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后人岳鐘琪,竟然也倒在“莫須有”上,雍正:只為防患于未然

岳飛,千百年來一直被奉為“民族英雄”,尤其是他“精忠報國”的精神與氣節(jié),更是被推崇至今,為后世所歌頌。

可連岳飛也不會想到的是,他一生都在抗擊著由女真人建立的金國政權(quán),更是立誓“直抵黃龍府”,渴望將女真人驅(qū)逐出中原故土,而他的后世子孫中,卻有人恰恰是用盡一生在拱衛(wèi)由女真人后裔建立的大清王朝,這不可不謂之是歷史的一種“巧合”。

這位岳飛的后人,便是其二十一子孫,清朝時期的名將岳鐘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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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鐘琪橫跨康雍乾三朝,立下戰(zhàn)功無數(shù),為這一時期大清王朝的統(tǒng)一與邊疆安定做出了極為巨大的貢獻,而他本人也得到了極大的封賞與褒獎,甚至可以說是做到了清朝時期“漢人武將的第一人”。

然而,雖然岳鐘琪對于大清王朝是忠心耿耿,從未有叛逆之心,可依舊難逃雍正皇帝的懲治,甚至還險些因此喪命。而更為可悲的是,岳鐘琪的罪名也幾乎同他的先人岳飛一樣,都是“莫須有”,或者說,他們都是倒在了帝王的猜忌與懼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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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靜逆案”,成為了岳鐘琪人生盛極而衰的重要轉(zhuǎn)折點。

早在康熙朝時期,岳鐘琪就已經(jīng)是功勛卓著、名聲顯赫。

岳鐘琪是個標準的“將二代”,他的父親岳升龍是康熙朝前中期的名將,曾在“平定三藩之亂”以及之后的“征討噶爾丹”的過程中立下大功,后被晉封為四川提督,同時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與欣賞,而這無疑也給了岳鐘琪提供了極高的人生起點。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蒙古準噶爾部首領(lǐng)策妄阿拉布坦發(fā)動叛亂,占領(lǐng)拉薩進而控制了整個西藏地區(qū),引得舉朝震動。于是康熙將自己的十四子胤禎(雍正登基后為避諱,將其改名為“允禵”,顧一般也稱其為“胤禵”)封為“大將軍王”,統(tǒng)領(lǐng)十數(shù)萬大軍前往平叛。

時任四川永寧協(xié)副將的岳鐘琪在平叛過程中變現(xiàn)極為勇猛,接連攻克叛軍主力。隨后更是作為先鋒,率先攻進拉薩,并且平定了城中動亂,就此立下不世之功,岳鐘琪也憑借此功勛晉封為左都督,升任四川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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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伴隨著康熙皇帝去世,雍正皇帝登基,盤踞在青海的蒙古貴族羅卜藏丹津,趁著西北大軍將帥更替之際,在雍正元年(1723年)發(fā)動叛亂,于是雍正派遣自己的“藩邸故人”同時也是自己“大舅哥”的年羹堯統(tǒng)兵西北,并將其封為“撫遠大將軍”,率兵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

而這個時候的岳鐘琪,已經(jīng)成為了年羹堯的副將與重要幫手,他積極配合年羹堯的行動,屢立戰(zhàn)功,特別是他率部全力追擊羅卜藏丹津的叛軍殘部,并將其打得全軍覆沒,俘獲羅卜藏丹津的家人,而羅卜藏丹津本人靠著化妝成一婦人才勉強逃脫。

于是,岳鐘琪也再次憑借卓越的功勛,被雍正封為奮威將軍,同時晉封為三等威信公,授太子太保銜,并且擔任甘肅巡撫,轄管甘肅、青海兩地軍務(wù)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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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雍正三年(1726年)的時候,雍正與年羹堯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雍正以“九十二條大罪”賜以年羹堯自盡,岳鐘琪正式接替年羹堯成為了川陜總督,并且節(jié)制西北地區(qū)軍政民務(wù)。

此時的岳鐘琪可以說是來到了其人生中的巔峰,其在西北給年羹堯做了多年的“二把手”之后,也終于被扶正了,可殊不知,“麻煩”也隨即不找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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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六年(1728年),“曾靜逆案”爆發(fā),岳鐘琪可謂是“無故躺槍”。

