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的石刻圣跡
一千九百多年前，在中國洛陽的皇宮中，東漢明帝劉莊做了一個奇怪的夢：一位金色神人，身帶日光，飛行于皇宮殿庭......
次日，劉莊就此詢問群臣，一位博聞多識的大臣說：西方天竺國（古印度）有叫“佛”的神人，金身向日，皇上可能是夢見佛了。劉莊覺得此夢大吉，便派遣郎中蔡愔等沿西漢張騫通西域的路線，赴天竺求法。出行的時間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佛歷608年。三年后，蔡愔一行返回洛陽，他們沒有到達天竺，而是在西行途中遇到了來自中天竺的高僧攝摩騰與竺法蘭，于是邀其到中原弘法。他們用白馬馱著釋迦牟尼的佛像和《四十二章經(jīng)》，來向明帝交差。從此佛教東傳華夏的歷史便翻開了第一頁，洛陽也就有了釋教第一祖庭——白馬寺。
“白馬馱經(jīng)”的故事作為一種傳說，所涉及的時間、路徑、人物、經(jīng)像，雖然為后世學者們所爭論不休，但與其相關(guān)的兩個基本觀點，卻是史所公認的。
第一，佛教于公元1世紀開始傳入中國。
第二，佛教最初東傳所循的路線是東西方已經(jīng)溝通了近200年的“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在地理學上，主要是指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3-14世紀橫貫歐亞的陸路交通干線，在這條中國古代同西方各國進行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通道上，運送的物品以中國的絲綢為大宗，故被形象地稱之為“絲綢之路”。
當我們以濃厚的興趣關(guān)注這條通道與古印度佛教東傳中國之關(guān)系的時候，應當深刻記憶以下一些重大歷史事件：
公元前330年，希臘那位20歲就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軍事帝國的“天才統(tǒng)帥”亞歷山大大帝，開始率軍遠征印度。馬其頓的勇士們這時已經(jīng)在中國西北的大門口、喀布爾河下游地區(qū)安營扎寨。
希臘人無論打到哪里，都要按照他們的文化習慣，用石頭建造城堡，并在城堡中修建神廟、體育場和浴室。從地中海到帕米爾，希臘人共建造了70座這樣的“亞歷山大城”。最東邊的一座就是阿富汗東北部的阿伊哈奴姆古城。
這些石頭城中充滿了希臘移民和希臘式的建筑以及雕塑或雕刻。西方人早在公元前3世紀已經(jīng)把他們的人種和藝術(shù)植入犍陀羅——這個被西亞人稱為“香氣四溢”的地方。
▲▼阿伊哈努姆古城遺址和巨大的希臘雕塑左足
大約過了200年，東方一位與希臘馬其頓王亞歷山大一樣雄心勃勃的偉大君王漢武大帝劉徹，派遣他的特使張騫也到達了西亞這個特殊的地域。
劉徹派張騫通西域最初的動機和亞歷山大東征差不多，僅是為了在軍事上聯(lián)絡大月氏人，以對付雙方共同的夙敵匈奴人。漢武帝的初衷雖然沒能實現(xiàn)，但是張騫15年 生死卓絕，卻踩出了世界歷史上著名的歐亞大陸橋“絲綢之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最早使用這個概念，其開通時間，被鎖定在張騫通西域之始，即公元前 114年）。
從此，東西方文明開始汩汩如泉地交流涌動，最初的交匯點就在犍陀羅。
▲張騫出使西域及路線圖
大約又過了不到100年，張騫通西域時訪問過的大月氏人在犍陀羅建立了一個貴霜王朝（屬古印度）。寬容的貴霜王朝，接納了已經(jīng)誕生了500多年的印度佛教。
在此之前佛教的崇拜物一般是以象征性圖案來表示的。比如用“佛腳印”、“王座”、“白象”、“圣樹”來暗示佛陀的存在。這在佛教歷史上稱為“無像時期”。
