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朱漢民：屈騷精神與湖湘文統(tǒng)

編者按：湖湘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不僅是中華文化體系中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造就了湖南人特有的精神氣質、性格特征、道德信仰與民情風俗等。為深入探索湖湘文化的源流與特質，深度挖掘經世致用、實事求是等湖湘精神，為中華民族復興與湖南文化強省提供價值支撐，屈子書院公眾號從2021年元月開始推出“湖湘文化”專欄，匯聚湖湘文化研究成果，弘揚湖湘文化精神。

（本文發(fā)表于《中國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湖湘地區(qū)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得到許多文學史家的高度評價。中國文學史家們特別對屈騷的文學價值給予了特別的評價，他們認為，屈原在湖湘之地創(chuàng)作的詩歌，“把詩性文明的開拓伸展到當時還處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既把中原文明的歷史理性精神滲透到南方神話巫風的想象之中，又從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典雅節(jié)制詩學世界，從而為中國詩性文明的偉大博大和輝煌提供了一個與《詩經》同等重要的源頭。”[1]

本文主要從地域文化的思維框架，來進一步追問湖湘之地產生如的屈騷精神，如何形成為一個地域化的文學傳統(tǒng)？屈騷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產生了那些影響？

1什么是“湖湘文統(tǒng)”

在討論湖湘文統(tǒng)的創(chuàng)建之前，需要先了解什么是“湖湘文統(tǒng)”？這首先得從“文統(tǒng)” 概念說起。

在歷史文獻中，“文統(tǒng)”是一個多義的概念。其一，“文統(tǒng)”是指文章的整體布局，梁朝劉勰所著《文心雕龍·通變》中說：“是以規(guī)略文統(tǒng)，官宏大體?！逼涠?，“文統(tǒng)”是強調政治意義上的文治，元朝袁稍有詩：“帝運昌文統(tǒng)，師臣秉國鈞?！盵2]其三，是從文學傳統(tǒng)意義上使用“文統(tǒng)”。如明趙鶴編《金華文統(tǒng)》十三卷 ，“是書于正學編外，兼録金華耆舊之文”[3]是金華地區(qū)宋元明時期文人學者的文章集成。這里使用“文統(tǒng)”是指地域性文學傳統(tǒng)。另外，清代方宗成編《桐城文錄》，他在該書的序文中表明編此書的宗旨時說：“右文錄七十六卷，為人八十有三。標名家以為的，所以正文統(tǒng)也。廣取諸家，所以擴學識也。”[4]這里所言的“文統(tǒng)”，除了表達地域性文學傳統(tǒng)的涵義外，即所謂“流風余韻，足以興起后人，則惟鄉(xiāng)先生之言行最易入”[5]；同時還會有“文學正統(tǒng)”之義，即桐城派“文以載道”所代表的文學正統(tǒng)。

本文所講的“湖湘文統(tǒng)”，主要是“文統(tǒng)”的第三種涵義，即湖湘之地域性的文學傳統(tǒng)。那么，“湖湘文統(tǒng)”的內涵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一個地域性的“湖湘文統(tǒng)”呢？我們聯(lián)系一個相關的概念——湖湘學統(tǒng)，通過它們的比較，來討論這一問題。

在中國學術史領域，許多學術史大家和學術史的專著，均認同并使用“湖湘學統(tǒng)”的概念。如著名學術史專著《宋元學案》就肯定了“湖湘學統(tǒng)”的存在與影響。“學統(tǒng)”亦有學術傳統(tǒng)與學術正統(tǒng)的雙重涵義，但“學術傳統(tǒng)”是一個事實判斷，而“學術正統(tǒng)”則是一個價值判斷，為了論述方便 ，我們在這里主要討論學術傳統(tǒng)的意義。我們肯定“湖湘學統(tǒng)”的歷史存在，不僅僅在于從唐宋至明清的歷史時期內，湖湘地區(qū)涌現(xiàn)出一批批在學術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著名學者，包括周敦頤、胡安國、胡宏、張栻、王夫之、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人，還在于這些湖湘學者有著前后相承的學術思想傳統(tǒng)。筆者特別強調構成這一“學統(tǒng)”的內涵，即是一種特別的學術旨趣，即總是將“道”的向往，“治”的關切統(tǒng)攝于“學”的知識追求之中。湖湘學者盡管身處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師承，但因為“桑梓之情”而對地方先賢的特別敬重，故而大體上均體現(xiàn)出這一地域性傳統(tǒng)學術旨趣，這是我們認同“湖湘學統(tǒng)”的根本理由。

“湖湘文統(tǒng)”的“文”是指文學，古代又稱“辭章之學”，具體是指文學作品（詩賦、散文等）、文論（文學理論、文藝評論）的總稱。文學的主要特點是以“文”的形式來表達作者的主觀的思想情感，不像學術的主要特點是以“學”的形式來把握客觀的外部世界。所以，“湖湘學統(tǒng)”的依據(jù)是湖湘學者前后相承的學術旨趣，具體而言是強調“學”對“道”與“治”的追求，“湖湘文統(tǒng)”的依據(jù)是湖湘文化前后相繼的“文氣”，具體而言是“文”對主體自我真實“性”、“情”的表達。“學術旨趣”是“學統(tǒng)”得以建立的依據(jù)，而“文氣”則是“文統(tǒng)”建立的依據(jù)。什么是“文氣”？最早運用這一概念的文學家曹丕，他提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同力強而致。”[6]曹丕所說的“氣”，其實與孟子“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的“氣”相同，是作者自我的精神氣質，是作品包含和體現(xiàn)出來的人之性情。