當時,湖南教書先生曾靜派自己的學生前往岳鐘琪的大帳鼓吹“反清復明”,并勸諫他“重拾”岳飛后人的身份,率領(lǐng)大軍起兵造反,重新恢復漢人江山

這樣的言論讓岳鐘琪大驚失色,同時他也主動選擇了“自證清白”,將此事報告給了雍正。

于是,曾靜被雍正抓捕并且押送到了北京進行審訊。而根據(jù)曾靜的交代,他是受到了呂留良的“反清復明”思想的影響,進而進言岳鐘琪勸其謀反,整個事件也被證實確實與岳鐘琪無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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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一切調(diào)查清楚后,雍正下令將曾靜“悖逆思想”的根源呂留良扒墳掘墓、挫骨揚灰,并對其全家進行了流放,同時撰寫《大義覺迷錄》澄清事實,并且讓曾靜去給自己歌功頌德。

至于岳鐘琪,雍正當時并沒有對其進行任何的處置,甚至可以說是“一言不發(fā)”,可朝堂上已經(jīng)逐漸出現(xiàn)了對岳鐘琪極為不利的輿論聲音,雍正對于岳鐘琪本人的態(tài)度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

終于,到了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對岳鐘琪的“清算”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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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立決”改為“斬監(jiān)候”,岳鐘琪算是“逃過一劫”,從而“撿回”了性命。

雍正十年(1732年),策妄阿拉布坦的繼任者噶爾丹策零率部偷襲哈密,造成了清軍的部隊傷亡,同時還燒毀了大批軍需糧草。哈密的守軍隨后展開了反擊,最終打退了噶爾丹策零的進攻,不過并沒有對其進行追擊,最終讓其逃之夭夭。

雍正在得知此事后世極為震怒,不僅下令將涉事的將領(lǐng)處死,同時嚴厲斥責了岳鐘琪。

“攻敵不速,用人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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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勝敗乃兵家常事”,如此“小敗”,在加上是敵人的偷襲,追擊時又遇到山谷之地擔心有地方埋伏,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要追究責任,僅處置參與和涉事的將領(lǐng)便可。然而雍正卻以此“大做文章”,極力呵斥岳鐘琪,其中的含義是可想而知的。況且這也是雍正處置官員們的一貫做法,他這樣做就是要表明態(tài)度,引導百官進行參劾,之前對于年羹堯、隆科多等皆是如此,可謂是“屢試不爽”。

于是乎,早已“心知肚明”的朝堂官員們,隨即對岳鐘琪進行了瘋狂的彈劾,他們之中牽頭的便是日后被雍正賜以“配享太廟”殊榮的鄂爾泰。

就這樣,岳鐘琪被罷職議罪,并且還被判以“斬立決”,后來雍正念其功勛以及“岳飛后人”的身份,改為“斬監(jiān)侯”,進而將其投入大牢,直到雍正去世才被乾隆皇帝赦免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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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對于雍正皇帝而言,如此嚴厲的處置岳鐘琪也是一種必然。

一方面,岳鐘琪終不是年羹堯,他是一介“不在旗籍的漢人”,并且與雍正之間也缺少真正的牽絆。

清朝時期,并不是沒有漢將受到重用的先例,關(guān)外時期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到后來入關(guān)之后的吳三桂、佟圖賴、佟養(yǎng)甲、巴顏以及施瑯等人,他們都曾經(jīng)手握重兵,統(tǒng)兵在外征戰(zhàn),可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漢軍旗人,包括年羹堯,其家族也是隸屬于漢軍鑲白旗。

而岳鐘琪,只是“普通”的漢人,并不是“漢軍旗人”,可他又掌握著當時整個大清王朝人數(shù)最多、戰(zhàn)斗力最強的一支軍隊,在當時人的觀念中就是一種“逆襲”般的存在,因而對其的猜忌和防備也是可想而知的。

與此同時,岳鐘琪還有一點是無法與年羹堯相匹敵的,那就是年羹堯不僅是雍正的“藩邸故人”,他的妹妹還是雍正最為寵愛的敦肅皇貴妃年氏,這二人之間既有主仆關(guān)系也有親緣關(guān)系。反觀岳鐘琪,也缺少了這樣一份親緣的牽絆,況且,岳鐘琪最早是由康熙皇帝發(fā)現(xiàn)并被提拔的,雍正和他之前也就沒有了“知遇之恩”,剩下的只有“利用”和“利益”關(guān)系,也自然會疏遠許多。

