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墩遺址 改寫中國文明版圖
1995年冬天，一座4500年前的寶墩古城在成都平原被發(fā)現(xiàn)。2009年證實該城址規(guī)模達276萬平方米，這也是中國繼石峁、良渚、陶寺之后的第四大史前古城。寶墩遺址講述著古蜀人在成都平原的拓荒史與建城史，有力地證明了成都平原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源頭，中國文明版圖就此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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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埂子下，隱藏古蜀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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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埂子西段剖面，城墻內(nèi)部的水波紋，即是古蜀夯筑城墻的痕跡
2009年12月，成都平原已步入寒冬，盆地的天陰沉沉的，難得見到太陽，陰霾的天氣往往會持續(xù)整個冬天。每年這個時令，寶墩村的冬小麥已經(jīng)抽芽，地里的青菜、蘿卜也夠村民過冬，村民無心打理農(nóng)事，聚在村口的茶館里“吧嗒”著葉子煙，龍門陣一擺就是一個下午。這幾天，他們議論得最多的，則是省里的考古隊又來了，發(fā)現(xiàn)張老漢農(nóng)田里兩段土埂子原來是幾千年前的城墻。
幾天前，成都市考古隊來到寶墩村，在村子西頭的游埂子發(fā)現(xiàn)一截城墻，并進行了解剖。我來到村里時，游埂子已被一條20余米的考古探溝攔腰斬斷，站在2米多深的探溝中，城墻的橫截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根根不規(guī)則的曲線，如同藏在泥土中的水波紋一般?！扒€是古人夯筑城墻的遺跡，古人擔一些土，爾后斜向拍打夯實，一條曲線就代表這樣一個過程。”何錕宇說，他是寶墩古城的發(fā)掘領隊。
游埂子西段探溝
新津縣寶墩村距離成都市區(qū)約40公里，與散落在成都平原中成百上千的村落一樣，春華秋實，西河與鐵溪河分別從村子東北、西南面穿過，汩汩清泉灌溉著這片沃土。要說寶墩村有什么特別之處，一馬平川的曠野中，卻突兀地聳起一道道高兩三米、寬一二十米的土埂子。關于這些土埂子，村里流傳著一個傳說：古時一條金龍與一匹天馬在天空中嬉戲，霞光萬道，祥云飛舞。突然，金龍與天馬一頭栽到村子里，一時間地動山搖，大地上就橫亙著一道道類似“龍脊”的埂子了。
早在上世紀50年代，這些土埂子就引起了文物部門的關注。1953年，西南博物院徐鵬章來到寶墩村，在土埂子上找到了一些漢磚、陶片，推斷其為戰(zhàn)國——漢代的古城墻。1984年，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現(xiàn)成都市考古研究院）又在土埂子上找到了大量漢代磚室墓。兩年后，在成都平原另一端的廣漢鴨子河畔，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被發(fā)現(xiàn)，出土的青銅神樹、青銅大立人、縱目面具、金杖等諸多珍貴文物令世人得以窺見古蜀文明的古老榮光。細心的學者發(fā)現(xiàn)，從考古地層來看，三星堆第一期文化與二、三、四期文化差別很大，似乎分屬兩種不同的文化類型。不過，這個質(zhì)疑很快就湮沒在“一醒驚天下”的喜悅之中了。
兩次考古調(diào)查并沒有給土埂子帶來什么改變。在寶墩村，它們往往被開墾成農(nóng)田、菜地，也有人覺得地勢高、風水好，在上面建起了房屋。在此過程中，一些殘破的陶片、磨得滑溜溜的石塊也被刨了出來。頻頻出土的文物又引起了考古隊的注意。1995年秋收后，成都市考古隊再次來到寶墩村，在一段叫真武觀的土埂子上開挖探溝，結(jié)果出土了大量陶片、石斧、石錛、石鑿，證實真武觀確是人工夯筑成的城墻，不過其年代卻比想象中的戰(zhàn)國—漢代提前了大約2000年之久——城墻夯筑于4500年前，大約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末期，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龍山時代。