所以，“湖湘學統(tǒng)”之所以能夠確認，是因為湖湘學者大多有一種地域性特征的“學術旨趣”；而湖南歷史上否存在一個前后相承的“湖湘文統(tǒng)”，取決于湖南文學作品是否存在并貫穿著一種具有穩(wěn)定性地域特征的“文氣”，即在不同文體中表達出一種具有地域特征的精神氣質、真實性情。錢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學風》的《導言》中，曾經意識到湖湘地區(qū)的“文統(tǒng)”與“學統(tǒng)”的存在。錢先生在談到湖南人“抑亦風氣自創(chuàng)，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時，他特別提到“天開人文，首出庶物以潤色河山，弁晃史冊者，有兩巨子焉”，即楚之屈原，宋之周敦頤，“一為文學之鼻祖，一為理學之開山，萬流景仰，人倫楷模，風聲所樹，豈徒一鄉(xiāng)一邑之光哉！”其實，這兩位文化巨人，恰恰是一位是湖湘文統(tǒng)的奠基人，一位是湖湘學統(tǒng)的開創(chuàng)者。所以，要討論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過程，必須從屈原的詩歌藝術及相關的文氣表達開始。

2 屈騷與湖湘文統(tǒng)奠定

毫無疑問，屈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奠基人。譬如，《宋書·謝靈運傳論》就強調自漢至魏四百余年，文學才子輩出，然“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而《騷》正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文學家創(chuàng)作的詩歌作品。然而，由于屈原晚年流放于沅湘之地，他的許多代表作品均是創(chuàng)作于沅湘，加之他又是投汨羅江自盡，所以，屈騷及其內在的文氣深刻地影響了以后在湖湘之地的文人及其作品。故而，屈原還是湖湘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湖湘文統(tǒng)的開創(chuàng)者。毫無疑問，屈原對后來的湖湘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們認為構成這一“文統(tǒng)”的核心，應該是辭章背后的血性人格，體現(xiàn)為一種狂奔浪湧的情感，一種自然天成的質性，一種性情一體的精神氣質，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文氣”。

究竟屈原的哪些作品創(chuàng)作于湖南，學界仍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屈原是在晚年流放于沅湘，代表他那最濃烈、最執(zhí)著、最悲憤、最憂傷的真實性情的《九章》，包括《惜頌》、《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中大多數(shù)（《抽思》除外）是詩人流放沅湘的作品；同時《九歌》中的十一篇，包括《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也均是創(chuàng)作于沅湘之地的作品。在這些酣暢淋漓的抒情詩中，屈原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了自己積郁的強烈情感，呈露了自己心靈世界中的真實性情。正如漢王逸在為《九章》作“序”時說：“《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盵8]王逸肯定《九章》是屈原流放江南之野時抒發(fā)自己“思君念國，憂心罔極”的濃厚情感的詩作，旨在陳明自己內在“忠信之道”的真實本性。王逸在序《九歌》時亦說：“《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郁。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讬之以風諫?！盵9]王逸強調《九歌》亦是表達其“懷憂苦毒，愁思沸郁”的濃烈情感的，只是在文學形式上是借沅湘地區(qū)的民間巫歌，來表達自己悲苦、憂郁的情感。

毫無疑問，屈原的《九歌》、《九章》及其他楚辭作品，其藝術形式、比興與象征方法等審美形式，均堪稱是中國文學史的不朽經典。但是，當我們說屈原及其楚辭創(chuàng)建了“湖湘文統(tǒng)”時，主要還不是指楚辭的藝術形式。因從漢唐到明清，湖南文人的文學體裁、藝術方法等美學形式均在發(fā)生不斷的變化，但是，湖湘文學中又有一個貫穿歷史的文化現(xiàn)象，均充滿著一種真情至性的文氣，通過文學形式來表達、展現(xiàn)自己發(fā)自內心的真實情感中，進而表達這種由情至性的精神氣質，這才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核心。

在屈原的《九歌》、《九章》、《離騷》等一系列詩歌作品中，我們可以全面地感受到詩人那毫不節(jié)制的奔放情感，他是一個才華橫溢但又總是命運不濟的詩人，又是一個憂國愛國但又面臨國破民難的忠臣，他的內心積郁著強烈的悲苦、憤懣。屈原通過楚辭那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表達著他發(fā)自內心復雜而又真實情感，他既有“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九歌·湘君》）的個人哀傷，又有“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九歌·東君》）的人生眷戀；既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的人民關切之情，又有“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九章·哀郢》）的祖國眷戀之情。尤值得關注的是，屈原那深沉的憂傷、哀怨、沉痛、眷戀的復雜情感，并沒有因此導向意志的消沉與人生的虛無，而表現(xiàn)出對自己人格的堅守與意志的果決，他反復吟：“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c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薄毒耪隆ど娼吩姼璞磉_的是一種血性意志和堅強生命。他這種與黑暗政治勢力的頑強斗爭、與兇惡命運的不懈抗爭的結果似乎是無望的，他只能選擇生命的自我終結。屈原的《悲回風》表達了他“誓死而必無生之想者”，但是他在決于一死之時，“乃豫想其浩然之氣，不隨生死為聚散，……蓋忠貞純一之志氣，與天地合德，鬼神效靈者，可以自信?！盵10]這是一種情性與天道相通的人格理想的完成，一種具有崇高審美境界的人文信仰的實現(xiàn)。這也是屈原所創(chuàng)立的湖湘文統(tǒng)的最高表現(xiàn)。

屈原所創(chuàng)立的湖湘文統(tǒng)由兩個途徑得到承傳：其一，流寓文學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其二，本土文人作品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下面我們分而敘之。

3 湖南流寓文學與湖湘文統(tǒng)

屈原是流放湖湘而創(chuàng)作大量詩歌作品的。屈原對湖湘文統(tǒng)的奠定，首先表現(xiàn)為漢以后大量流寓湖湘之地的文人作品承傳了屈原的文統(tǒng)。

