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發(fā)現(xiàn)!銅鼓石千古謎團?終于被揭開啦!

筆者按:近日應(yīng)邀赴銅鼓縣考察地方文化,當(dāng)?shù)貙W(xué)者告訴我,銅鼓縣最有名的名勝古跡就是定江邊的銅鼓石,它是銅鼓縣得名的來由,石上歷代所留石刻眾多,涉及該地建縣初期史料,更顯得彌足珍貴。

如萬歷年間抗倭名將鄧子龍任銅鼓營首任守備時所書“潘周過化”、“試劍”及題銅鼓石詩;

只有最高處的“銅鼓石”三字作者卻語焉不詳,僅留下“備兵使者晉人延論”的落款。

當(dāng)?shù)貙W(xué)者認(rèn)為這個“晉”指福建,“延論”是開閩王王審知的兒子王延論。

筆者曾在當(dāng)時就指出,這三個字是明代臺閣體風(fēng)格,應(yīng)該是明人所書;按明人的署款常例,“備兵使者”是官職,這個“晉”不是朝代也不是指福建,而是山西的代稱。

銅鼓縣有關(guān)方面遂請筆者承擔(dān)“銅鼓石”石刻作者的考證工作,以解開銅鼓石景觀最為重要的謎團。筆者返昌后,即著手查證史料,終于揭開這一謎底。

“銅鼓石”三字左側(cè)署款“備兵使者晉人延論”,共分為“備兵使者”“晉人”“延論”三組信息。“備兵使者”是官職,明代地方官制系統(tǒng)中,按察使的屬官有兵備副使(正四品)和兵備僉事(正五品),江西按察使司管兵備道三處,即嶺北道、湖東道和湖西道,每個道都設(shè)有兵備副使和僉事以“分道巡察”,“凡官吏賢否、軍民利病,皆得廉問糾舉”,權(quán)責(zé)頗重(《明史》卷七十五《職官志四》;光緒《江西通志》卷十二《職官表·明》)?!皞浔拐摺本褪潜鴤涓笔够騼L事的雅稱,這一官職只有明清才有。從這一點可以斷定,“銅鼓石”三字是明清時曾任兵備道官員所書;從與“潘周過化”等明代題刻位置的相互關(guān)系上可以首先排除清代的可能性,所以說,“銅鼓石”是明代石刻。

明人署款,除官銜外,多署自己的籍貫。有的用各省簡稱或別稱,有的用府郡古稱。如江西人多署“江右”或“西江”,南昌府屬各縣人多署“豫章”,鄧子龍就經(jīng)常使用“豫章鄧子龍”。“晉”指晉朝的可能不大,江西地區(qū)除上猶縣雙溪鄉(xiāng)大石門村有一處西晉石刻(虞去虍四言詩,而且只署“建興二年”而不署晉朝國號)之外,幾乎沒有發(fā)現(xiàn)第二處晉代石刻,開發(fā)時間較晚的銅鼓地區(qū)也不太可能出現(xiàn)晉代石刻遺存。眾所周知,銅鼓石傳說來源于東晉末年許遜(239-374)“逐蛟于此”,以劍劈石的故事。如果“銅鼓石”三字是為紀(jì)念許真君,肯定是晉代以后的事。另外,說“晉”指福建、“延論”是王審知之子的說法也不太可能,在五代時期,江西地區(qū)是江西觀察使、南平王鐘傳(上高人)的勢力范圍,福建開閩王的勢力侵入江西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說延論是福建人的原因,可能是舊志的誤導(dǎo)。道光《義寧州志》卷十一《秩官》中記載“延論,晉安人”,由此衍生出福建人的聯(lián)想,當(dāng)然這是不準(zhǔn)確的,這個“晉安”的“安”字應(yīng)系衍字。

查《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即知,延論是人名,系山西平定州人,萬歷十四年三甲第一百八十五名進士(《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冊,第545頁)。由于“延”姓極少,整個明代也只有延論一位延姓進士,所以我們很容易忽略“延論”就是真實名姓的事實,認(rèn)為可能是某人的字號而對“延論”本身卻造成忽視(據(jù)傳延姓得姓于春秋戰(zhàn)國時吳國公子季札,他的封地為延陵(今江蘇常州),故此地居民有以延陵之延為姓,流傳遷徙多省,但至今仍屬比較罕見的小姓)。我們再來考察一下正史、方志和別集史料中對延論的記載。