1996年底，一支由成都市考古隊、四川聯(lián)合大學考古教研室、日本早稻田大學、新津文管所組成的中日聯(lián)合考古調(diào)查隊進駐寶墩，經(jīng)過數(shù)月的調(diào)查，認定諸如螞蟥墩、李埂子、余埂子等土埂子也是城墻遺址，它們圍成了一座長1000米、寬600米的古城，面積約60萬平方米，這也是成都平原乃至中國西南最大的史前古城。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課題的前期調(diào)查工作，成都市考古隊希冀在寶墩古城尋找到有關成都平原文明起源的更多線索，游埂子也就成了本次調(diào)查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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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四大史前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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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埂子長約500米，殘高0.5米—3米，最寬處22米，與真武觀同樣采用堆筑技術。這也是中國南方新石器時代的古城常用的筑城方法：由平地起建，在中間堆筑數(shù)層后，再由兩邊向中間斜向夯打，城內(nèi)側(cè)斜坡堆筑層次多，故坡緩；城外側(cè)堆筑層次少，故坡略陡。這樣堆筑起來的城墻往往墻體龐大，坡度卻比較緩和。出于防御的考慮，城墻外圍往往開挖壕溝，也就是通常說的“護城河”，而中國南方充沛的降水量與頻繁的洪災，也需要壕溝排水、泄洪。
狗兒墩城墻剖面
游埂子距離1996年發(fā)現(xiàn)的西城墻約600米，同為東西走向，這是否意味著它可能是寶墩古城的外城墻？帶著這個疑問，何錕宇和同事又接連找到了石埂子、狗兒墩、王林盤等土埂子，確認其為寶墩時期的城墻遺址。
新發(fā)現(xiàn)的城墻皆位于1996年的古城外圍，圍成了一個更加恢弘的古城。原來，寶墩古城由內(nèi)外兩重城墻包圍，內(nèi)外城墻四個方向都挖有壕溝，無疑是一座戒備森嚴的古城。就年代而言，外城墻晚于內(nèi)城墻，推測寶墩古人最早生活在內(nèi)城，爾后由于人口急劇膨脹，這才拓展到了外城。寶墩古城內(nèi)城與外城的城市格局，是迄今世界最早的城市規(guī)劃，在世界城市發(fā)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航模拍攝寶墩遺址發(fā)掘全景照片
經(jīng)過測算，寶墩外城為不規(guī)則的圓角長方形，長約2000米、寬約1500米、周長近6200米，面積則達到了驚人的276萬平方米，僅次于陜西榆林石峁古城、浙江余姚良渚古城與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國第四大史前古城。有學者曾推測寶墩內(nèi)城墻土方量在25萬立方米上下，按照這個比例來算，外城墻土方量約115萬立方米，內(nèi)外城墻總土方量達到了140萬立方米，今天看來依舊是個龐大的工程，這也使得后人在驚嘆于寶墩古人精湛的建筑技巧的同時，對古城的人力、政權也有了全新解讀——在新石器時代，人人平等的氏族公社制度已走到了盡頭，貧富分化促使階級出現(xiàn)，王權逐漸掌握到少數(shù)人手中，城墻就是權力與秩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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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墩古城大房子航拍圖，這座規(guī)模龐大的史前建筑可能是古城的宗廟（成都市考古研究隊供圖）
外城墻發(fā)掘結(jié)束后，一個叫鼓墩子的地方引起了何錕宇的注意。鼓墩子孤零零地位于內(nèi)城中心，是個殘高約2米的圓形土堆，周圍沒有相鄰的土埂子，這就排除了它作為城墻的可能性。進一步的鉆探表明，鼓墩子下方有豐富的寶墩文化層堆積，這里也就成為2010年的重點發(fā)掘區(qū)域。
村民傳言，諸葛亮曾率蜀軍七擒蠻將孟獲，鼓墩子是諸葛亮操練兵馬的點將臺。不過，傳說中的金戈鐵馬并未在發(fā)掘中出現(xiàn)。從地層面貌來看，鼓墩子過去是塊水田，漢代人壘起了幾十個一兩米長的土埂子，排列成扇形；宋代人則開挖了一道道溝渠，我們不止一次地看到歷朝歷代的蜀人在田間辛勤勞作的痕跡。
隨著漢代、宋代地層被一層層清理完畢，大約500平方米的考古探方中露出了42個1米見方的方形柱坑，根據(jù)走向可分為3部分，主體建筑長20米，寬10.5米，保留柱坑28個，其中東、西側(cè)各8個，南北側(cè)各5個，房屋內(nèi)部2個；兩側(cè)各有個廂房，北廂房長10米，寬7.5米，南廂房長9米，寬8米，組成了一個“品”字形復合建筑。這也是寶墩遺址最大，成都平原最早的大型建筑遺址。
為了修建這幾座大房子，寶墩古城的“建筑師”可謂殫精竭慮：建筑采用立柱式承重，先開挖柱坑，豎立梁柱后再加蓋主體建筑，42根大型梁柱，可以想象主體建筑有多么恢弘。
進一步發(fā)掘表明，幾座大房子周圍并未發(fā)現(xiàn)灰坑等生活遺跡，倒是出土的陶罐、陶壺做工精細，紋飾精美，暗示這里并非普通百姓的居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劉斌多年來一直主持良渚古城的發(fā)掘，他認為大房子與良渚古城發(fā)現(xiàn)的大型建筑頗為相似且規(guī)模更大，可能是原始議事廳或宗廟場所。
在鼓墩子外圍，考古隊員找到一些小型房屋基址，從殘存的柱洞與基槽來看，應為“木骨泥墻”結(jié)構(gòu)。所謂“木骨泥墻”，墻體用樹干做骨架，在此基礎上編排籬笆，敷上厚厚的濕泥，再架上柴火將其烤干，這樣的房屋具有通風、防潮的優(yōu)點，在中國南方尤為流行。