從漢魏到唐宋，湖南因遠離中央王朝而被認為蠻荒卑濕之地，往往是失意文人貶官、流寓之所。這些遭貶、流寓的失意文人來到沅湘之地，自然會聯(lián)想到戰(zhàn)國時期的屈原以及他創(chuàng)作的楚辭作品。他們往往有著與屈原一樣的悲憤之情，同樣的山水、同樣的遭遇，更是激發(fā)了他們創(chuàng)作出大量與屈原《楚辭》的心態(tài)情感相似的詩賦作品。這樣，就形成了湖南文學史上文氣合拍、意趣一致、情性相通的湖湘流寓文學。這里例舉幾位大家。

賈誼是西漢時期流寓長沙的，他是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直接繼承者，也是屈原之后影響最大的湖湘文人。司馬遷作《史記》時將屈原、賈誼合傳，故而歷史上被合稱“屈賈”。從文體形式來看，屈原是楚辭的奠基者，而賈誼是漢賦的開拓人，辭、賦之間雖有繼承關系，但畢竟又是兩種不同文體。而屈、賈之所以在歷史上被人們合稱“屈賈”，恰恰在于他們之間相似的人生、一貫的文氣、相通的情性，特別是他們的作品均是創(chuàng)作于湖湘地域，成為這個地區(qū)的文學經典與文化地標。賈誼與屈原一樣，在朝廷受到小人的排擠而流放到湖湘。賈誼到了湘江之濱時，馬上將自己與屈原聯(lián)想到一起，故而作《吊屈原賦》表達了一路相同的心緒情感。賈誼也在面臨人生的打擊與理想的夭折，也是憂傷、憤懣的種種情緒，他在賦中寫道：“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圣逆曵兮，方正倒植?！盵11]但是，賈誼在遭受到人生的嚴重不幸時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而是像屈原一樣堅持人格的獨立與意志的堅強，“所貴圣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系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12]賈誼的強烈情感心理，是他誠心至性的表現(xiàn)，而他之所以能在艱難的環(huán)境、不幸的命運中表現(xiàn)一種堅強，是來源于他內心中一種特別的人生信念：“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边@種自然宇宙觀引發(fā)出一種達觀的人生態(tài)度：“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薄罢嫒颂衲?，獨與道息?！薄ⅰ傲壤龌馁猓c道翱翔”、“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盵13]這正是一種真性至性的升華，是一種通達了宇宙本質的人生解悟。

西漢以后，一批批著名的文人學者流放在湖南，創(chuàng)作了大量詩文作品，他們的顯著特點亦是繼承屈原所奠定湖湘文統(tǒng)，表達出與屈原一脈相承的精神氣質。唐代劉禹錫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劉禹錫與屈原一樣，既有著不凡的出身和杰出的文學與政治才華，又都經歷過從朝廷的權力中心被排擠出來，胸懷政治理想而報國無門，最終流放于屈原流放的地方朗州（湖南常德），在此經歷了近十年的謫居生活。劉禹錫是在永貞革新失敗而被朝廷貶到僻遠的湖南，他本來就仰慕屈原的才華與人格，而現(xiàn)在又流放于屈原的流放之地，故而與屈原有著強烈的心靈共鳴。一方面，劉禹錫在詩賦的形式方面繼承了屈原的傳統(tǒng)。屈原的《九歌》來源于民間文化但又高于民間文化，而劉禹錫也是如此，他被貶朗州時，“蠻俗好巫，每淫詞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仍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盵14]

劉禹錫在郎州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賦，亦與屈原的楚辭有著明顯的承傳關系，如他的《何卜賦》就與屈原《卜居》有密切關聯(lián)，他的《問大鈞賦》也受到屈原的《天問》的深刻影響。另一方面，劉禹錫的詩文在表達一種相同的精神氣質與內在性情方面，更是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繼承者。劉禹錫與屈原一樣是有著真性情的君子，故而在湖湘流放期間也是“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15]他對黑暗的政治勢力，多舛的悲若命運有著強烈的怨憤，其《問大鈞賦》在向天發(fā)問時充滿怨憤的情緒，他的許多七言絕句也歷來被認為是“深于哀怨，謂《騷》之余派可?！盵16]然而，他也如屈原一樣，在內心深處憤懣、哀怨的同時，努力去實現(xiàn)精神人格的獨立和道德意志的堅持。他雖然身處郎州，但卻像屈原一樣時時牽掛著生民的喜樂、國家的興衰。他特別表達自己正道直行的人格精神是一以貫之的，他對自己的人格精神總結說：“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如直，安知室可欺。”“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jié)，安能激壯心?！薄笆赖绖☆j波，我心如砥柱?！保ā缎⒐w三首》）劉禹錫的堅定、執(zhí)著與他“天人交相腥”的信念是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堅信“執(zhí)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盵17]劉禹錫作品中的文氣及其內在的精神氣質，與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

