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西域考古時代的到來

西域考古時代的到來

榮新江

按：本文編入榮新江著《敦煌學十八講》第六講“于闐、龜茲、樓蘭、高昌寶藏的爭奪”，有增補。

清末民初敦煌寶藏的流散，并非偶然，它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西域古物爭奪戰(zhàn)的繼續(xù)，也是在腐敗的清王朝統(tǒng)治下中國寶藏的必然下場，清朝連皇家園林圓明園都不能保有，更何談遠在西陲的古物和敦煌藏經(jīng)洞寶藏了。

一、“西域古物爭奪戰(zhàn)”的序幕

根據(jù)文獻記載，漢唐時期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分布著大大小小數(shù)十個綠洲王國，它們分分合合，漸漸形成幾個主要的文明中心，如于闐（今和田）、疏勒（今喀什）、龜茲（今庫車）、焉耆、樓蘭（今若羌）、高昌（今吐魯番）等。這些綠洲王國都位于絲綢之路的干道上，都是東西方物質(zhì)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轉(zhuǎn)運站，所以，每個城鎮(zhèn)都呈現(xiàn)出絲路城市特有的多元文化特征。同時，由于西域地區(qū)人種和民族成分復雜，各地區(qū)宗教、文化的面貌又具有各自的特色。

然而，由于公元十世紀以后西域地區(qū)的人種漸漸突厥化，宗教也漸漸伊斯蘭化，加上彌漫的塵沙和松軟的土質(zhì)等自然力的作用，使往日西域多元文化的面貌逐漸消失，或湮沒于沙海之中，或棄置于荒山野嶺。法顯、玄奘記載的壯麗寺宇不復存在，鳩摩羅什、實叉難陀修學講經(jīng)的道場亦無從憑吊，撫今追昔，令人感慨萬端。

1840年以后，帝國主義的炮艦轟開了中國沿海的大門，曾經(jīng)出現(xiàn)“康乾盛世”的清帝國，這時已經(jīng)衰敗不堪，一步步腐朽沒落下去。到十九世紀末葉，各個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長江南北瓜分領(lǐng)土，新疆也成為占領(lǐng)印度的英國和侵占大片中亞土地的沙皇俄國所覬覦的對象。為了爭奪新疆和擴大在新疆的勢力范圍，英、俄兩國紛紛派出探險隊進入新疆，攫取各種軍事情報，特別是山川形勢、道路交通、城鎮(zhèn)分布以及地方政情等等，為將來可能的軍事行動做準備。在一系列的探險隊中，1870年和1873年的英國福賽斯（T. D. Forsyth）使團，1887年英國的榮赫鵬（F. E. Younghusband）探險隊，1870－1885年間俄國的普爾熱瓦爾斯基（N. M. Przheval’skii）組織的四次中亞探險，雖然注意到了新疆的古物，但因為主要目的在于地理和軍事方面，所以他們對于古代文物并沒有給予特別的關(guān)注。

在1890年前后，有三件事引發(fā)了西域古物收集的熱潮，接著而來的是西域的考古時代。

（一）1889年，一些挖寶人在庫車附近的某個古代遺址中發(fā)現(xiàn)了一批寫在樺樹皮上的梵文經(jīng)典。1890年，英軍中尉鮑威爾（Hamilton Bower）在庫車買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并且送到時任加爾各答的孟加拉亞洲學會總干事的德裔英籍梵文專家霍恩雷（August Friedrich Rudolf Hoernle, 1841—1918）手中。霍恩雷經(jīng)過仔細的研究后，發(fā)現(xiàn)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梵文寫本, 他又聽說其余的大部分已被俄國駐喀什總領(lǐng)事彼得羅夫斯基（N. F. Petrovsky）獲得。于是，在1893年, 霍恩雷向英屬印度政府內(nèi)務(wù)部長查爾斯·里奧爵士（Sir C. Lyall）寫信，建議英國政府出面組織收集新疆出土文獻，收集品將歸英國博物館所有。1893年8月22日，英屬印度政府下令給特命克什米爾駐扎官巴爾（D. W. R. Barr），并由他轉(zhuǎn)令英國駐吉爾吉特、喀什、列城等地的官員，收集新疆等地出土文獻。從1893年到1899年，總共有31批收集品送到霍恩雷手中，其中18批由英國克什米爾駐扎官并負責中國事務(wù)的特別代表（即后來的英國駐喀什總領(lǐng)事）馬繼業(yè)（George Macartney）提供，12批由先后任英國駐列城、拉達克、吉爾吉特的政治代表戈德福雷（Stuart H. Godfrey）上尉提供，1批由英國駐克什米爾政治代表塔爾博特爵士（Sir Adeblert C. Talbot）提供。這些后來被稱作“霍恩雷收集品”（Hoernle Collection）的文獻和文物, 大多是通過商人購自庫車、和田兩地的挖寶人之手?；舳骼资占烦艘恍┪奈锿猓墨I類材料當時就判別出來的是梵文和漢文文獻，還有許多殘卷當時被稱作“不知名語言A”和“不知名語言B”，經(jīng)后人考訂為于闐文（Khotanese）和龜茲文（Kuchean, Tocharian B）文獻。還有一種不知名的“語言”，霍恩雷也花費了大量勞動加以解讀，但始終不得其解，其實是和田地區(qū)的古物偽造者所制作的贗品，以蒙蔽極想獲取西域?qū)毑氐奈鞣将C寶者。