所以,岳鐘琪不會像年羹堯那樣,被給予極大的信任,當其權(quán)勢和地位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得到了也必然會是猜忌和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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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雍正也擔心“曾靜逆案”,也絕非只是“個案”。

前文中也說到了,曾靜之所以選擇岳鐘琪,既是因為岳鐘琪手中握有重兵,同時也是看中了他岳飛后人的身份,希望就此喚醒他的“民族意識”。既然曾靜可以如此,那么其他有“反清復明”想法的人也會步曾靜的后塵,畢竟,選擇策反岳鐘琪,無疑是這些人實現(xiàn)其目標的最佳選擇,甚至可以說是唯一路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雍正剝奪了岳鐘琪的兵權(quán),并將其拿下治罪,無疑是一種“防患于未然”的選擇,對于岳鐘琪的謀反也只能抱有“莫須有”的態(tài)度來看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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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雍正將岳鐘琪由“斬立決”改判為“斬監(jiān)候”,并不是因為念及他的“民族英雄”岳飛后人的原因,而是同樣有著他自己的考量。

首先,岳鐘琪并不像年羹堯那樣飛揚跋扈、居功自傲、結(jié)黨營私、貪婪奢靡,相反,岳鐘琪本人是非常的謙遜低調(diào)、謹慎嚴明,并且做人做事也非常的得體,在加上他并沒有實質(zhì)性的“悖逆”行徑,所以雍正對岳鐘琪處置過于嚴厲和決絕,難免會遭到世人的非議。

其次,此前在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亂以及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的過程中,岳鐘琪屢立戰(zhàn)功,從而維系了王朝的統(tǒng)一與邊疆安定,算是有大功之人,特別是岳鐘琪在平定羅卜藏丹津的叛亂中可謂居功至偉,幫助雍正徹底穩(wěn)固住了皇位,這樣的功勛也不得不讓雍正為之感念。

再次,當時傳統(tǒng)八旗子弟已經(jīng)腐化墮落,戰(zhàn)斗力全然不如從前,因而打仗更多的還是要靠漢族將領(lǐng)以及綠營兵士,所以在處理岳鐘琪的時候,也需要照顧這些人的感受,從而對其盡可能的進行安撫。

也正是因為如此,岳鐘琪算是“撿回”了一條性命,得以在獄中活到了雍正去世,乾隆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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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年(1737年),岳鐘琪得到了“平反”,從而回到成都養(yǎng)老。

乾隆十三年(1748年)“大金川叛亂”爆發(fā),面對復雜的地形與民族矛盾,乾隆皇帝決定重新啟用已經(jīng)闊別軍旅長達十年之久的岳鐘琪,并將重新提拔為四川提督,命其隨同大學士傅恒出征金川,希望利用岳鐘琪對四川地區(qū)的熟悉與了解,能夠扭轉(zhuǎn)戰(zhàn)局。

而岳鐘琪也不負眾望,隨即迅速平定了“大金川叛亂”,并在此后繼續(xù)坐鎮(zhèn)西南,為維系這一地區(qū)的安穩(wěn)做出了積極貢獻。

乾隆十九年(1754年),岳鐘琪病逝,享年六十八歲,乾隆皇帝賜其謚號為“襄勤”,也算是對其一生戰(zhàn)果與貢獻的高度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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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鐘琪能夠在其人生的暮年時候得以“平反昭雪”,并且重新披掛上陣,率兵出征,發(fā)揮“余熱”,不免讓人感到一絲欣慰。然而,岳鐘琪謙遜低調(diào)、為官沉穩(wěn),并且是功勛卓著,他的人生命運本不該如此。可就是因為其“不在旗籍的漢人”身份,以及擔心被一些想要“反清復明”的人進行勸諫和策反,就遭到了猜忌和打壓,進而雍正朝時期迅速從巔峰跌落谷底,甚至還險些因此喪命,這也不得不讓人感慨岳鐘琪的“時運不濟”與“命途多舛”,同時對于其人生境遇,也只能抱有深深的同情和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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