唐代具有屈原文統(tǒng)精神的還有著名文學家柳宗元。柳宗元與劉禹錫一樣，也是因參加王叔文的永貞革新被貶到湘南永州，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柳宗元在謫居永州期間，寫下了大量文學作品與學術論著，因他的詩文充分表達了屈騷的貶謫文學傳統(tǒng)，特別是他那從真情至性的人格精神一以貫之，表現(xiàn)出湖湘文統(tǒng)的巨大影響力。本來，從文學理念到政治追求，屈原均是柳宗元最為崇敬的精神偶像，而偏偏他們又有著共同的人生經歷，即經世理想受到沉重打擊而貶謫湖湘。屈原開創(chuàng)的文統(tǒng)自然將其他們的精神聯(lián)結起來。柳宗元在永州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賦、散文作品，他的辭賦并不重視從形式上刻意學習、模仿屈騷的作品，但是他與屈騷在辭賦中所貫通的文氣則是一脈相承的，所表達的精神氣質也是完全一致的。柳宗元的《吊屈原文》就鮮明地表達了他對屈原所創(chuàng)文統(tǒng)的繼承。后人為什么強調其文“皆本于騷”？恰恰在于他們相通的身世與性情。柳宗元在文的開篇中寫道：“后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18]他在憑吊屈原、為屈原的身世充滿同情時，同樣是對自己身世的傷感。但是，他又表達出與屈子一樣對理想的執(zhí)著、對信念的堅守。他繼續(xù)寫道：“何先生之廩廩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貳?！盵19]他推崇的是屈原堅貞不渝、服道守義的嵩高人格與堅強意志，其實也是表達自己的人格追求與剛正意志。柳宗元與千年前的這位偉大詩人的情感一致、心靈相通。在柳宗元寫于永州的大量詩文中，均表達出與屈賦相同的憂患之情、真摯之性與理想之道。他的詩中有“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是因為他的心靈與屈子息息相通，他的作品與屈騷文脈相承。他既有“哀如屈原”的慷慨悲歌、呼天搶地，其《懲咎賦》、《閔生賦》、《囚山賦》等詩賦充滿人生的哀曲、社會的哀怨，又有“正道直行”的九死不悔、不屈不撓，他的《乞巧文》、《罵尸蚊》等“十騷”以及《起廢答》、《答問》、《愚溪對》等詩文，無不充盈著強烈的批判精神和不屈不撓的斗志。當然，這種堅強斗爭與他對圣人“大中之道”的價值信仰是分不開的，他和屈子追求“美政”、“美人”的儒家人文理想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柳宗元的詩文、又存在著一些與屈騷不太一樣的感情、意境的詩文。他在永州寫了很多瀟湘山水的散文詩歌，特別是諸如《永州八記》的散文，這些描述美麗瀟湘山水的，帶給人們一個極度幽美、清麗、純靜的自然世界，表達出作者內心的恬談、閑適、悠然的心境和意趣。他在《鈷鉧潭西小丘記》云：“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20]其《至小丘西小石潭記》云：“坐潭上，四面竹樹環(huán)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盵21]柳宗元的山水記中似乎表達出一種對怨憤、哀傷、奮起等個人情感的超越性的審美境界。他能夠產生對超然境界的美學趣味，應該與他的禪學修養(yǎng)是分不開的。他曾對禪佛極為欣賞，特別向往佛教的“樂山水而嗜閑安”、“閑其性、安其情”、“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 22]等禪學的超然境界。這確體現(xiàn)出柳宗元在繼承湖湘文統(tǒng)時又豐富發(fā)展了其文氣的內涵，體現(xiàn)出后世文人對湖湘文統(tǒng)既繼承又發(fā)展的特點。

由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通過一代代湖湘流寓文人如上述賈誼、劉禹錫、柳宗元等著名文人的承傳發(fā)展，形成了一脈相承而又個性鮮明湖湘文學傳統(tǒng)，從漢唐到宋明一直綿延不絕。歷朝歷代無數(shù)流寓湖湘的文人，其詩文似乎都貫穿了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即從憂憤、剛直的真情至性的表達，發(fā)展到永恒的生命意識與宇宙精神的完成。

4 湖南本土作家與湖湘文統(tǒng)

相對于湖南流寓文學的絢麗朝霞，湖南本土作家則顯得起步晚多了。如果說，從先秦到漢唐，湖南已經出現(xiàn)了一個流寓文學家的群體，他們既奠定了湖湘文統(tǒng)的厚實基礎，也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文學作品；那么，從唐宋到明清，湖南才逐漸出現(xiàn)一個本土文學家的群體，他們慢慢在文學界嶄露頭角，逐漸到清代的大盛。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湖湘本土作家群在文學作品、文論兩個方面，均體現(xiàn)出對湖湘文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

能夠引起文學史家特別關注的湖湘本土文學家群體、主要是從唐宋以后。如唐代湖南本土文學家有李群玉（澧縣人）、胡曾（邵陽人）、劉蛻（長沙人）、歐陽詢（長沙人）等，宋代有周敦頤（道縣人）、王以寧（湘潭人）、樂雷發(fā)（寧遠人）等；元代有馮子振（湘鄉(xiāng)人）、歐陽元（瀏陽人）、陳泰（茶陵人）等，明代更是產生以李東陽（茶陵人）為首的詩派，稱茶陵派，明末有王夫之（衡陽人）。雖然由于歷史變遷、文化演化，中國古代文學從體載形式到思想內容再到文風習尚總是在不斷地變化，但是，由于自然環(huán)境的相同，特別是楚漢時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的歷史和積淀，使得唐宋、元明時期的湖湘文學表現(xiàn)出一貫的地域性文統(tǒng)的特色。

首先，唐宋元明時期，湖湘本土文學家所創(chuàng)作的大量文學作品中，均體現(xiàn)出“稱吾愛、吾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多悱惻感人之言”[23]等楚漢時期所奠基的文統(tǒng)，故而這些本土作家群的作品中，亦形成了一種既有沉郁情感、豪爽氣質、憂世悲情，又有理想追求、浪漫想像、超世勝俗的詩風與文風。唐朝李群玉、胡曾、劉蛻、歐陽詢的大量詩文中，就貫穿著一種沉郁、怨憤、憂患的濃厚情感，如李群玉“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愁絕隔湘川”（《黃陵廟》之一）的沉郁，似與晚唐政治的衰落密切相關；胡曾的“誰念都門兩行淚，胡園廖落在長沙”（《寒食都門作》）的悲情，何嘗不是對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的雙重憂慮。其實，唐宋湖湘文人群體的這些情感表達，一方面是由社會現(xiàn)實的患難、痛苦而發(fā)，另一方面亦與他們那種湖湘文統(tǒng)積淀的悲天憫人的性情結構有關。李群玉的詩歌諸體兼?zhèn)?，風格多樣，既受到唐代詩歌風氣影響，同時也與湖湘地區(qū) “屈宋”文學傳統(tǒng)有密切關系，如他本人所言，“居住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24]另外，唐朝文學家劉蛻也寫過《吊屈原辭》三章，即《湘竹》、《下清江》、《招席子》，從辭章形式到思想內容、悲情情感，均是與屈原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一脈相承。劉蛻在序文中表達了他對屈原人格的無限崇敬，故而“著《吊屈原辭》三章，吊公之志也?！盵25]其實，屈原的影響不僅僅是在這幾首辭賦中，而是深刻地影響到唐宋以來湖湘本土文人的內在人格，進而影響其文學作品。