霍恩雷在收到這些資料后，在一系列文章中做了報導和研究。正式的研究報告是以下三篇：（1）《中亞寫本的三批收集品》（Three further collections of ancient manus from Central Asia），載《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JASB）第66卷第1期，1897年，213—260頁，24幅圖版；（2）《英國中亞古物收集品報告（一）》（A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JASB）第68卷第1期，增刊一，1899年；（3）《英國中亞古物收集品報告（二）》（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art II），《孟加拉亞洲學會會刊》（JASB）第70卷第1期，增刊一，1901年。這些文獻后入藏于英國博物館的東方印本與寫本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ed Books and Manus），以后，大部分梵文、于闐文和龜茲文材料轉(zhuǎn)交印度事務(wù)部圖書館收藏。留在英國博物館的漢文寫本共13件，也在1973年轉(zhuǎn)歸英國圖書館收藏。

（二）1890年，法國人杜特雷依·德·蘭斯（J.-L. Dutreuil de Rhins 1846—1894）率中亞考察隊前往新疆和西藏，做地理考察?？疾礻犜诤吞锒毫魰r，曾買到一批寫在樺樹皮上的佉盧文寫本。1894年，德·蘭斯在入藏途中被殺，考察隊成員之一格倫納（Fernald Grenard）死里逃生。回到法國后，1897-1898年出版了三卷本《亞洲高地科學考察報告（1890—1895年）》（J.-L. Dutreuil de Rhins et F. Grenard, 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他們獲得的佉盧文寫本《法句經(jīng)》（圖1），后經(jīng)英國學者布臘夫（John Brough）的整理，與俄國彼得羅夫斯基所獲同一寫本綴合，全部刊布在《犍陀羅語法句經(jīng)》（The Gāndhārī Dharmapada, London 1962）一書中，成為研究早期西域佛教的重要史料。

圖1

（三）事實上，早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駐喀什總領(lǐng)事彼得羅夫斯基（N. F. Petrovsky 1837—1908）已經(jīng)開始收集中亞文物和文獻，并將他從喀什居民手中所獲的一件貝葉型寫本送給亞洲博物館，由俄國科學院院士奧登堡（S. F. Oldenburg）加以研究，確定為梵文之外的一種用婆羅謎字母書寫的中亞古語(后來方知為于闐語)。1891年，奧登堡提請俄國考古學會東方部，敦促俄國駐喀什領(lǐng)事收集中亞古物并盡早派遣考察隊前往中亞做考古調(diào)查。此后，俄國在這兩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892—1893年的秋冬，彼得羅夫斯基寄送給奧登堡一百余件得自庫車、庫爾勒、阿克蘇居民的寫本殘片。1893—1903年，奧登堡在《帝俄考古學會東方部紀要》（ZVORAO）上，發(fā)表了一系列研究這些用婆羅謎文所寫的佛教文獻。1897年，他出版《有關(guān)一件佉盧文字體所寫佛教文獻的初步研究》，發(fā)表了一葉寫在樺樹皮上的犍陀羅語《法句經(jīng)》，表明彼得羅夫斯基也獲得了與法國德·蘭斯考察隊所獲同樣的抄本，后來的研究表明兩者是同一抄本。彼得羅夫斯基收集品，計有251件梵文寫本，23件梵文木板文書（其中2件佉盧文木牘，1件婆羅謎文和佉盧文混寫的文獻），297件于闐文獻（其中59件佛教文獻，238件世俗文書），3件龜茲文殘卷，4件藏文寫本，4件未比定文書，總共582件。

此后，俄國外交官仍不斷收集古物。如1898—1918年間俄國駐烏魯木齊總領(lǐng)事克羅特科夫（N. N. Krotkov 1869—1919）陸續(xù)寄贈給俄國科學院幾批中亞寫本，其中包括一些草體或半草體的回鶻文殘卷，26件梵文殘卷，11件龜茲文殘卷，3批藏文殘卷，31件粟特文摩尼教文獻，一件敘利亞文殘卷和10件未比定文書。另外，他還收羅了不少考古藝術(shù)品。他的收集品大多應(yīng)當來自吐魯番。1904—1909年，科洛科洛維（S. A. Kolokolov）繼彼得羅夫斯基出任喀什總領(lǐng)事，也繼續(xù)收集中亞古文獻。1905年，他寄贈給亞洲博物館三組梵文寫本和一組后來判定出的贗品。同一年，拉維洛夫（M. I. Lavrov）寄贈俄國中亞及遠東研究委員會八組梵文寫本。1908年，俄國駐庫爾勒領(lǐng)事吉雅科夫（A. A. Dyakov）收集到一批據(jù)說是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文書，共29項，多為回鶻文和漢文寫本和印本，其中包括一件回鶻文摩尼教發(fā)愿文寫本和一件回鶻文《妙法蓮華經(jīng)·普門品》寫卷。

