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當時條件而言，吳太伯如何能遷徙千里之外的吳地？考古令人意外
就當時條件而言，吳太伯如何能遷徙千里之外的吳地？考古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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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在，江南一帶的人毫無疑問是華夏。但是，在戰(zhàn)國以前這兒的人曾被華夏稱做“荊蠻”。春秋時期，蘇南吳國的王室曾假借華夏祖先而成為華夏，這便是蘇南地區(qū)人群華夏化的重要關鍵。
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司馬遷記載了春秋時吳國王室的起源及其世系：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fā)，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
根據(jù)這個記載，偏居東南的吳國王室是周人后裔。由于江蘇丹徒大港煙墩山宜侯墓及其他有關西周考古材料的出土，有些學者認為，“太伯奔吳”的歷史記載在此得到考古學證據(jù)的支持，因此更確信在商末曾有太伯為首的一支周人，由陜西周原遷至長江下游。
在另一方面，由于渭水中游的周原與蘇南的句吳在地理上隔得相當遠，許多歷史學家懷疑這段歷史記載的真實性。
1、考古證據(jù)：太伯奔吳在江南
早在20世紀50年代即有學者提出，太伯所奔之吳可能不是東南沿海之吳，而是渭水流域的夨(吳)。20世紀70年代，夨國遺址在陜西省寶雞附近的汧水流域被發(fā)現(xiàn)后，這個說法也得到考古學證據(jù)的支持。
目前的考古證據(jù)難以支持太伯曾奔于蘇南的說法，太伯可能只是逃到寶雞的夨國去。但是，只否定太伯曾奔于蘇南是不夠的。
一個歷史記載可視為一種社會記憶，為了某種現(xiàn)實理由，社會常選擇、強調(diào)或創(chuàng)造一些“過去”。因此，春秋時期為何有“句吳王室為太伯之后”這樣的社會記憶保留下來，值得我們深究。
1954年江蘇丹徒縣出土一批西周銅器，其中的宜侯夨（ce）簋有銘文記載虞侯被改封到宜地的事。據(jù)古文字學者唐蘭考訂，虞便是吳，虞侯夨是仲雍的曾孫周章，他所受封的“宜”在江蘇丹徒附近。他認為，這個考古發(fā)現(xiàn)證實了古文獻中的太伯奔吳之說。
后來此類出西周青銅器的墓葬在長江下游續(xù)有發(fā)現(xiàn)，因此唐蘭的看法廣為考古學界與歷史學界接受“。并且，由于這些墓葬大多是不見于北方的土墩墓，有些器物又頗富地方特色，學者多認為這印證了《史記·吳太伯世家》之說，認為“吳國統(tǒng)治者是周人，人民為荊蠻。丹徒煙墩山、母子墩等墓反映中原、土著兩種文化因素，體現(xiàn)了這種民族構成”?；蛑赋龃丝脊刨Y料可印證文獻中太伯奔吳后“文身斷發(fā)”接受荊蠻之俗的記載。
在這些研究中，學者大多只是以這些墓葬出土的“西周青銅器”來印證文獻中太伯奔吳之說。但是，具有某種文化特征的器物，可能被外來者刻意收集或仿作，它并不能毫無疑問地反映擁有者的族群身份。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歷史考古學”研究中，學者們以歷史資料所組構的“過去”作為考古資料分類與解釋的藍圖，為了符合這藍圖，學者們對某些考古資料的分類與解釋有削足適履之嫌。
譬如：蘇南有“西周墓葬”，但這些墓主生前所住的“居址”似乎很少被發(fā)現(xiàn)，或有意被忽略。在同一地區(qū)，與這些墓葬時代部分重疊的人類居址也確曾被發(fā)現(xiàn)，這些遺存被稱作“湖熟文化”遺存。相反的，這文化的墓葬卻很少被發(fā)現(xiàn)。再者，蘇南西周青銅器墓幾乎都是葬于土墩的，但以本地區(qū)的土墩墓來說，學者也傾向于將有商周銅器的與沒有銅器的分開，而忽略它們在其他方面的相似性。
顯然因為學者為了呼應太伯奔吳之說，而將出西周青銅器的墓葬與湖熟文化居址分開，也將出西周青銅器的墓葬與其他的土墩墓分離，以表現(xiàn)外來的上層統(tǒng)治階級與土著荊蠻的差別。因此在考古學上即出現(xiàn)了同一時地有湖熟文化居址卻無墓葬，有西周墓葬卻無居址的怪現(xiàn)象。這實在是因為太伯奔吳故事深深影響考古與歷史學者對于考古資料的分類、命名與詮釋。
被發(fā)現(xiàn)在江蘇句容浮山果園，丹徒大港母子墩、磨盤墩、煙墩山，溧水烏山，儀征破山口，丹陽司徒，南京浦口等地。浮山果園西周墓發(fā)現(xiàn)有西周時代的陶鼎、陶鬲與幾何印紋硬陶、原始瓷豆等。銅器只有一件銅戈。漂水烏山一、二號墓出土銅鼎、銅方鼎、提梁卣等西周器，同時也有陶器與原始青瓷。
丹陽出土的是窖藏，銅鼎有煙炱痕，銅簋有長期使用的磨損痕跡。南京浦口出土西周末到春秋初的青銅器，形制簡樸，范鑄痕清楚。各器底部都有濃厚的煙炱痕，有的還有修補痕跡等。母子墩出土青銅器較多，計有青銅禮器9件，銅兵器100余件(大多是鏃)，車馬器數(shù)百件(大多是小甲泡)。另外也發(fā)現(xiàn)了幾何印紋陶及原始瓷器，其中有6件青瓷豆。出土宜侯夨簋的煙墩山遺址中，發(fā)現(xiàn)銅器共14件，也有“青釉陶豆”1件。
無論如何，根據(jù)宜侯夨簋證明太伯奔句吳之說，主要是因為在文字學上虞、吳兩字可通用。在宜侯夨簋銘文上，“虞”字從虎從夨。據(jù)李學勤考證，此字為從吳省聲，是虞字的異構。也就是說，吳與夨是相通的。
學者周法高對此也早有說明，他指出：吳字省“口”就是夨，如周字省去“口”作“用”是一樣的。因此，綜合許多學者的舉證及意見，以及宜侯夨簋銘文中虞字的形構，都說明構成虞、吳的一個主要成分是夨。夨與吳可相通；虞、吳都是由夨演變而來。如果“虞侯”出現(xiàn)在蘇南的器銘中，使得學者忽略由陜西到蘇南的山水隔阻，而相信太伯曾遠奔到此；那么，如果在陜西也發(fā)現(xiàn)與“吳”有關的考古證據(jù)，是否能更合理地說明太伯所奔之地呢?