又如宋元明時期的湖湘文本土作家的文學作品，亦承傳了上述文學傳統(tǒng)。宋代道學開山祖周敦頤既是一位擅長義理的道學家，又是一位擅長詩文的文學家，他的《愛蓮說》表達了對君子人格的追求，文章又以清麗而富浪漫想像的形式表達出來，明顯體現(xiàn)湖湘文統(tǒng)的影響，他寫道：“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溢清，亭亭凈植，可遠觀不可褻玩焉?！盵26]這種對理想人格的追求的文學表達，是湖湘文統(tǒng)的重要內容。南宋詩人樂雷發(fā)（寧遠人）也追求這種理想人格，他曾經在《閑居自遣》中寫道：“誰言荊楚多奇士，卻笑乾坤一腐儒?！盵27]他太追求儒家的人文理想，才對南宋現(xiàn)實有著深沉的憂患與慷慨的激情，他吟出：“酒邊豪氣橫荊楚，燈下清淡雜晉唐。天地每窮真俊杰，山林偏有好文章?！盵28]他這種豪邁、慷慨的文氣，確是來之于湖湘文統(tǒng)。他曾經寫有“蒼野騷魂惟我吊”[29]，表達了他對屈騷文統(tǒng)的傳承。又如元代詩人胡天游（平江人），他不愿入仕蒙元朝廷，寫詩以明志。他們詩作中充滿“悲壯激烈”、“長歌慷慨”的文氣，許多本土文人曾肯定這種文氣與湖湘文統(tǒng)的內在聯(lián)系。如為胡天游作傳的邑人艾科說：“天游有俊逸才……負高氣，孤立峻視，曾不一起取斗祿自污。扼腕當時，俯仰太古，鳴之歌什，有沉湘蹈海之風?！盵30]他寫有《醉歌行》：“醉中豪氣如長虹，走上夜樓叫天公。問天開辟今幾年？有日月何因緣？……”[31]他接下來的一連吊發(fā)問，亦表現(xiàn)出屈原《天問》一樣的宇宙追問、人生疑惑。創(chuàng)立茶陵詩派的明代李東陽，同樣是一位憂國憂民并通過詩歌來表達其深層情感的著名詩人。在明代臺閣體詩靡然成風、“真詩漸亡”的時候，李東陽以其關注國計民生的真情實感、憂國憂民的真摯情感，成就為明代著名的文學領袖。

如果說，唐宋元明以來，湖湘本土逐漸興起的文學家群體，主要是通過他們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自發(fā)地承傳并表達出湖湘文學傳統(tǒng)的話，清代以來，由于湖湘文學家群體的規(guī)模、層次、社會影響均大大提高，他們不僅繼續(xù)以強烈文氣的文學作品來表達對湖湘文統(tǒng)的繼承，更是通過對屈騷的意義詮釋、鄉(xiāng)邦詩文的匯編與區(qū)域特色的文論的理論探討等，開始自覺地開展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所以，我們需要進一步探討清代文學家、學者這種對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

明清之際的王夫之，是一位通過對屈騷的重新詮釋，實現(xiàn)對湖湘文統(tǒng)自覺建構的重要人物。王夫之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有詩論、文論等多種著作，尤其是他的《楚辭通釋》一書，對推動湖湘文統(tǒng)的建構發(fā)揮了極重要的作用。首先，王夫之在《楚辭通釋》的《序例》中，從外在自然與內在性情兩個方面，來探討屈騷文統(tǒng)的形成。他說：“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fā)，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樞，……皆此為之也?！盵32]由于在南楚之地、沅湘之交的“澤國”兼“山國”，有著特別奇異的自然環(huán)境，能夠激發(fā)出詩人們“莫能掩抑”的激越情感，故而屈子在此面臨“山川幽峭，灘磧險遠，觸目興懷”，產生了“雖欲強自寬抑而有所不能”[33]的激烈情感。這正是沅湘地區(qū)得以形成源遠流長的地域性文學傳統(tǒng)的客觀條件。王夫之在其《九昭》序中說：“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鄉(xiāng)，而遘閔戢志，有過于屈者?！臑椤毒耪选罚造喝傊??！盵34]可見王夫之是屈子創(chuàng)建湖湘文統(tǒng)的自覺繼承人。其次，王夫之深入詮釋了屈原作品中所體現(xiàn)的內在性情為核心的精神氣質，而這恰恰是“湖湘文統(tǒng)”得以成型的依據(jù)。王夫之和歷史上那些對屈原的血性氣質、強悍意志橫加批評、指責不同，他在詮釋屈原的楚辭作品時，對他在這些文學作品中表達出的恣性任情的精神氣質，作出了深刻的闡釋與高度的評價。他這樣詮釋屈子《悲回風》的自沉永訣的決心：“述己志之孤清，想不亡之靈爽。合幽明于一致，韜哀怨于獨知。自非當屈子之時，抱屈子之心，有君父之隱悲，知求生之非據(jù)者，不足以知其死而不亡之深念?！盵35]