新疆出土古代文獻的學術(shù)價值，經(jīng)霍恩雷的鑒定而為歐洲學術(shù)界所知。杜特雷依·德·蘭斯獲得的佉盧文寫本《法句經(jīng)》，更加刺激了歐洲日益興盛的東方學研究。1899年，在羅馬召開的第12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上，在俄國學者拉德洛夫（W. Radloff）倡議下，成立了“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人種考察國際協(xié)會”，本部設(shè)在俄國首都圣彼得堡，并在各國設(shè)立分會，以推動在中國西北地區(qū)進行考古調(diào)查。此后，各國紛紛派出考察隊，進入中國的新、甘、蒙、藏，去獵取沙漠廢墟、古城遺址和佛寺洞窟中的古代文物。

二、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西域考古調(diào)查

1．斯文赫定的踏查

從1893年至1935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先后四次到中亞考察，其活動范圍之廣，大概是同時代的其他探險家所不能比擬的，他幾乎踏遍了甘、新、蒙、藏。而且，他富有冒險精神，雖歷盡艱險，但走出了許多前人沒有走過的路。因此，他填補了不少歐洲有關(guān)中亞地理知識的空白。同時，他也是第一個走訪新疆一些古代遺址如丹丹烏里克、樓蘭的西方探險家。赫定的考察成果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當屬地理勘查，考古非其所長，但他也獲得了不少資料。

赫定的四次中亞考察，有著極其豐富多彩的內(nèi)容，也有許多種著作記錄其行跡。這里僅提示一下他獲得古代文獻和文物的情形。

在第一次中亞考察過程中，赫定于1896年初，在經(jīng)過一場噩夢般的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旅行后，重整行裝，從喀什來到和田，準備再次進入沙漠之中考察。在和田的集市上，他買到許多泥塑小雕像和古錢，并得到沙漠中掩埋著古城的信息。1月24日，他在當?shù)叵驅(qū)У膸ьI(lǐng)下，在和田東北于田縣和策勒縣交界處，找到了一座名為“塔克拉瑪干古城”的遺址，收集并匆匆掘得一些文書、佛雕像和其他物品。這座“塔克拉瑪干古城”，就是后來斯坦因稱之為丹丹烏里克并取得重大收獲的遺址，而且在此前后，這里出土的文書殘卷也大量流入俄國駐喀什總領(lǐng)事彼得羅夫斯基的手中。赫定考察隊離開“塔克拉瑪干古城”后繼續(xù)東北行，2月2日，又找到了當?shù)厝朔Q作“喀拉墩”的遺址，也收集了一些古物。他此次中亞探險的旅行記為《穿越亞洲》（En fa?rd genom Asien 1893-97 英文版為Through Asia），于1898年出版。翌年，他又完成正式的考察報告，題為《1894—1897年中亞旅行的地理科學成果》（“Die geographisch-wissenschaftlichen Ergebnisse meiner Reisen in Zentralasien 1894-1897”，Erga?nzungsheft Nr. 131. zu Petermanns Mitteilungen, Perthes, Gotha 1900）。

1899年開始的赫定第二次中亞考察，前期主要是漂流葉爾羌河和塔里木河。1900年3月，在羅布泊地區(qū)考察過程中，赫定考察隊偶然發(fā)現(xiàn)了舉世聞名的樓蘭古城，但未及發(fā)掘即離去。在完成藏北考察后，赫定等于1901年3月，又來到樓蘭古城遺址（圖2），做進一步的發(fā)掘工作。他們在那里逗留了七天，發(fā)掘到漢文文書和佉盧文木簡，確證此地為樓蘭，另外還得到古錢幣、木雕佛像、陶器、絲毛織品等等。