而當佛教傳入犍陀羅后，受到多種文化元素的烘焙，特別是當佛教徒用以苦修的石窟與希臘的雕刻藝術(shù)融合時，漸漸產(chǎn)生了直接表現(xiàn)佛陀形象的雕塑和雕刻。
這是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文化現(xiàn)象，它標志著佛教從犍陀羅起走向了偶像崇拜的時代。
這個時代的到來，對于佛教走向鼎盛，其意義至關(guān)重大。
▲▼具有鮮明希臘藝術(shù)風格的犍陀羅佛像
問題似乎奇奇怪怪地回到了那個住在“絲綢之路”最東端洛陽城中中國皇帝劉莊的夢中。他夢見的身帶日光的金色神人，其實可能就是已在東土流傳開去、被偶像化了的佛陀釋伽牟尼。
戰(zhàn)爭的鐵蹄和商賈的駝隊已經(jīng)為他們踩出了一條現(xiàn)成的路。于是被佛徒們具象化了的“白馬”，馱著經(jīng)像，順著“絲綢之路”走來了。
從犍陀羅進入于闐、龜茲、敦煌，穿過河西走廊，來到長安，到達洛陽，經(jīng)過300年強有力的滲透，到南北朝時，已經(jīng)基本覆蓋中國西北和中部大部分地區(qū)。
這一支經(jīng)由古絲綢之路傳入，偶像帶著希臘雕刻藝術(shù)風格，哲學帶著東方思辨色彩的古老宗教，在唐代走向巔峰，實現(xiàn)了判教分宗，并在傳承中與本土的儒、道思想相融合，最終完成了“中國化”的全過程。
這就是佛學界所謂的“漢傳佛教”。
▲西行途中遇到高僧攝摩騰與竺法蘭
小乘教僧侶開建石窟以便禪觀和靜修
最早自西向東，行進在古絲綢之路上的是來自天竺（包括中亞）的小乘教僧侶。小乘教屬于佛教的早期教派。信徒們只承認并崇拜釋伽牟尼是唯一的佛。這些小乘僧人走走停停、尋尋覓覓，但凡他們認定是具有佛緣且適合他們修行的山崖便要通過募化或親事斧鑿，來開建石窟，以便禪觀和靜修。這是小乘僧人們從印度帶來的傳統(tǒng)，也是中國出現(xiàn)石窟佛寺的肇始。當這些僧人把他們的衣缽傳給西域僧人，再由西域僧人傳給漢地僧人，古絲綢之路上的石窟佛寺便由星星點點逐漸連崖結(jié)片，越來越多，而且愈建愈靠東了。
今天的新疆，是當年接受佛教傳授的第一站。東漢永平以降，原先張騫出去歸來的那條古道，在西漢末阻塞近半世紀后，又經(jīng)班超的開通，已經(jīng)形成了三條通道：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南，由葉城、于闐、若羌，直到漢塞玉門關(guān)或陽關(guān)的南線；塔克拉瑪干沙漠以北天山以南，由喀什、龜茲（今庫車）、輪臺，沿孔雀河東南行至樓蘭（今鄯善）的中線；天山以北，由弓月城（今伊寧）、車師（今高昌）、伊吾（今哈密），到達玉門的北線。
▲絲綢之路中國段示意圖
在這三條線上都建有相當數(shù)量和規(guī)模的石窟佛寺，今天，除了南線因后來伊斯蘭教進入，佛寺蕩然無存外，其余兩線依然有不少石窟寺遺址遺跡可見。如：吐峪溝石窟（北線高昌古城東15公里）、克孜爾石窟（中線拜城縣東60公里）、庫土吐拉石窟（中線庫車縣城西30公里）、柏孜克里克石窟（北線吐魯番東北50公里）等。應該說，在每一處遺存，都會有一個或幾個被稱為“祖師”的和尚潛心募化、鳩工建窟、面壁苦修的動人故事，可惜，面對千古寥無人跡的大漠，我們已無法從茫茫的塵封中釣沉他們的悲壯。
鳩摩羅什與克孜爾石窟、樂樽與莫高窟
克孜爾石窟位于新疆拜城縣，屬于龜茲古國的疆域范圍。200余處窟龕坐落于懸崖峭壁之上，綿延數(shù)公里。考古界公認的開鑿時間為公元3世紀，約在公元8-9世紀逐漸停建。近年所進行的C14測定，認為其中有的窟龕開鑿于公元1世紀。因此，它是我國開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也是漢傳佛教首傳西域再傳中原的實證。