盡管漢代以來的文人學者對屈原的剛烈氣質，率性行為提出諸多責難，但作為南楚后學、湖湘鄉(xiāng)賢的王船山，則真正成為屈原的異代知己，對這種精神氣質作了高度評價。其三，王夫之還著有大量詩論、文論，他對詩歌如何表達人的內在真實情感、塑造人的精神氣質問題作了深入探討。他強調詩一定要表達自己的真實情感，認為“情懈感亡，無言詩矣”。[36]這是他對具有強烈感情的屈騷作出高度評價的重要原因。但是他又指出：“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庥泄?，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準乎情。”[37]他對志、意、情、欲的不同界定，最終是為了強調文字表達的情感是與性理相通的。王夫之的這一番見解，體現(xiàn)出湖湘文統(tǒng)的自覺建構，為清中葉以后湖湘文統(tǒng)的弘揚奠定了基礎。

本土文學家群體形成與區(qū)域文化發(fā)展密切相關。唐宋時期湖湘文化的發(fā)展，推動了湖湘文學的發(fā)展；而清代初年湖南成為獨立的行省，更是促進了湖湘文統(tǒng)意識的拓展。清中葉以后，湘學學統(tǒng)得到極大發(fā)展，宋學學派、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等不同學派均在湖湘之地獲得較大發(fā)展；同樣，湖湘文統(tǒng)也得到傳承發(fā)展，湖湘之地先后出現(xiàn)了各種詩歌流派，包括宋詩派曾國藩、漢魏六朝詩派王闿運、中晚唐詩派易順鼎。尤其是湘鄉(xiāng)桐城派文學流派的出現(xiàn)，更是為晚清文學界所矚目。由于晚清湖湘文學的崛起，不少文學史家在歸納地域性文學派別時，有時又將上述文學統(tǒng)稱“湖湘派”，認為這一派與其他地域性詩文派如閩贛派、河北派、江左派、嶺南派、西蜀派并列，甚至是位列于首。[38]湖湘派文學從內容到形式均是豐富多采，其中又包含不同風格與流派的文學家群體，體現(xiàn)了晚清以來湖湘文學的蓬勃發(fā)展狀況。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地域文化的歷史影響，楚漢以來所形成的湖湘文統(tǒng)仍然成為晚清湖湘文人的傳統(tǒng)，貫通在他們作品中的文氣、詩風之中。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時期，正是中華民族面臨民族危難、民生凋敝的嚴重危機，湖湘士人崛起于這個危難時刻，憂國憂民的經世情懷成為他們普遍的追求，并且表達在他們的詩文及詩論、文論之中。其中，由湖湘文人學者倡揚的屈騷文統(tǒng)，成為他們的重要鄉(xiāng)邦文化資源。這段時期是湖湘文學發(fā)展的又一座高峰，同時也是湖南文化界張揚屈騷文統(tǒng)最突出的時期。郭嵩燾創(chuàng)思賢講舍，確定了屈原、周敦頤、王夫之、曾國藩的生日舉辦祭禮、講學活動，屈原位居這些大鄉(xiāng)賢之首，就是為了強化屈原在湖湘文統(tǒng)上的重要地位。唐才常說：“發(fā)忠孝為文章，屈、賈乃精誠之冠。”[39]這是強調屈賈的辭賦中所體現(xiàn)的精神氣質，正是湖湘文統(tǒng)的核心精神。

清末民初湖湘文學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湖湘文統(tǒng)精神，最突出就體現(xiàn)在其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感與壯懷激烈的頑強斗志。一方面，這些詩人在其詩文中無不表達出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魏源的“炮聲未動濤聲蹙，中有沉沉萬家哭”、“不憂一家寒，所憂四海饑”；鄧輔綸的詩歌充滿憂國憂民之情，其《鴻雁篇》被錢仲聯(lián)稱贊說：“《鴻雁篇》三章，為集中最勝之作，沈痛入骨，少陵下筆，不能過也?！盵40]譚嗣同是維新志士，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憂國憂民之作，包括：“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更有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將中華民族面臨西方列強瓜分的危機表達得淋漓盡致，表達了他的憂國憂民情懷。這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與屈騷的精神氣質是一脈相承。另一方面，這些湖湘文人學者不僅是對現(xiàn)實憂慮而已，而是努力以自己的血性意志去改造世界，故而又表達出經世濟民的頑強斗志。這一點，在取得經世成就的文人志士那里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如湯鵬、魏源的詩文就鮮明地表達了這種力不扼的文氣，錢基博說：“倘有文章經國，志氣拔俗，發(fā)強剛毅足以有執(zhí)，文理密察足以有別，發(fā)聾振聵，大聲疾呼者，可不謂之豪杰之士哉！吾得二人焉：曰湯鵬，曰魏源?！盵41]他們的“志氣摳俗，發(fā)強剛毅”的文氣，就是來之于屈騷文統(tǒng)。湯鵬曾祖屈原《九歌》之義作《九懷》，對屈賈表達其懷古之情，稱“哀哀楚大夫，萬古為悲秋。九歌眾莫辨，一死吾何求?！盵42]曾國藩寫下《討粵匪檄》，是一篇招喚“血性男人”經世之志的檄文：“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43]左宗棠的主要功業(yè)在軍事政治，但是他亦留下了許多振奮激昂的詩句，他在年逾七旬而收復新疆的征途中，寫下“提戎敵愾效前驅，馬蹄蹴破天山雪”的詩句，表達了一種不可阻止的豪情與斗志。又如維新志士譚嗣同、唐才常兩位，為推動中國近代化而英勇獻身，他們分別在臨刑前留下激情磅礴的詩句，譚嗣同的“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更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崐侖。”[44]唐才常則留下《臨難詩》：“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盵45]而楊度撰寫的《湖南少年歌》，則是將晚清以來湖湘人士的博大胸襟、擔當精神、救亡意識表達得淋漓盡致，他寫道：“中國于今是希臘，湖南當作斯巴達。中國將為德意志，湖南當做普魯士。諸君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華國果亡，除是湖南人盡死！”[46]這種文氣，與兩千年來的屈騷文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