圖2

此行赫定還特別考察了羅布泊，提出羅布泊是游移湖的著名論斷。此后，赫定又用了一年的時間考察西藏，于1902年6月回國。1903年，他出版了此行的旅行記《亞洲——一千英里的未知道路》（Asien: Tusen mil pa? oka?ndava?gar），很快被譯成多種文字，其英譯本改名為《中亞與西藏》（Central Asia and Tibet: 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于同年出版，較瑞典文原著更有名。1904—1907年間，他又編寫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亞旅行的科學成果》（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1902），計文字六卷，地圖兩卷，其第一至第四卷由赫定本人撰寫，第五、六卷則由各科專家撰寫。其中第二卷《羅布泊》（Lop-nor）中，有發(fā)現(xiàn)樓蘭古城的記錄，此書有王安洪、崔延虎漢譯本，題《羅布泊探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第六卷中的考古學分冊，由于出土文書的解讀者希姆來（Karl Himly）中途病故, 沒有按期出版。此項工作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繼續(xù),其成果《斯文赫定樓蘭所獲漢文文書和零星文物》（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直到1920年方才出版。

1905—1908年赫定的第三次中亞探險主要是考察西藏，沒有中亞寫本發(fā)現(xiàn)，此不贅述。

從古代文獻的獲得上著眼，他的第四次中亞之行，即1927—1935年間他所率領(lǐng)的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活動，取得了巨大的收獲。這次中國和瑞典共同組織的西北綜合考察團中，有各個方面的專家，他們有的單獨行動，有的結(jié)伴而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赫定本人負責考察團的全面領(lǐng)導工作，他的旅行范圍雖廣，但是除了羅布泊地區(qū)外，他所做的野外考察并不多，古物的獲得也很有限。但考察團中的其他成員，卻多少不等地有所發(fā)現(xiàn)。赫定記錄此行的主要著作是《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1944年出版，此書有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漢譯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在這次考察中，考古學者貝格曼（Folke Bergman）和其中國同行一起,在額濟那河沿線發(fā)掘到一萬余枚漢簡，即所謂居延漢簡。貝格曼本人撰有《新疆考古研究》（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VII)）一書，記錄他的考古工作成果。此書有王安洪漢譯本《新疆考古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斯文赫定的收集品，主要收藏在斯德哥爾摩的瑞典國立人種學博物館（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graphy in Sweden）。

2．斯坦因的三次中亞考古調(diào)查

斯坦因（Aurel Stein）早年游學于維也納、萊比錫、牛津和倫敦各大學，1887年到英屬印度，先后任拉合爾東方學院院長和加爾各答大學校長等職，并從事梵文文獻的研究，曾翻譯梵文《克什米爾王統(tǒng)記》一書，并在當?shù)厥占^不少梵文寫本。他在英屬印度政府、英國博物館和英國印度事務(wù)部等機構(gòu)的支持和贊助下，先后進行了三次范圍廣闊的中亞考察，收獲極為豐富。

1900—1901年的第一次中亞考察，主要發(fā)掘了和田和尼雅兩地的古代遺址，包括斯坦因考證為于闐舊都的約特干（Yotkan）、挖寶人尚未挖干凈的旦旦烏里克（Dandān-Uiliq）、安得悅寺址（Endere）、喀拉墩（Kara-dong）遺址、和田北部的阿克斯比爾（Aksipil）城址、熱瓦克（Rawak）寺址和尼雅（Niya）一帶的大片古代居住遺址等，出土了大量的梵文、于闐文、佉盧文和少量的漢文材料以及大批文物（圖3）。斯坦因此行的個人旅行記為《沙埋和闐廢址記》（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此書有殷晴、劇世華、張南、殷小娟漢譯本，新疆美術(shù)攝影出版社，1994年出版；殷晴、張欣怡漢譯本，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年出版。其正式的考古報告是《古代和田》，副題為《新疆考古調(diào)查詳細報告》（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此書有巫新華、肖小勇、方晶、孫莉漢譯本，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圖3