克孜爾石窟原本是一條佛教壁畫的藝術(shù)長廊，壁畫總面積約為10000平方米，絕不亞于敦煌莫高窟?？上В裉靺s滿目瘡痍：供置釋迦牟尼佛祖的拱形佛龕里早已空空如也，壁畫上所有佛像左半邊袈裟均被剝走——因為它是金箔制成的，甚至整壁整壁的壁畫被人揭走……
能讓人感到蕩氣回腸的是石窟前廣場上的鳩摩羅什塑像。鳩摩羅什是姚秦時代龜茲古國的佛學思想巨匠。這位被尊為中國佛教四大譯經(jīng)家之一的大師，公元344年生于龜茲，7歲隨母出家，先修小乘，20歲時游學疏勒，改宗大乘，從此他立志駢首砥足，普度眾生，并把目標鎖定在長安。最后成為從西域沿著絲綢之路進入長安最有影響的人。他從公元401-413年在長安所翻譯的佛教經(jīng)典，對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特別是對漢傳佛教宗派理論的形成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譯介的“三論”，是三論宗依據(jù)的基本經(jīng)典；他所翻譯的《妙法蓮花經(jīng)》，是天臺宗賴以創(chuàng)宗的奠基理論；而《金剛經(jīng)》等，則直接影響了禪宗的形成。
▲鳩摩羅什 李爾山 繪
鳩摩羅什22歲時，即公元366年，大師在游學疏勒途中，突然棄修小乘而改宗大乘，標志著在古絲綢之路上步步為營、緩緩傳播著的專注個人解脫的小乘佛教也由此時起，逐漸轉(zhuǎn)向普度眾生的大乘教。這一年，在塔克拉瑪干沙漠東沿古絲綢之路（河西段）上的沙州（今敦煌），一位法名樂樽的僧人艱辛化緣，在三危山的崖壁上鑿建了第一個佛窟。至此，樂樽和尚已經(jīng)不是一位尋尋覓覓隨緣悟解的小乘僧人，他點亮了敦煌莫高窟的千年佛燈。
▲三危山金光燦燦
在莫高窟開鑿之后一百年間，河西有不少地方得遇大乘僧人開崖建窟，其規(guī)模較之小乘教在絲路（西域段）開建禪窟有過之而無不及。沿絲路（河西段）至今仍可見到的石窟寺有：莫高窟附近萬佛峽的榆林窟（具體年代無考），甘肅天水東南秦嶺西端的麥積山石窟（初鑿于公元394年），甘肅武威南祁連山麓的天梯山石窟（鑿于北涼時期），甘肅永靖縣西南小積石山中的炳靈寺石窟（鑿于西秦時期）。甘肅張掖臨松山中的馬蹄寺石窟（鑿于北涼時期）等。但是，在這河西一百年如此眾多的石窟寺中（包括早期的莫高窟），誰都沒有拔得當時的頭籌。
在遙遠的河東，由于強大的拓跋氏鐵騎席卷了整個北方，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建立了北魏王朝，以皇家氣魄開鑿了平城武周山云岡石窟。
▲大同云岡石窟
云岡石窟的開鑿，是佛教傳入中國后，在朝廷之上與本土文化發(fā)生激烈沖突，付出極其慘重的代價，最后取得階段性勝利的一項成果。佛教順絲路而進，能夠大興于兩晉南北朝，政治上屬于“乘亂而入”，思想上屬于“乘虛而入”。戰(zhàn)亂頻仍，民不聊生，自然是其直接導因。然而，當百姓們在苦難中提前選擇了佛教為解脫的精神支柱之時，君王們的選擇便只有兩條了：要么把佛教徹底滅掉，要么就把它整合成自己的統(tǒng)治工具。生活在平城的北魏王朝的統(tǒng)治者們，從太武帝拓跋燾滅佛（公元446年）到文成帝拓跋濬復法（公元460年），短短一二十年間，決策竟如此水火相背，讓今天的人們隱約感到了他們的無奈和痛苦?！疤錅绶稹?，是皇帝拓跋燾擔憂寺院經(jīng)濟迅速膨脹壓迫國家財政，司徒崔浩執(zhí)意復興儒教厲行文治，國師寇謙之意欲振興天師道教，聯(lián)手導演的一場慘劇。而“文成復法”，則是小皇帝拓跋濬迫于鮮卑貴族對崔浩厲行羲農(nóng)之治漢化政策的嚴重不滿，而采取的政治穩(wěn)定措施。這場無比復雜十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爭，在殺得血流成河后，牽出了一個人——太武滅法時的幸存者，沙門（和尚）曇曜。