晚清以來，湖湘文統(tǒng)不僅體現(xiàn)在上述詩文作品中，同樣體現(xiàn)在這段時期的文人學士的詩論文論中。明清之際王夫之在詮釋屈原楚辭的文氣與內在精神的同時，亦通過詩論的形式探討了文學作品在表達人的性情上的特點，其“詩言志，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盵47]的觀念，對晚清以來的湖湘文人的藝術理論、創(chuàng)作均產生極大影響。其實，晚清時期的湖湘詩派，以及以曾國藩為代表的著名湘鄉(xiāng)桐城派文派，其文學理論均是道與文、性與情的統(tǒng)一。一方面，他們強調道、性的重要，如曾國藩論道與文的關系時說：“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尤人身之血氣也?！嵫獨鉄o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圣人之道矣?！盵48]另一方面，他們又特別強調情的重要，著名湖湘派詩人王闿運說：“詩者，文生情；人之為詩，情生文。文情者，治情也?！盵49]“情自是血氣中生發(fā)，無血氣自無情。無情何處見性？”[50]其實，曾國藩強調文論須表達道，情必須歸之于性，但他對“文”的相對獨立（為獨立于“義理之家”的“辭章之學”），對“情”在詩中的地位均有特別強調，而王闿運在強調“性”、“文”的重要時，也強調了“治情”，能治情者惟性與道。應該說，湘鄉(xiāng)文派、湖湘詩派的文論、詩論，與湖湘文統(tǒng)的藝術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遠而言之，繼承了屈騷詩歌藝術中將詩文的藝術表達與作者的精神氣質統(tǒng)一的追求；近而言之，則是繼承了王夫之的“詩言志”、“詩達情”的詩歌理論的理念。

所以，湖湘文學傳統(tǒng)中，有的是“以文載道”、“以詩達情”的將文學藝術與精神氣質統(tǒng)一的詩派、文派或文學藝術家，而少見那種“雕蟲小夫，既溺于聲律嶺藻之末”[51]的文人，體現(xiàn)了湖湘文統(tǒng)的強大力量與深刻影響。

正由于晚清以來湖湘文學的崛起，湖湘文統(tǒng)的承傳與弘揚，許多旨在有意識總結、構建湖湘文統(tǒng)的文人學者，開始廣泛地搜集歷史上的詩文作品，編輯各種標志湖湘文統(tǒng)的詩文集，其中影響最大的有湖湘詩歌總集《沅湘耆舊集》與散文總集《湖南文征》。

《沅湘耆舊集》系由十分重視鄉(xiāng)邦文獻整理的鄧顯鶴父子所編，共240卷，所選詩歌是屈宋以后的湖南詩歌總集，包括湖湘地區(qū)從晉至清各朝代的詩人及其代表作品。鄧顯鶴之所以以二十余載歷盡艱難而編成《沅湘耆舊集》，確有十分強烈的總結、弘揚湖湘文化的使命感。他取名“沅湘”，與屈原流放沅湘而創(chuàng)作大量楚辭、從而奠定湖湘文統(tǒng)有關，他在該書的《敘》中寫道：“《離騷》振《風》、《雅》之衰，《太極》抉羲文之秘，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天下文章，莫大于楚矣?！盵52]他編輯晉宋以來的歷代湖南詩歌總集，正是為了表達湖南文人學士的心愿：“每望古昔，愴焉以悲。況沅湘之間，衡嶷之域，英靈于是乎鐘萃，《風》《騷》于是乎朕兆。靈均肇跡而差、勒繼軌，西涯中興而李、何嗣業(yè)。”[53]《沅湘耆舊集》所體現(xiàn)的，正是由屈騷所奠定湖湘文統(tǒng)的綿延和發(fā)展，是“《離騷》以后、《懷麓》以前不可缺之典矣?！盵54]

由于《沅湘耆舊集》僅“存詩而不及文”，故而到同治期間，又有一位重視鄉(xiāng)邦文獻整理的羅汝懷，決心繼鄧顯鶴之志，編輯《湖南文征》?！逗衔恼鳌匪瘴恼乱浴昂稀睘榭臻g范圍，時間則是自元朝至清同治。編者沒有選此前的文章，是因為無論是《楚辭》，還是其他唐宋名家之文，皆已編入各種常見的文集中。但是，編者特別強調該書在承傳區(qū)域文化、湖湘文統(tǒng)方面的重要意義。羅汝懷認為“《雅》《頌》而后，《騷》《賦》代興，周楚之間，文章卓著，然已炳煥千古流被寰區(qū)矣?！盵55]唐宋以后各家之文，既是湖湘文統(tǒng)的延續(xù)，又體現(xiàn)文學的演變發(fā)展，所以，曾國藩在其《湖南文征序》中充分肯定了屈騷文統(tǒng)的地位。他說：

湖南之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間，《離騷》諸篇為后世言情韻者所祖?！鴽r湖湘后進，沾被流風者乎？[56]

在曾氏看來，學術是討論義理，文學是表達情感。屈原是“為后進言情韻者所望”，即是中國文學之祖，尤其是湖湘文學之祖。曾國藩強調，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統(tǒng)，一直影響著以后兩千多年的“湖湘后進”。在這就充分肯定了，《湖南文征》的編輯正是為了承傳和弘揚湖湘文統(tǒng)。

注釋：

[1] 楊義：《屈原詩學與湖湘文化》，《湖南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2] 【元】袁桷：《壽李承旨四十韻》，《清容居士集》卷9，《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207-392頁。

[3] 【清】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卷192，《集部·總集類存目二》，中華書局，1965年，第1744頁。

[4] 【清】方宗成：《桐城文錄序》，《中國近代文論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頁。

[5] 【清】方宗成：《桐城文錄序》，《中國近代文論選》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93。

[6] 【魏】魏文帝：《典論·論文》，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7]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頁。

[8]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298頁。

[9]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歌》，《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243頁。