2、考古證據(jù)：太伯奔吳在寶雞
周初重器散氏盤，銘文記載夨、散二國割土約劑之辭。張筱衡認為夨國即吳國，也是虞、芮爭田之虞國。隴縣一帶有吳山，夨之得名與吳山有關，因此夨國應位于吳山所在的隴縣一帶。他的看法為太伯所奔之夨提供一新說，但在當時沒有受到重視。
20世紀70~80年代，夨國遺址及遺物紛紛出土于隴縣、寶雞一帶，所出器物大多是西周早期之器，也有部分中、晚期器。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證實了夨國的存在，以及其時代及地理位置。
根據(jù)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以及有關出土器物銘文的研究，考古學家認為夨國早在商末周初就活動在隴河谷臺地，主要存在時代與西周平行。夨國確切的位置或其較集中的活動范圍，約在汧水上游的隴縣到下游的寶雞一帶。根據(jù)出土器物及銘文顯示，夨國東與姬姓的散、井等國為鄰，南與漁國為鄰，而夨國之君與這些國家的領導家族間都有婚姻關系。
劉啟益根據(jù)夨國考古遺存發(fā)揮張筱衡之說，認為太伯所奔之吳就是夨國，也就是虞國。他與張筱衡的意見可歸納如下：
(1)夨之得名與吳山有關，吳山在隴縣西，汧水之南；(2)傳說中的“虞芮爭田”之虞便是夨國，因與岐山周原很近，虞、芮兩國的國君才可能到那兒找西伯(文王)解決爭端；(3)“太伯奔吳”傳說中的吳也是夨國，除文字上的關聯(lián)外，還有吳山為證；(4)周滅商之前的“荊楚”在今汧陽縣，汧陽位于汧水中游，吳山在其西；由此也證明太伯所奔的吳或荊蠻是在汧水流域一帶，張筱衡與劉啟益之說，尤其是在地理上，似乎解決了千古以來學者對于太伯傳說的懷疑。
但黃盛璋對此有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夨國非吳國亦非虞國。他提出的理由如下：
(1)從文字的形音義上來說，夨不是吳或虞；(2)夨國不是姬姓，而吳是姬姓國；(3)吳山在春秋戰(zhàn)國時被稱為汧山，后來才改為吳山。
我們?nèi)糇屑毺剿鼽S盛璋對此說的質(zhì)疑，可發(fā)現(xiàn)他的看法不能完全成立。首先，黃盛璋以漢代著作《說文解字》為例，并不能說明西周時夨的字音與字義；畢竟兩者在時代上差了一千多年。而且，西周時的夨國完全不見于歷史文獻中，我們不知道夨作為國名時的讀音及含義。其次，漢代文獻稱吳山本名為汧山，或說古文為汧山，只說明漢代人所看到的古文獻中它被稱為汧山，并不表示吳山之名是戰(zhàn)國之后的人所創(chuàng)造的。
胡渭在《禹貢錐指》中說：
“自周尊汧山為岳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岳?！耙浪目捶?，吳山是汧山的俗名或別稱?，F(xiàn)在由于夨國遺址發(fā)現(xiàn)在吳山附近，以及相關的銘文考釋，使我們得以接觸到漢代人難以窺見的資料，證明至少在西周時這兒就被稱做“吳”或“夨”了。至于夨國之姓的問題，我曾由“夨王”與鄰近國家的婚姻關系，姜姓的吳岳(大岳)傳說，以及夨國鄰近吳山的位置，推證夨國王室應為姜姓。
至于“荊蠻”與汧水、吳山一帶的地理關系，劉啟益以先秦文獻及金文說明荊便是楚，荊、楚常連稱。他又指出，周原甲骨卜辭中有“楚子來告”，此楚曾附于周方伯，其位置應離周原不遠。
西周建國之初或更早的楚或荊楚，與春秋時人觀念中的荊楚，的確可能所指不同。扶風莊白出土的墻盤銘文中提及“苰魯昭王，廣能荊楚”。雖然春秋以來，即以此荊楚等同于春秋時楚國所居(長江中游一帶)，但事實上昭王南征之荊楚是在何處仍值得探討。出土于岐山縣董家村的五祀衛(wèi)鼎，記載當?shù)刭F族劃分田界的約辭。
“荊”可能與汧山(岍山)、汧水中的地名“”，或西周金文中的國名“井”有關。劉節(jié)曾指出，汧或岍原來是從井的。他由出土彝器及銘文，來證明井人所居可能在今汧水流域。由西周金文中，我們也知道夨、散之間有“井邑田”，井又曾與寶雞茹家莊、紙坊頭的弓魚國通婚。井之所在應距寶雞不遠。荊、井、汧等這些古文字上錯綜復雜的問題，還待文字學家去厘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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