▲ 寶墩遺址出土的稻谷、粟
房址附近的灰坑出土的陶器、石器、種子，則成為復原寶墩古人生活的線索：水稻、粟的出現(xiàn)暗示著寶墩古人已是刀耕火種，過上了定居生活，他們還時常采集野生薏仁、豇豆、小米；狩獵是寶墩古人獲得肉食的主要來源，鋒利的石鏃、石刀是得心應手的兵器；生活器皿則以陶器為主，敞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領罐、曲沿罐、折腹缽等等，其上裝飾水波紋、新月紋、指甲紋、長條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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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古羌，追蹤寶墩人遷徙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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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墩遺址地理位置示意
迄今為止，成都平原并沒有更為古老的遺址發(fā)現(xiàn)，那么，寶墩人究竟來自何方？2000年，在岷江上游的茂縣營盤山，考古工作者發(fā)現(xiàn)了一個距今5000年左右的遺址，出土文物既與寶墩文化相似，又與甘肅、青海一帶的馬家窯文化有著諸多關聯(lián)。從年代上說，馬家窯文化更早，歷來被認為是古羌人創(chuàng)造的文化。如此說來，便有這樣一種可能，在新石器時代，一支古羌人從西北高原而下，經(jīng)岷江上游來到成都平原，成為最早的拓荒者。
成都市博物院江章華副院長認為，這支遷徙的人群最早種植小米，最初進入成都平原時，主要活動在平原西北至西南靠近山地的邊緣地帶，這里地勢相對較高，人口少，聚落也不大，比如2009年在什邡市發(fā)現(xiàn)的桂圓橋遺址，距今約5000年上下，與營盤山文化十分相近。
大約到了4500年前后，長江中游的水稻種植技術傳入了成都平原，這時期的古人開始平整土地，修建灌溉設施，種植水稻，逐漸向平原腹地移動。水稻的種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人口不斷增長，聚落不斷增多——習作方式的改變最終帶來了文化面貌的變化。
江章華的推斷是建立在諸多考古發(fā)掘基礎上的。自1996年以來，幾座新石器時代的古城陸續(xù)在成都平原被發(fā)現(xiàn)：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溫江魚鳧城、崇州紫竹古城、雙河古城，2001年與寶墩古城一起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后，大邑鹽店與高山兩座古城又相繼被發(fā)現(xiàn)。
幾座古城中，郫縣古城尤值得一提。古城長620米，寬490米，城墻最寬處尚有40米。在古城的中心地帶，鵝卵石圍成了一個長51.5米，進深10.7米的房屋基址，正中等距離分布著5個竹編圍成的鵝卵石臺基。這座約550平方米的奇特建筑被推測是郫縣古城的宗廟，5個臺基寓意五座祭臺。祭臺周圍并未發(fā)現(xiàn)禮器，也許這座宗廟還略顯簡陋，不過這里吟唱的咒語與上演的儀式，卻是成都平原上最古老的祭祀史詩。
八座古城出土陶器以繩紋花邊口罐、敞口圈足罐、喇叭口高領罐、寬沿盤、淺盤豆為主，與龍山文化典型的陶鼎、陶鬲、陶甑、黑陶高腳杯風格迥異。綜合陶器、城墻，成都平原八座史前古城明顯是獨立的考古學文化，又以寶墩古城面積最大、最為典型，由此命名為“寶墩文化”，大約距今4500—3700年，相當于中原龍山文化時期。這也是繼夏商時期的三星堆文化、商末周初的十二橋文化（以2001年發(fā)現(xiàn)的金沙遺址為代表）之后，成都平原發(fā)現(xiàn)的又一文化類型，也是成都平原最久遠的文化章節(jié)。
恢弘的城垣與奢華的建筑，暗示著寶墩古城們已是一座座規(guī)模龐大的城市，中國學者也稱為“都邑”。西方學者往往將青銅、城市、文字與祭祀體系視為文明的標志，由于古城尚未發(fā)現(xiàn)青銅、文字，寶墩文化似乎還未邁入文明的門檻，不過在我看來，它卻如啟明星一般，照亮了文明前夜的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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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天星斗，共建中華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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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5年開始發(fā)掘的寶墩遺址，最終尋找到了成都平原最古老的章節(jié)