1906—1908年的第二次中亞考察，除了重訪和田和尼雅遺址外，斯坦因還沿塔里木盆地南沿，發(fā)掘了樓蘭（Lou-lan）和米蘭（Miran）遺址。然后深入河西走廊，在敦煌附近的長城沿線的烽燧下，掘得大量漢簡。又走訪莫高窟，拍攝洞窟壁畫，并利用看管洞窟的王道士的無知，廉價買走藏經(jīng)洞出土文獻二十四箱、絹畫和其他絲織品等文物五箱。此后，他用較短的時間走訪了安西榆林窟、吐魯番(Turfan)盆地古代遺址，沿塔里木盆地北緣，經(jīng)焉耆(Karashar)、庫車(Kucha)，橫斷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經(jīng)喀拉墩，再到和田，發(fā)掘老達瑪溝(Old Domoko)一帶遺址，并沿和田北上，發(fā)掘麻札塔格(Mazar Tagh)古堡，經(jīng)阿克蘇、巴楚，西行出國。斯坦因此行的個人旅行記為《沙漠契丹廢址記》（Ruins of Desert Cathay）；此書有巫新華、伏霄漢譯本，題作《斯坦因中國探險手記》，共4冊，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其正式的考古報告是《西域考古圖記》，一譯《塞林提亞》，副題為《在中亞和中國西陲考察的詳細報告》（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此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13—1915年的第三次中亞考察，仍然是沿塔里木盆地南沿東行，發(fā)掘和田、尼雅、樓蘭等地的古代遺址，在麻札塔格、巴拉瓦斯特(Balawaste)、瓦石峽(Vash-shahri)等處有新的收獲。而后進入甘肅，發(fā)掘敦煌酒泉間的長城烽燧，再到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又獲得570件敦煌藏經(jīng)洞寫本。并深入居延，發(fā)掘了黑城子（喀喇浩特，Khara-khoto）西夏古城，然后到吐魯番，發(fā)掘阿斯塔那(Astana)古墓，揭取伯孜克里克(Bezklik)石窟壁畫，在吐峪溝(Toyuk)等處也有許多收獲。最后，又調(diào)查發(fā)掘了部分庫車遺址，然后出中國國境，往東部伊朗考察。斯坦因此行沒有寫他的個人旅行記，1928年牛津出版了他的正式考古報告《亞洲腹地考古圖記》，副題為《在中亞、甘肅和東部伊朗考察的詳細報告》（Innermost As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īrān）；此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斯坦因三次西域考察，特別是對西域南道的發(fā)掘，獲得了大批佉盧文、梵文、于闐文、吐火羅文、藏文、回鶻文、粟特文、漢文文書，分別由各方面的專家解讀研究，成為研究西域歷史的第一手材料。

3．俄國考察隊

1898年，俄國科學院派克萊門茲(D. A. Klementz 1848—1914)率隊考察吐魯番，他們考察了高昌故城，發(fā)掘阿斯塔那墓地，測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在那里，他們發(fā)現(xiàn)許多帶有中亞婆羅謎文和回鶻文題記的壁畫，還帶回了幾件梵文和回鶻文的印本佛典，與后來德國吐魯番探險隊所獲相同，都是小乘佛典的早期刻本?？巳R門茲用德文撰寫了此行的考察報告，題曰《1898年圣彼得堡俄國科學院吐魯番考察報告》（Nachrichten u?ber die von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u?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St. Petersburg，1899）。

1906—1907年，科卡諾夫斯基(A. I. Kokhanovsky)率考察隊再訪吐魯番，共得到二十項文獻資料，其中有一件紙本梵文寫本，九件漢文寫本，二件藏文寫本和印本，一件蒙文印本，三件回鶻文寫本，二件回鶻文漢文雙語文書，以及幾件粟特文摩尼教文書。這些材料先是交給了俄國皇家地理學會，而后轉(zhuǎn)歸亞洲博物館收藏，由奧登堡（S. F. Oldenburg）編成《科卡諾夫斯基博士自吐魯番所收集的古物簡明目錄》（Kratkaia opis’ sostavlennogo d-rom Kokhanovskim sobraniia drevnostei iz Turfana），載《亞洲論叢》（Mélange Asiatique）第13輯，1907-1908年，127-140頁。

與此同時(1906—1907年)，別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則率考察隊到庫車地區(qū)考察，他們走訪了庫木吐拉、克孜爾等石窟，其發(fā)現(xiàn)品共有31項，其中包括24件梵文寫本，一件漢文印本，二件回鶻文漢文雙語文書，一件回鶻文婆羅謎文雙語文書，一件婆羅謎文所寫漢語文書。此外，他還發(fā)現(xiàn)少量的但卻是非常重要的龜茲文寫本。

1907—1909年，科茲洛夫(P. K. Kozlov)率考察隊發(fā)掘了西夏古城哈拉浩特(Khara-khoto/黑城)，獲得大約八千件西夏、漢、藏、蒙文等文字材料和約3500件文物材料，這些文獻和文物以其完整性而有別于俄國其他收集品，因而其實質(zhì)上的數(shù)量相當龐大?？破澛宸虼诵械目疾靾蟾妗?a href='/menggu/' target=_blank>蒙古、安多、哈拉浩特死城》（Mongoliia i Amdo i miortvyi gorod Khara-Khoto: Ekspeditsiia Rus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v nagornoi Azii, 1907-1909）于1923年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出版。

1909—1910年，奧登堡親自率領(lǐng)俄國第一次中亞考察隊赴新疆考察。他主要的目的地是吐魯番盆地，在那里，他走訪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阿斯塔那、伯孜克里克、勝金口等遺址，做了部分發(fā)掘。此外，奧登堡還到過焉耆的七格星和庫車的蘇巴什、森姆塞姆、克孜爾尕哈、庫木吐拉、克孜爾等遺址。他此行的收獲極多，但回國后只寫了一篇題為《1909—1910年俄國突厥斯坦考察》的簡報，語焉不詳。他至少獲得了17組梵文寫本殘卷和一些回鶻文文書，后者由馬洛夫(S. Ye. Malov 1880—1957)發(fā)表在《奧登堡考察隊所獲回鶻文寫本文書》一書中。

