了所謂的文化。他還指出，在定義文化的時候，并不是所有的器物類型都需要在該文化的所有組合中重復出現(xiàn)?！拔覀儾荒芷谕诿恳粋€房子或墓葬，甚至所有的聚落和墓地中都能夠找到所有的類型。”夏鼐在定義考古學文化時強調(diào)，在考古工作中，發(fā)現(xiàn)某幾種特定類型的陶器和某類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類型的骨器和裝飾品，經(jīng)常地在某一類型的墓葬（或某一類型的住宅遺址）中共同出土。這樣一群的特定類型的東西合在一起，我們叫它為一種“文化”。他也指出，并不要求這文化中所有作為特征的類型品在每一個墓地或每一個居址中都全部出現(xiàn)。仔細比較朱家臺第一期與第二期遺存的器類，發(fā)現(xiàn)其情況與關廟山遺址頗為類似，其第一期遺存的絕大多數(shù)器類，在二期繼續(xù)沿用。一期的幾種典型器類不見于二期，但在其他遺址的典型大溪文化遺存中有發(fā)現(xiàn)，且與關廟山第一期遺存的同類器形共存，如假圈足碗在楊家灣遺址大溪文化中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三足盤在關廟山遺址第二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小碟在城頭山大溪文化二期遺存中發(fā)現(xiàn)。不見于關廟山和朱家臺第一期遺存的平底缽，卻多見于柳林溪遺址二、三期，即大溪文化早期。平底缽也見于城頭山大溪文化一期遺存。朱家臺第一期遺存不見圈足盤，但在湯家崗遺址和楊家灣遺址大溪文化早期遺存中都有圈足盤存在，陰湘城大溪文化一期也有圈足盤。因此，朱家臺遺址二? ?與一期的這些差異，實際上僅僅是單個遺址小面積發(fā)掘所得出的認知，無法涵蓋某一個區(qū)域階段性的考古學文化遺存陶器形態(tài)和器物組合的實際情況。要較全面地認識一考古學文化，需對其不同時代不同類型的遺存作系統(tǒng)的揭示。

楊家灣大溪文化中期遺存的屬性是典型大溪文化，其陶器基本沿襲了早期的作風，早期的曲頸罐（釜）、三足盤等消失，其他器類和形態(tài)都延續(xù)到了中期。中期新出現(xiàn)了豆、杯、缸以及早期同類器物的多種新形態(tài)?？傮w而言，中期是對早期的繼承和發(fā)展。柳林溪遺址新石器時代一、二、三期遺存存在較大的關聯(lián)性，因此報告將其全部歸為一個考古學文化，本文提出將二、三期列為大溪文化，主要是考慮到其與楊家灣大溪文化早期及關廟山第一期遺存之間關系密切。因柳林溪文化影響之故，該遺址大溪文化頗帶有較多柳林溪文化的遺風。但總體而言，其二、三期遺存具備了大溪文化的基本特征，且這些特征還在澧陽平原及峽區(qū)多個遺址反復出現(xiàn)。城頭山遺址大溪文化一期與二期之間關系密切，釜、圈足碗、曲頸罐、缽、甕是兩期均有的器類，二期新出現(xiàn)了圈足盤、折壁碗、豆、鼎、器座，這些新器物在城頭山遺址來看，是一期遺存不見的，但是這些器物全部見于與城頭山大溪文化一期年代相當?shù)臏覎忂z址第二期遺存一、二段。

以上分析可知，諸遺存最基本的器物組合是釜、圈足碗、圈足盤，是關廟山第一期及同類遺存與典型大溪文化共同一致的器物組合。與關廟山第一期遺存年代相當?shù)纳鲜鲞z存，在陶質陶色及制作工藝上也基本一致，如陶質多為夾砂或夾炭，陶色以紅陶為絕對優(yōu)勢。陶器均為手制，較早階段的還保持泥片貼筑，較晚階段出現(xiàn)泥條盤筑，多經(jīng)慢輪修整，有的還打磨，器表多施紅色陶衣，并且由深紅色陶衣發(fā)展到大溪文化二期的鮮紅陶衣。在紋飾上流行繩紋、戳印紋、刻劃紋、鏤孔等，這也是大溪文化較早階段的突出特征。

綜合前面的考察可以得出結論：關廟山第一期及其同類遺存，在陶器器類、器物組合、形制及陶質陶色和制作工藝上與以關廟山二期遺存為代表的大溪文化屬于同一性質的文化。關廟山一期及同類遺存屬于大溪文化的較早階段，總體而言，可以列為大溪文化第一期，其中還可以劃分出早晚發(fā)展的若干段落。

（作者：郭偉民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江漢考古》2018年第3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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