曇曜的出場，也有一個故事：據(jù)說文成復法伊始，逃過死亡之劫的曇曜終于能坦然地呼吸一下平城的空氣了，他在歸京的路上，正好碰上了文成帝巡游的車駕，車駕上的御馬突然咬住了他的袈裟。文成帝認為這是“馬識善人”，對曇曜“以師待之”。這位新的帝王師，不久便出任“沙門統(tǒng)”（全國最高的僧宮），受命在京西武周山開鑿石窟。
▲云岡石窟第20窟釋迦牟尼佛像
云岡石窟在曇曜的主持下，從公元460年前后開工，到公元499年北魏王朝南遷便基本告竣。這是一項由皇帝親自督導，國家出巨資，在印度及西域僧人指導下實施的皇家工程，是中國北方，由萬名工匠在公元5世紀后40年一氣呵成的包含有數(shù)百個佛龕窟和數(shù)萬軀佛像的不朽巨作?；始夜こ痰牡匚?，使云岡石窟成為沿絲路而來的漢傳佛教早期最宏大最重要的場所。特別是由曇曜法師親自設計主持開鑿的早期五所大窟（史稱“曇曜五窟”）中的佛像，既虔誠地貫徹了佛陀生活原型的經(jīng)典主義儀軌，又濃重地體現(xiàn)了希臘古典雕刻藝術(shù)的唯美主義色彩，同時也巧妙標注了東方政治傳統(tǒng)的神秘主義傾向。最精彩的是編號為20窟的釋迦牟尼大佛。佛高13.7米。大佛臉為橢圓，眉毛細長，眼窩略凹，薄唇微翹，特別是鼻從額頭筆直伸出的特征與希臘太陽神阿波羅的理想美特征大體上是一致的。大佛穿著右袒的通肩厚重袈裟，讓人想到了佛陀像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大哲學家亞歷斯多德一樣的深刻與淵博。袈裟內(nèi)襯的輕薄綿軟繡紋精美的絲裳，又讓人想到了佛陀就像奧林匹斯山上的大神宙斯一樣尊貴和威嚴。這尊石像不愧為犍陀羅佛教藝術(shù)東傳中國后最優(yōu)秀最典型的巔頂之作。
▲龍門石窟蓮花洞.北魏
公元5世紀末，北魏王朝的政權(quán)轉(zhuǎn)移到一位少年英主的手中。他就是孝文帝拓跋宏（改漢姓為元，亦稱元宏）。孝文在他的祖母文明皇太后（文成帝后）的教導下，認真檢視并運用了北魏列祖列宗的思想武庫。他既像其高祖太武帝那樣厲行羲農(nóng)之治，又像其祖父文成帝那樣恭行佛化之道。因此他的“漢化”與“崇佛”兩只腳，比之先帝們走得更遠。他一生辦成了兩件大事：一件是把北魏的都城從平城遷往洛陽，這是最徹底的漢化舉措；另一件是用幾乎占全國稅賦一半的財力興建了洛陽龍門石窟，這是登峰造極的造佛運動。龍門石窟北魏營造期為30余年（公元504年-534年）。著名的“北魏三窟”：古陽洞、賓陽洞和蓮花洞，繼承了云岡曇曜五窟的馬蹄形平面、穹窿頂?shù)牟輳]式。此時的佛像，多為面容清癯秀勁的秀骨清像。佛多著褒衣博帶，衣褶層疊稠密，衣裙垂蔽。藝術(shù)風格也從云岡的渾厚粗獷轉(zhuǎn)向優(yōu)雅端莊，這種具有更鮮明民族特點和風格的中原佛教藝術(shù)，是形成中國式佛教石窟藝術(shù)過程中承前啟后的重要一環(huán)。
玄奘與《真唯識量頌》
北魏朝廷崇佛、造佛，對于佛教在華的傳布而言，樹立了一個極其“光輝”的榜樣。后世的皇帝，無論大小朝廷，多有效法。
隋唐，是整個中國古代的鼎盛時期，也是佛教的鼎盛時期。在“貞觀盛世”中，又一位佛學思想巨匠玄奘出現(xiàn)了。他和300年前從西域來到長安的鳩摩羅什大師志向相同方向相反，沿著絲綢之路走出國門。玄奘大師于公元627年，孤身西征天竺，求經(jīng)問法，歷時17年，艱苦備嘗，游歷數(shù)十國，完成了空前絕后的壯舉。所著《真唯識量頌》，被視為當時印度宗教哲學的最高權(quán)威。