光緒《平定州志》卷八《人物》之《延論傳》云:

延論,字元訥,號慕竹,定之玄孫。年十八,擢茂才。讀書冠山寺,淹通六經(jīng),旁及諸子。登萬歷丙戌進士,知鄠縣,有聲。改會寧,捐俸策戎,民無派累。擢睢州判官,會西夏平,敘會寧功,賜金進秩,升臨江府推官。隨入主南計部,尋為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遷郎中。轉(zhuǎn)江西僉事,兵部[備]寧州。為政清簡,出贖鍰公費,置田儲粟,以備旱溢。囊橐略無馀潤。丁內(nèi)艱歸。已,補原官,督河南郵政。晉副使,分巡河北。未幾,假歸。時河朔大饑,迫起議荒政。抵鄴,道出徐郾,病卒於西平署。論經(jīng)濟文章,炳著一時?!吨葜尽窞檎搫?chuàng)修云。祀鄉(xiāng)賢。

《平定州志》很清楚地記載了延論的生平履歷,而且提到他兩次在江西任職,一是任臨江府(治所在今樟樹設(shè)點臨江鎮(zhèn))推官,二是任兵備僉事駐扎在寧州。至于他任兵備僉事的時間,《明神宗實錄》有明確記載:

(萬歷二十六年六月甲戌),升南京兵部郎中延論為江西僉事。

上述史料證明,延論是萬歷二十六年(1598)六月得到江西僉事備兵南昌的任命。一般詔書的傳達速度,七、八月間他就能在南京拜命并前往江西履新,南京到江西一般在一個月左右,即本年初秋抵達南昌。從品級上說,南京兵部郎中和江西兵備僉事都是正五品,屬于平調(diào),但南京(行在)六部不如北京六部一樣是實缺,所以從南京職官調(diào)任地方職務(wù)卻掌有實權(quán)。在明清時期寧州直隸州、銅鼓營均屬南昌府管轄,作為兵備僉事的延論需要駐扎在寧州。我們推測其最快應(yīng)在本年末到次年初到銅鼓營巡視,所以他所題“銅鼓石”應(yīng)該在萬歷二十六年年末到萬歷二十七年(1599)左右。值得一提的是,萬歷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銅鼓營的首任守備、援朝抗倭的水師副總兵鄧子龍戰(zhàn)歿朝鮮(今韓國慶尚南道南海郡),由于鄧子龍是銅鼓營的開創(chuàng)者,鄧陣亡之事對于寧州及銅鼓而言震動很大,延論很有可能在讀邸報知道鄧子龍殉國后,出于對忠臣的仰慕,在鄧子龍題刻旁邊親自書寫“銅鼓石”三字,一是為銅鼓正名,第二層意思也有追慕英雄之意,所以他將三個字緊列鄧子龍手書“潘周過化”旁邊,“銅”字上與“潘”字齊平而未超出其高度,而且形制要小得多。

在本文考證結(jié)束以后,筆者又偶然發(fā)現(xiàn)延論的家鄉(xiāng)人“天馬延道”在自己的博客里撰寫了一篇《延論的書法造詣》,全面介紹了延論的生平及書法造詣,其中提到近年在平定小峪村出土延論撰書的一方《明武德將軍正千戶中軒李公配宜人王氏合葬墓志銘》,落款就是“賜進士第朝議大夫河南布政司分守河北道參議,前兩奉敕整飭南昌、大梁兵備,兼清軍、驛傳、屯田、鹽法,郡人延論”,從中可以知道延論歷仕中外的全套官銜,更佐證了筆者所作“銅鼓營”三字出自兵備僉事延論的結(jié)論。

“銅鼓石”題刻書寫者是山西省平定縣人延論(1553-1610),這三個字是他在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任江西僉事以后所書。所寫“銅鼓石”三字,既為銅鼓正名,也有致敬銅鼓營創(chuàng)立者鄧子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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