2017年春節(jié)，三星堆博物館迎來了它二十周年的生日，即使時值春節(jié)，這里依舊迎接著來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游客在驚嘆于三星堆無與倫比的青銅文明的同時，也時常追問：“那些凸眼球、長耳朵的青銅人是否是外星人的寫照？”“三星堆是外星人創(chuàng)造的文明么？”他們的導游對這樣的問題往往未置可否，一笑了之。的確，這曾是考古學家也無法解答的問題。
答案或許就隱藏在寶墩文化中。曾經(jīng)令諸多學者困惑不已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寬沿平底尊、淺盤豆、斂口缽、敞口圈足罐，都是寶墩文化典型陶器，三星堆一期文化其實就是寶墩文化。如果將三星堆文明喻為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寶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唐代詩人李白有感于古蜀歷史的神秘，在《蜀道難》中發(fā)出了“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的感慨。三星堆、十二橋文化揭開了商周時期成都平原的面紗，寶墩文化則將成都平原的歷史追溯到遙遠的新石器時代，并成功建立起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連續(xù)的考古學序列。
寶墩文化同樣改寫了中華文明版圖。關于中國文明起源，過去受中原中心說的束縛，黃河流域一直被認為是文明起源的中心。近半個世紀以來，諸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的發(fā)現(xiàn)，證明長江流域的文明高度與黃河流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同長江流域在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的獨特地位。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進而將中國古文化喻為“滿天星斗”，文明起源又有了多元說，中原地區(qū)、山東地區(qū)、遼寧內(nèi)蒙古地區(qū)、長江中游兩湖地區(qū)、江浙地區(qū)都曾被視為文明起源的“星斗”。
中國西南考古起步較晚，此前發(fā)現(xiàn)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少之又少，文明的火種一度“星光黯淡”。對此，“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專家李學勤曾斷言：“如果沒有對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可能構(gòu)成中國文明起源和發(fā)展的完整圖景，中國文明研究中的不少問題，恐怕必須由巴蜀文化求得解決?！惫?，寶墩文化如流星一般劃破長空，證實了巴蜀地區(qū)也是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一元，也與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交相輝映，進而說明長江流域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2011年12月，成都市考古隊又在鼓墩子附近找到兩座大房子基址，寶墩古城還在不斷帶給世人驚喜。頻頻發(fā)現(xiàn)的城墻、大房子卻掩飾不了寶墩古城少有精美文物出土的尷尬，同為史前古城，良渚古城以精美的玉璜、玉璧、玉琮、玉鐲、玉牌、玉鉞為代表，陶寺古城則發(fā)現(xiàn)了諸如特磬、龍盤、鼉鼓等高規(guī)格禮器，寶墩僅有簡單的陶器、石器出土。
根據(jù)陶寺、良渚的發(fā)掘經(jīng)驗，龍山時代高規(guī)格文物往往見于墓葬中，比如良渚反山、福泉山、瑤山、匯觀山、寺墩山的大墓，棺、槨中以玉琮、玉璧、玉鉞隨葬；陶寺古城則有整齊劃一的墓葬區(qū)，面積超過30000平方米，小墓往往空無一物，大墓則葬有木棺，隨葬品有一兩百件之多。迄今為止，寶墩古城只發(fā)現(xiàn)了幾座小墓，墓坑淺而窄，墓中空無一物，可能是下層百姓的墓葬，而巨大的城垣與奢華的大房子使得考古工作者堅信，在寶墩村的某個角落，一定埋藏著寶墩王者的長眠之所。
站在鼓墩子上，向東、向南、向西、向北，四野盡收眼底，一片片冬小麥鋪滿大地，中間點綴著稀稀落落的村舍。4500年前，不可一世的寶墩王者是否這樣環(huán)顧著他的王國，爾后選擇自己的靈魂棲所？這塊風水寶地究竟埋藏在何方？伴隨王者長眠的又是什么？這些古蜀國的珍寶與三星堆詭異的青銅器之間是否有繼承關系？從1995年開始，我們走進了寶墩古人的城市以及他們的生活，卻還未走進他們的內(nèi)心。對于寶墩文化的探索，或許才剛剛開始。
來源：《天府廣記》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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