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5 至 13 世紀中國磚石佛塔塔壁裝飾類型分期研究
佛塔是中國古代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分布廣泛,歷時悠久,現(xiàn)存數(shù)量較多,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歷史和古代社會、文化的重要實物史料。對佛塔的研究,揭示文化的傳播、流變,有助于我們認識古代社會,同時,對佛塔歷史演變和區(qū)域關系更深入的認知,也必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揭示佛塔的歷史文化價值,更好地保護和傳承這些珍貴的文化遺產。
一座中國佛塔完整的外觀一般由臺基、塔身和塔剎三部分組成。 依其建筑材料,中國佛塔主要可分為木塔和磚石塔。
本文以傳世數(shù)量較多的磚石塔為研究對象,運用建筑考古類型學研究方法,嘗試探索公元5至13世紀,中國磚石塔塔壁面裝飾類型的分期、流變及其文化背景。
塔身壁面裝飾形制類型
中國古代磚石塔有覆缽、亭閣、樓閣、密檐、花塔、喇嘛塔、金剛寶座塔等多種造型。其中,以樓閣塔和密檐塔最為常見。磚石建造的樓閣塔,其臺基、塔身部分多模仿中國傳統(tǒng)多層木樓閣建筑的造型;密檐塔普遍用磚石建造,與樓閣塔多以中國面貌示人不同,密檐塔的造型表現(xiàn)出更濃重的異域特征,其塔身最具特色的密檐部分,形似層疊的相輪,整體造型有如放大的塔剎(圖一)。
〔圖一〕 磚石造樓閣塔與密檐塔舉例
右 密檐塔:遼中京大明塔
中國磚石塔的壁面裝飾題材主要有三大類型: 仿木構建筑型、 佛教題材型和仿木構與佛教題材共存的混合類型(圖二)
〔圖二〕 磚石塔塔身壁面裝飾形制類型示例
根據宋代《營造法式》,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木構形制可分為大木作制度和小木作制度,在塔身裝飾上,大木作和小木作皆有體現(xiàn),最常見的仿木構裝飾有門、窗、欄桿、柱、闌額、斗栱等,其中,門、窗和欄桿屬于仿小木作,仿木構窗的形制主要有直欞類(包括直欞窗、破子欞窗)和格子窗類;仿木構門的形制有板門和格子門兩類。柱、闌額、斗栱等本文統(tǒng)稱為仿大木作。
在仿木構形制的確認上,本文以是否完整表達了中國傳統(tǒng)木構件為依據,如嵩岳寺塔身上所表現(xiàn)的柱式,不符合中國傳統(tǒng)建筑的造型和結構特點,不計入仿木構做法;又如,塔身上若僅開券洞,沒有仿木構門窗造型者,也不歸入仿木構裝飾類?!胺鸾填}材”指,塔壁面裝飾以諸如佛、菩薩、天王、力士、飛天、弟子、伎樂、供養(yǎng)人、塔、瑞獸、法器、經文等具有佛教含義的題材。仿木構與佛教題材共存的混合類型是指,塔壁面同時表現(xiàn)了仿木構建筑和佛教兩類題材。
塔身壁面裝飾形制標尺
本文將 中國現(xiàn)存的公元5世紀至公元13世紀間,建造年代可考且塔壁面裝飾具有原真性的磚石塔,按其 年代順序,歸納如[表一](表格文字涂灰色底紋者為密檐塔):
[表一] 磚石塔壁面裝飾略表
磚石塔塔壁裝飾形制分期
根據[表一]中的標尺案例形制的歷史演變規(guī)律,本文將公元5至13世紀中國磚石佛塔面壁裝飾類型形制
分期如下圖(圖三)所示:
(圖三) 磚塔塔壁裝飾類型分期圖
第一期
佛教傳入至北魏孝文帝初年
這一期為佛塔的原型傳入期,主要特點是源自印度的佛塔原型開始在中國傳播,典型實例為現(xiàn)存北涼紀年石塔,其普遍形制特征是:覆缽形塔身,圓形平面,八邊形塔基,塔壁飾以佛和菩薩造像等圖像(如〔圖二〕之“佛教題材型”所示)。佛塔作為佛的象征,隨佛教流傳,所以本期的上限,原則上應不早于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北涼紀年石塔已處于本期的末段,圓形塔身已經出現(xiàn)變化,其塔身圓形、基座八邊形的造型證明,八邊形與圓形具有密切的淵源,且八邊形在塔體上出現(xiàn)的年代當不晚于北魏,所以,中國佛塔平面方形早于八邊形之說,當可斟酌。第一期佛塔實例存在于印度與中原聯(lián)通的交通必經之路——河西走廊地區(qū),應可視為中國佛塔西來的傳播物證。
第二期
北魏孝文帝初年至北宋初