與英國的斯坦因相對，俄國探險隊的成果，主要是在西域北道，所獲同樣豐富。在更東的甘肅、寧夏，斯坦因攫取了敦煌藏經(jīng)洞，而科茲洛夫則獲取了黑城寶藏。

4．德國吐魯番探險隊

俄國克萊門茲在吐魯番的驚人發(fā)現(xiàn)和英國斯坦因在和田的巨大收獲，促使當時任職于柏林民俗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lkerkunde)的印度藝術(shù)史專家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決心前往中亞考察，目標就選擇了吐魯番。1902年8月，由格倫威德爾和胡特(Georg Huth 1867—1906)、巴圖斯(Theodor Bartus)三人組成的第一次吐魯番考察隊從柏林出發(fā)，經(jīng)俄屬突厥斯坦，于11月底到達吐魯番盆地。從1902年12月初到1903年4月初，考察隊在高昌故城(Khocho)、勝金口(S?ngim)、木頭溝(Murtuk)進行發(fā)掘，共獲得44箱古物，包括寫本、刻本、壁畫、雕像等，寫本中有梵文、突厥文、回鶻文、漢文、藏文、蒙文文獻。格倫威德爾這次考察的報告《高昌故城及其周邊地區(qū)的考古工作報告（1902—1903年間冬季）》（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1906年在慕尼黑出版；此書有管平漢譯本，文物出版社，2015年出版。

考察隊的收集品震驚了德國東方學界，“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民俗考察國際協(xié)會”德國分會負責人皮歇爾(Richard Pischel 1849—1908)和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建議，盡早再派新的考察隊前往新疆。他們的建議得到德國皇帝的贊同，新的考察隊從皇室和教育文化部得到充足的資金贊助。由于格倫威德爾健康不佳，民俗學博物館的另一位東方考古學者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被委任為第二次吐魯番考察隊隊長。勒柯克和巴圖斯組成的考察隊于1904年11月到達吐魯番，繼續(xù)發(fā)掘高昌故城并繪制測量圖，在此他發(fā)現(xiàn)了據(jù)說有二十四種文字拼寫的十七種語言的文獻；而后，他前往勝金口、伯孜克里克(Bezeklik)、木頭溝、吐峪溝(Toyok)等地考察，用切割的方法剝?nèi)×舜罅康氖弑诋嫛?905年8月，勒柯克一行又往哈密進行考察，但收獲甚微。當接到柏林方面讓他們前往喀什與格倫威德爾會合的電報后，即啟程西行。關(guān)于此次考察，勒柯克用英文寫有《普魯士皇家第一次(即德國第二次)新疆吐魯番考察隊的緣起、行程和收獲》（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journey, 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 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發(fā)表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RAS）1909年號上。1913年，勒柯克編印了大型圖錄《高昌——普魯士王國第一次吐魯番考察重大發(fā)現(xiàn)品圖錄》（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在柏林出版，有趙崇民漢譯本，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其中刊布的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壁畫，因為原物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盟軍轟炸柏林時被毀，所以現(xiàn)在只能依賴此書而一睹伯孜克里克昔日的光彩。另外，勒柯克還有第二、三兩次考察的個人旅行記《新疆古希臘化遺跡考察記——德國第二、三次吐魯番考察報告》（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1926），由巴威爾(A.Barwell)譯成英文，題《新疆地下埋藏的寶藏》（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有鄭寶善中文譯本，題為《新疆之文化寶庫》，1934年南京蒙藏委員會出版；又陳海濤譯本，題《新疆的地下文化寶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05年12月，當格倫威德爾到達喀什后，即與勒柯克一起東行，開始了第三次吐魯番考察隊的活動。他們在圖木舒克(Tumshuk)做了短暫逗留后，即往庫車西面的庫木吐拉(Kumtura)和克孜爾(Kizil)石窟考察（圖4），剝?nèi)”诋嫞@得大批梵文、吐火羅文、回鶻文等文獻材料。1906年5月，考察隊繼續(xù)東行到焉耆附近的碩爾楚克(Shorchuk)，同樣割取了大批佛教壁畫和雕像。而后，勒柯克由于身體不適而先期回國，考察隊由格倫威德爾率領(lǐng)繼續(xù)東行到吐魯番，在高昌故城和哈密一帶，一直工作到1907年4月止。此行時間較上兩次吐魯番考察為長，而且范圍也超出吐魯番，擴大到幾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全線?；貒螅駛愅聽栮懤m(xù)整理出版了兩部正式的考古報告：一，《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1907年在庫車、焉耆和吐魯番綠洲的考古工作》（Altbuddhistische Kultsta?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u?ber archa?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c?a, 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Berlin，1912），有趙崇民、巫新華漢譯本，題《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二，《古代龜茲》（Alt-Kutscha, Berlin，1920）。