從公元401年鳩摩羅什大師到長安翻譯《三論》《法華》《金剛》諸經(jīng)，到玄奘大師公元644年從天竺歸來翻譯《瑜伽》《般若》諸經(jīng)，再到此稍后（公元720年左右）“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到長安翻譯《大日》《金剛頂》等密宗經(jīng)，長安譯場一直扮演著佛教在華傳播理論策源地的角色，歷經(jīng)300多年的努力，卷帙浩繁的印度大乘經(jīng)典已絕大多數(shù)翻譯來華。
鼎盛王朝與樂山石窟
隋唐大一統(tǒng)后，政治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文化和諧，為古老的石窟注入了新的生機，敦煌莫高窟也在此時達到了鼎盛。彩塑與壁畫是敦煌藝術(shù)的主體。龍門石窟真正輝煌同樣也在隋唐，其中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完工的奉先寺大盧舍那像龕最具代表性。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在這一時期也有突出的亮點。麥積山標志性石胎泥塑“華嚴三圣”“西方三圣”塑于隋朝。
▲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
隋唐時期不僅古老的石窟呈現(xiàn)勃勃生機，新的石窟也還在大規(guī)模開鑿，而且選址也遠遠離開絲綢之路，向全國各地擴散。如：山東青州云門山石窟（隋開皇十年），四川巴中摩崖造像（隋大業(yè)五年），陜西郴縣大佛寺（唐貞觀二年），山東濟南柳埠千佛崖石刻（唐武德年間），四川夾江千佛崖（唐開元年間），四川安岳石刻（盛唐時具體年代無考），云南劍川石窟（南詔國天啟十一年相當于唐會昌元年）等。這個時期新鑿石窟寺中最為光彩奪目的藝術(shù)瑰寶是四川樂山大佛。這尊通高71米、肩寬28米（其中頭高14.7米、寬10米，耳長7米、眼長3.3米、頸高3米、腳背寬8.5米）的世界上最大石刻佛像，坐落在川南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匯處的棲鸞峰下，依凌云山山崖開鑿而成?？芍^“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樂山大佛.唐
▲青州造像
結(jié)語
關(guān)于佛教沿古絲綢之路由西域東傳中原的話題，在清以前，原本史無別論。但在清末民初，考據(jù)學興盛之時，有人提出了“海傳早于陸傳”的觀點，認為佛教最初是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而非傳統(tǒng)所謂之陸上絲路。其落腳點也不是京（長安）洛（洛陽），而是江淮。論者還把“白馬馱經(jīng)”之說責為“佛徒自愛之臆造”。執(zhí)這種觀點的重量級人物中有梁啟超先生，因此頗受當時學界關(guān)注。
事實上佛教來華還不止這兩條：從尼泊爾，翻過喜馬拉雅山口進入中國西藏，再達四川、青海及蒙地，又是一條。由緬甸，進入云南保山、思茅，到達昆明，再轉(zhuǎn)北，由麗江沿金沙直下長江流域，也是一條。究竟誰先誰后？對于考古學而言，確有必要弄清楚。但就陸上絲綢之路對于佛教的傳布價值而言，只要在寺廟建設（包括石窟）、經(jīng)論建設、僧團建設等方面，承認從陸上絲綢之路傳入的這一支，是傳華佛教中規(guī)模最大、建樹最多、影響最遠的一支，也就夠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統(tǒng)一國家，無論哪條線路在前，都不會改變佛教于公元1世紀進入中國這個大前提。
來源：山西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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