本期為佛塔的原型繼承與本土化創(chuàng)新期,主要特點是塔壁上仿木構因素的出現(xiàn)、發(fā)展和傳播,佛塔塔身的壁面裝飾因此出現(xiàn)了類型的多樣化,壁面裝飾題材的混合類型和仿木構類型次第出現(xiàn)。從現(xiàn)存實例看,樓閣塔壁面裝飾題材的混合類型首先出現(xiàn)在北魏時期的中心區(qū)域——大同和河南地區(qū);樓閣塔壁面裝飾題材的仿木構類型首先出現(xiàn)在唐代的長安地區(qū);密檐塔壁面裝飾題材的仿木構類型同樣首先出現(xiàn)在唐代的長安。以上類型先在都城地區(qū)出現(xiàn),經過相當時間后,北方其他地區(qū)和南方地區(qū)始見同類型佛塔。特別應注意的是,在本時期的河南、山東、云南等地區(qū),塔壁裝飾仍在沿用佛教題材類型,且其與第一期下限的年代差,與實例所在地和佛教傳入地的空間距離成正比,宛如文化傳播的足跡,表現(xiàn)出形制傳播的時空歷程。
第三期
北宋初至十三世紀
本期為佛塔的多樣化共存和繁榮發(fā)展期,主要特點是佛塔壁面裝飾的三大類型共存,其中,主流形制是分別存在于磚石樓閣塔和密檐塔上的混合型和仿木構型(見〔圖三〕)。這一時期,仿木構題材和佛教題材均有深度發(fā)展,且廣泛分布,形成了一些鮮明的地域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要探求這一時期內不同地域間的形制源流影響關系,必須擴大視野,梳理各類型完整的歷史演變脈絡,并綜合考慮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傳播特性,方能避免陷入現(xiàn)存實例不足而產生的認識誤區(qū)。
例如,有學者認為,遼塔壁面上的佛教裝飾手法源自江南地區(qū)。據[表一]可知,現(xiàn)存最早的密檐塔混合類型實例是位于今江蘇南京建于五代宋初的棲霞山舍利塔。但其與燕云和東北、內蒙等遼國地區(qū)相距上千公里,歷史上未找到發(fā)生跳躍式傳播的證據,那么,只有在江南和遼國之間的北宋地區(qū)找到次第傳播的物證,才可證明這種假設成立。而這種自南向北傳播的假設如果得以成立,則江南在五代宋初時,一定影響了開封的佛塔。歷史上,吳越國著名工匠喻皓曾入宋建開寶寺塔,似可從旁證明這種影響的存在。不過,這種影響與中國古代社會中央集權背景下由中央而地方的主流文化傳播模式相反,所以需更加謹慎地求得實物證據才可予以確認。
在本文所舉案例中,混合型樓閣塔首先出現(xiàn)于北魏都城所在地區(qū),數(shù)百年后的五代宋初時期,在杭州和開封均有實例遺存,由于杭州遺存佛塔的建造年代稍早,我們是否可以將其視為文獻上記載的喻皓入汴京從事營造而給北方地區(qū)帶去江南建筑影響的物證?筆者認為,結論是否定的。因為杭州的混合型樓閣塔與開封的混合型樓閣塔,在具體裝飾手法上截然不同,開封繁塔壁面飾以千佛龕,其手法與河南現(xiàn)存隋代修定寺塔相似,也與晚于繁塔數(shù)十年的開封佑國寺塔(見〔圖一〕中左塔)相似。從修定寺塔到繁塔再到佑國寺塔,顯示出一條傳承有緒的清晰脈絡,而同期江南的佛塔裝飾形制,無法納入其間。雖然五代時期,江浙割據政權與遼存在一定程度的貢使往來,但從現(xiàn)存江南木構建筑與遼代木構建筑形制分析,兩者沒有直接的傳播關系,所以,日本學者所提出的由江南而北上影響遼代佛塔建筑的形制傳播路線,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實物證據支持。
又,北魏大同曹天度塔的壁面裝飾有雙塔,而類似作法在東北地區(qū)的遼塔壁面裝飾上亦多有顯現(xiàn),如遼上京南塔和慶州白塔,塔壁均有雙塔裝飾。同時,壁面裝飾雙塔的作法并未出現(xiàn)在南京棲霞山舍利塔和杭州閘口白塔上(圖四)。
〔圖四〕 塔壁雙塔裝飾分析圖
①北魏曹天度塔 ②遼上京南塔 ③遼慶州白塔 ④五代棲霞山舍利塔
這種長城以北的遼代磚塔與大同北魏石塔在壁面裝飾題材上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證明,相對于江南,遼塔與北方建筑傳統(tǒng)的淵源更為顯著。
分期所示重點舉要
通過分析現(xiàn)存磚石佛塔情況和塔壁裝飾形制分期結論可知,磚石佛塔壁面裝飾題材類型與佛塔的建造時代、所處地域和塔體造型之間,存在明顯的關聯(lián)性,其部分規(guī)律性特點總結如下:
1.自公元5世紀后,塔壁面裝飾題材類型按其出現(xiàn)時間的順序依次為: 佛教類型、混合類型、仿木構類型; 上述三個類型自出現(xiàn)后一直延續(xù)下來,宋、遼時期,塔壁常見混合類型和仿木構類型裝飾,較少出現(xiàn)單純的佛教類型。
2. 混合類型和仿木構型在密檐塔上出現(xiàn)的時間,均晚于其在磚石樓閣塔上出現(xiàn)的時間。按學界的一般觀點,佛塔上的仿中國木構建筑的裝飾因素,反映了佛教的漢化程度,那么,密檐塔似存在漢化進程較為遲滯的現(xiàn)象,這一現(xiàn)象似可以說明,與樓閣塔相比,密檐塔更接近印度塔的原型,具有與印度塔更近的親緣關系。
3. 磚石樓閣塔壁面裝飾的混合類型,現(xiàn)存最早實例為北魏時期大同曹天度塔,南方現(xiàn)存最早同類實例為五代的杭州閘口白塔,南方明顯晚于北方。
4. 仿木構類型裝飾的發(fā)展歷程為:首先是對木構建筑外檐部分大木作的主要構件——如斗栱進行局部模仿;再到對外檐大木作的系統(tǒng)模仿,如柱、闌額、斗栱等成組出現(xiàn);最后是對外檐大、小木作的全面模仿,如柱、闌額、斗栱、窗、門、欄桿等成組出現(xiàn)。在對斗栱部分的模仿上,由仿寫簡單的櫨斗、一斗三升、人字栱發(fā)展到模仿具有完整鋪作次序的復雜斗栱形制。
5. 現(xiàn)存宋代磚石塔以樓閣式為主,遼塔以密檐為主;仿木構類型和混合類型均見于宋、遼磚石佛塔,但宋塔的仿木構類型多于混合類型,而遼塔則以混合類型為主。宋塔和燕云地區(qū)的遼塔,壁面常見對木構建筑的直欞窗、破子欞窗或格子窗樣式的模仿,而山海關外遼塔的壁面上少有對窗的模仿。整體上,自東北至西南,遼塔越接近宋土,其壁面的仿木構裝飾愈突出。
6. 圓形平面是印度塔的母型,中國塔的十二邊形、八邊形皆是對圓形的模擬,現(xiàn)存最早的實例出現(xiàn)于接近佛教傳入路線的北方地區(qū)。而方形是中國傳統(tǒng)木構建筑的典型平面形狀,在木構佛塔興起時,方形平面隨中國傳統(tǒng)木構建筑融入佛塔,改變了塔的形態(tài),因此,方形塔身或可視為佛塔中國化的表征之一。
7. 政治的中心地區(qū),總是率先產生出塔壁面裝飾風格的新類型,并傳播影響到其他地區(qū);由于文化傳播存在時空的滯后性和疊加性,所以,當政治文化中心地區(qū)已流行新形制時,邊緣地區(qū)仍流行前期形制。當邊緣地區(qū)接受中心地區(qū)的新形制影響后,有可能將新形制與前期形制相疊加,進而創(chuàng)造出新形制的亞型,從而產生地域性特征。
本文運用建筑考古類型學研究方法,勾勒出中國磚石佛塔壁面裝飾的宏觀演變脈絡。中國古代社會是皇權至上的人本社會,外來宗教在中國都不可避免地面臨著中國化的問題。佛塔上所呈現(xiàn)出的各類仿木構建筑裝飾,將原本象征“佛國”的塔,演繹成世俗的“人間”。但在歷史上,佛塔的中國化進程并非簡單的直線發(fā)展,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佛塔方形平面和多邊形平面的反復交替;一塔之上仿木構裝飾與佛教題材裝飾交融共存;以及與樓閣塔相比,密檐塔漢化進程具有遲滯性特點等。而佛塔形制在地區(qū)間的傳播關系、新舊形制的共存與創(chuàng)新,使我們看到不同地域間、磚石佛塔壁面形制的時空差異與淵源流變??傊诟魇椒鹚庥^異彩紛呈的背后,在“佛國”與“人間”意向的背后,是中國歷史文化悠遠、復雜而深刻的變遷。
本文作者:徐怡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物建筑教研室主任,國家文物局文物工程、安防工程評審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研究方向:建筑考古學、文化遺產保護與利用、遺產地建筑設計。曾獲“北京大學十佳教師”,“北京大學教學優(yōu)秀獎”,“北京大學教學卓越獎”“北京大學人文杰出青年學者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2018 年,第一完成人)、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二等獎(2018 年,第一完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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