圖4

在庫車的精美藝術(shù)品的鼓舞下，病愈的勒柯克于1912年準備再次前往新疆考察，但由于滿清王朝的滅亡，新疆處于混亂之中。1913年5月末，勒柯克和巴圖斯不顧德國外交部的警告，離開柏林奔赴喀什。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庫車，他們除考察了第三次吐魯番考察隊所訪問過的石窟寺外，還考察了阿及里克(Achik-ilek)、蘇巴什(Subashi)、克日西(Kirish)、森木塞姆(Simsim)等古代佛寺或石窟寺。然后，東行發(fā)掘庫木吐拉。11月，西返到圖木舒克，一直工作到1914年1月中旬。此行的收集品裝滿了40大箱，運回柏林。勒柯克的報告書是《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國第四次吐魯番考察隊探險報告》（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Leipzig，1928），有齊樹仁漢譯本，題為《中國新疆的土地和人民》，2008年中華書局出版。

德國探險隊的收獲并不僅限于探險隊的名稱所示——“吐魯番”，實際上，德國收集品中包含了庫車、焉耆、巴楚精美的古代藝術(shù)品和文獻材料。

5．大谷探險隊

在西方列強當中，惟一的以個人財力支持的西域探險隊，是日本的大谷探險隊。

1902年8月，大谷光瑞率領(lǐng)隨行人員渡邊哲信、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自倫敦出發(fā)，經(jīng)布哈拉、薩馬爾干，越帕米爾，到達喀什噶爾。大谷光瑞率本多、井上二人由此南下印度，得到父親光尊逝去的訃告，急忙回國，繼任為本愿寺第22代宗主（鏡如上人）。渡邊、堀二人則由此往葉城、和田，1903年北上阿克蘇，東行庫車，對其周邊克孜爾、庫木吐拉千佛洞和通古斯巴什、蘇巴什等古遺址，做了約四個月的考古調(diào)查。然后到吐魯番，發(fā)掘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最后，二人經(jīng)烏魯木齊、哈密、蘭州、西安，于1904年5月，攜帶收集品回國。此即大谷探險隊第一次中亞探險（1902—1904年）。

1908年，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野村榮三郎二人再次前往中亞。他們從北京出發(fā)，出張家口，北越戈壁，入外蒙古，考查了鄂爾渾河畔突厥、回鶻、蒙古等游牧民族的遺跡，然后西進南下，越阿爾泰山，到達天山北麓的唐朝北庭都護府遺址，在此調(diào)查完畢之后，經(jīng)烏魯木齊，同年十一月到達吐魯番。他們對吐魯番盆地的古代遺址，如交河古城、木頭溝、伯孜克里克、吐峪溝千佛洞、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等，都進行了調(diào)查發(fā)掘（圖5）。1909年2月，二人在庫爾勒分手，橘瑞超南下羅布泊，考查樓蘭古城，然后沿南道西行。野村則沿北道，經(jīng)庫車、阿克蘇，于7月到達喀什噶爾，與橘氏會合，然后奉命回國。此即第二次中亞探險（1908—1909年）。

圖5

1910年8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fā)，經(jīng)西伯利亞進入新疆。首先到吐魯番，做了一個月的發(fā)掘，然后南下樓蘭，剝?nèi)?a href='/jingdian/32998' target=_blank>米蘭遺址壁畫。1911年2月，從且末北進，橫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西至喀什。3月，東南到和田，發(fā)掘古物。由于較長時間得不到橘瑞超的消息，大谷光瑞于同年初派遣吉川小一郎前往聯(lián)絡(luò)。吉川由蘭州到敦煌，拍攝了敦煌莫高窟的部分洞窟。1912年1月26日，吉川與沿南道東來的橘瑞超在敦煌巧遇。在敦煌期間，兩人分別購得一些敦煌寫卷。此后，二人一起到吐魯番，發(fā)掘古物，然后，橘瑞超經(jīng)西伯利亞鐵路回國。吉川小一郎則留在吐魯番繼續(xù)工作。1913年2月，吉川由此往西，經(jīng)焉耆到庫車，調(diào)查庫木吐拉、蘇巴什等遺址，然后西進喀什，南下和田，又北上橫斷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經(jīng)阿克蘇、札木臺，到伊犁，而后東返烏魯木齊，經(jīng)吐魯番、哈密、敦煌、肅州等地，1914年5月回到北京。此即第三次中亞探險（1910—1914年）。