[10]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46頁。

[11] 【漢】賈誼：《賈誼集·吊屈原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頁。

[12] 【漢】賈誼：《賈誼集·吊屈原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9頁。

[13] 【漢】賈誼：《賈誼集·鵩鳥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2頁。

[14] 【后晉】劉昫：《舊唐書》卷160，《劉禹錫傳》，中華書局，2002年，第4210頁。

[15] 【后晉】劉昫：《舊唐書》卷160，《劉禹錫傳》，中華書局，2002年，第4210頁。

[16] 【明】陸時雍：《古詩鏡·詩鏡總論》，《文津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1415-16頁。

[17] 【唐】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天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1頁。

[18] 【宋】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516頁。

[19] 【宋】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517頁。

[20] 【宋】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柳宗元集》第3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766頁。

[21] 【宋】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柳宗元集》第3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767頁。

[22] 【宋】柳宗元：《送僧浩初序》，《柳宗元集》第2冊，中華書局，1979年，第674頁。

[23] 【清】羅汝懷：《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岳麓書社，2008年，第1頁。

[24] 羊春秋輯注：《李群玉詩集·附錄》，岳麓書社，1987年，第144頁。

[25] 【唐】劉蛻：《文泉子集》卷1，《吊屈原辭》，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

[26]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愛蓮說》，中華書局，2011年，第53頁。

[27] 【宋】樂雷發(fā)：《雪磯叢稿·閑居自遣》，岳麓書社，1986年，第28-29頁。

[28] 【宋】樂雷發(fā)：《雪磯叢稿·許介之館仆于東溪臨發(fā)贈別》，岳麓書社，1986年，第82頁。

[29] 【宋】樂雷發(fā)：《雪磯叢稿·漣溪書院吊曾景建》，岳麓書社，1986年，第66頁。

[30]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819頁。

[31] 【清】顧嗣立：《元詩選初集》，中華書局，1987年，第1830頁。

[32]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序列》，《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208頁。

[33]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09頁。

[34] 【明】王夫之：《姜齋文集卷五·九昭》《船山全書》第15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147頁

[35]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九章》，《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47頁。

[36] 【明】王夫子：《楚辭通釋·古詩評選》，《船山全書》第14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694。

[37] 【明】王夫子：《詩廣傳》卷1，《船山全書》第3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25頁。

[38] 參閱汪辟疆：《汪辟疆說近代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24頁。

[39] 【清】唐才常：《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200頁。

[40] 錢仲聯(lián)：《夢苕庵詩話》，齊魯書社，1986年，第130頁。

[41] 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頁。

[42] 【清】湯鵬：《海秋詩集卷之九·九懷中》，《湯鵬集》第2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738頁。

[43] 【清】曾國藩：《詩文·討粵匪檄》，《曾國藩全集》第14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232頁。

[44] 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87頁。

[45] 【清】唐才常：《唐才常集》，中華書局，1980年，第265頁。

[46] 劉晴波主編：《楊度集·論圣賢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頁。

[47] 【明】王夫之：《詩廣傳》卷1，《船山全書》第3冊，岳麓書社，2011年，第325頁。

[48] 【清】曾國藩：《書札·致劉孟容書》，《曾國藩全集》第21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7頁。

[49] 【清】王闿運：《湘綺樓詩文集》，《文·楊蓬海詩集序》，岳麓書社，1996年，第380頁。

[50] 【清】王闿運：《湘綺樓詩文集》，《說詩》，岳麓書社，1996年，第2357頁。

[51] 【清】曾國藩：《書札·致劉孟容書》，《曾國藩全集》第21冊，岳麓書社，1995年，第7頁。

[52]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敘》，《沅湘耆舊集》第1冊，岳麓書社，2007年，第12頁。

[53] 【清】鄧顯鶴：《善化孫中書鼎臣書》，《沅湘耆舊集》第1冊，岳麓書社，2007年，第14頁

[54] 【清】鄧顯鶴：《沅湘耆舊集前編弁言》，《沅湘耆舊集》第1冊，岳麓書社，2007年，第22頁。

[55] 【清】羅汝懷：《例言》，《湖南文征》第1冊，岳麓書社，2008年，第3頁。

[56] 【清】羅汝懷：《湖南文征序》，《湖南文征》，岳麓書社，2008年，第2頁。

朱漢民教授簡介

朱漢民，湖南汨羅屈子書院院長，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歷史學、哲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岳麓學者領軍教授。任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副理事長、中國書院學會會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湖南省文史館館員等。任岳麓書院院長20多年，推動岳麓書院的現(xiàn)代復興。擔任國家重大學術工程《（新編）中國通史》中《中國思想史》主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國家《清史》學術工程項目等十多項。出版《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儒學的多維視域》等著作二十多種。發(fā)表論文200多篇。獲評國務院政府津貼專家、首屆湖南省優(yōu)秀社會科學專家、徐特立教育獎。

關于屈子書院

屈子書院始建于宋大中祥符年間（1008——1016年），比岳麓書院只晚建30多年。曾稱汨羅書院、清烈書院、屈原書院等。歷史上為汨羅培養(yǎng)了許多杰出的人才。如明初戶部尚書兼掌行在六部、太子少保兼太傅夏原吉；明宣德年間任諒山知府易先；清雍正五年（1727）進士孟啟謨等均就讀于汨羅書院。重建后的屈子書院由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常青教授設計，占地面積15000平方米，建筑面積4539.2平方米，由牌坊、求索堂、沅湘堂、藏騷閣、清烈堂、眾芳閣等19個單體建筑組成，是中國目前體量最大的穿斗式偶數(shù)開間的全木結構仿古建筑，地處湖南省汨羅市玉笥山北麓的屈子文化園內，具有講學、展覽與藏書三大功能。

Hash:8bb67d114761046e16481a4a29cd1c5f23106f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