大谷探險隊成員的原始記錄，主要刊布在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上下卷中，有光社，1937年出版。橘瑞超的第三次探險記錄《中亞探險》，東京博文館，1912年出版（收入中公文庫，1989年東京中央公論社出版；柳洪亮漢譯本《橘瑞超西行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堀賢雄的《西域旅行日記》發(fā)現(xiàn)較晚，分三篇發(fā)表在《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四、五卷，1959、1961、1962年京都法藏館出版；1987年由東京白水社出版了單行本。以上記錄中的重要部分，亦收入長澤和俊編《大谷探險隊シルクロード探險》，1978年白水社出版。有關(guān)大谷探險隊活動比較詳細的敘述，見片山章雄《大谷探險隊とその將來品》1—4，《小さな蕾》Nos.228—231，1987年7—10月出版；并參看片山氏的《大谷探險隊關(guān)系記錄拾遺》I-V，《季刊東西交涉》15—18、20號，1985—1986年出版。又白須凈真著有《忘れられた明治の探險家渡邊哲信》，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

大谷探險隊的成員，一般沒有受過考古學的訓練，所以所掘資料比較零碎，后來又因為財政問題，使收集品分散，給研究者造成更進一步的困難。

6．法國伯希和探險隊

1905年，伯希和由“中亞與遠東歷史、考古、語言、民俗考察國際協(xié)會”法國分會會長塞納(émile Senart)委任為法國中亞考察隊隊長。1906—1908年,伯希和與測量師瓦揚(Louis Vaillant)和攝影師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一起，赴中亞考察。伯希和考察隊由俄屬中亞進入新疆，先調(diào)查了喀什三仙洞(Outchmah-ravàn)佛教石窟，然后沿絲路北道，先到巴楚，發(fā)掘了圖木舒克地區(qū)的托古孜薩來佛寺遺址(Toqquuez-Sarai)，發(fā)現(xiàn)大量包括精美的佛像在內(nèi)的美術(shù)品（圖6），文獻資料所獲不多，主要是一些用婆羅謎字體書寫的龜茲語文獻和一件中古伊朗語文獻，后者即所謂的圖木舒克語佛教文獻。在庫車范圍內(nèi)，伯希和考察了克孜爾(Kizil)和庫木吐拉（Koum-toura)石窟，而重點發(fā)掘了庫木吐拉石窟南面渭干河口西側(cè)的都勒都爾阿護爾遺址(Douldour-aqour)，這里推測是玄奘所記的阿奢理貳伽藍和賈耽所說的拓厥關(guān)，所以除了佛教美術(shù)品外，伯希和在此發(fā)現(xiàn)了一批梵文佛典、吐火羅文B(即龜茲文)木簡文書、大約二百余件漢文佛典和文書殘片。而后，伯希和考察隊又發(fā)掘了蘇巴什(Soubachi)東西寺址，同樣獲得了許多美術(shù)品和梵文、吐火羅文B和少量回鶻文文書。

圖6

伯希和本人生前沒有像樣的考古報告，只發(fā)表過兩次講演，一次題為《高地亞洲三年》（Trois ans dans la Haute Asie），載《法國亞洲委員會通訊》（Bulletin du Comité de l'Asie fran?aise）1910年1月號，16頁；一次為《伯希和考察隊中國突厥斯坦考察報告》（Rapport de M. Paul Pelliot sur sa Mission au Turkestan chinois (1906-1909)），《法國金石銘文學院學報》（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1910年號，58-68頁。

伯希和在新疆的主要收獲，是巴楚和庫車的發(fā)掘，其考察記錄由后人整理為《伯希和考察隊考古資料叢刊》(Mission Paul Pelliot: Documents archeologiques)，在巴黎陸續(xù)刊出。第一卷是《圖木舒克》(圖版)（Toumchouq (Planches)，1961），韓百詩（L. Hambis）編，主要是托古孜薩來發(fā)掘所得的佛教雕像。第二卷《圖木舒克》(解說)（Toumchouq (texte)，1964），韓百詩編，是對喀什和圖木舒克兩地遺址的描述，并分類解說雕像、繪畫和其他各種發(fā)現(xiàn)品。第三卷《庫車遺址：都勒都爾阿護爾和蘇巴什》(圖版)（Sitede Koutcha: Douldour-?qour et Soubachi (Planches)，1967），韓百詩編，發(fā)表兩處遺址出土物的照片，并有遺址圖和一些線描圖。第四卷《庫車遺址寺院建筑：都勒都爾阿護爾和蘇巴什》(解說)（Koutcha, Temples construits: Douldour-aqour et Soubachi (Texte),1982），專門研究庫車佛教遺址的建筑。第八卷《庫車地區(qū)諸遺址·龜茲語銘文》（Sit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 épigraphie koutchéenne，1987），晁華山、戈里埃(S. Gaulier)、瑪雅爾(M. Maillard)、皮諾（G. Pinault）合編，是對庫車克孜爾尕哈(Qyzyl-Gargha)等遺址的描述和出土遺物的注記目錄，份量最大的是皮諾所考釋的龜茲語銘文部分，附有全部圖版。

除了這些收獲豐富的考察隊之外，還有不少地理考察隊、傳教士、旅行者，也都有零星的收獲，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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