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學| 顧賽芬《詩經》譯本研究

本文原載于《國際漢學》總第4期，2015年第3期。

摘要

本文結合原始文獻和前人成果，在漢學史和法國詩經學史的框架之下，以譯介學等為理論支撐，深入研究顧賽芬的《詩經》譯本。簡單介紹顧賽芬的生平，對其著作進行詳細梳理，論述其翻譯《詩經》所用的底本及參考的譯本。通過分析三百首詩篇的譯文，提煉并分析顧賽芬所使用的翻譯策略，并簡要論述顧賽芬《詩經》譯本的影響與不足。

關鍵詞：《詩經》 顧賽芬 譯介學 翻譯策略

一、顧賽芬及其《詩經》譯本

顧賽芬 (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1835 年 1 月 14 日出生于法國的瓦雷斯 (Varennes)，在亞眠神學院 (Séminaire d’Amiens) 修完學業(yè)之后，于 1853 年 9 月 23 日加入耶穌會進行見習。1867 年在瓦爾斯 (Vals) 和拉瓦爾 (Laval) 完成哲學和神學研究，并成為神甫。他在亞眠大學擔任語法教授時，主動要求前往中國傳教，于 1870 年 4 月 30 日來到中國，在河間府學習漢語，后到達獻縣，在直隸省河間府直隸東南教區(qū)任傳教士（神甫）多年。在此期間，他還擔任天文臺的主管。 1919 年 11 月 19 日，顧賽芬在獻縣去世，享年 84 歲。顧賽芬一生著作頗豐，成就顯著，曾獲得過三次（1886 年、1891 年、1895 年）“儒蓮獎”(PrixStanislas Julien)。

顧賽芬編寫了一系列的辭書：

1877 年在河間府出版《漢拉字典》(Dictionarium linguae Sinicae latinum, cum breviinterpretatione gallica, ex radicum ordine dispositum)(1)，該字典按部首排列，并有法語的簡注。

1884 年出版《包括最常用的官話表現(xiàn)方式的法漢字典》(Dictionnaire fran?ais-chinois contenant les expressions les plus usités de la langue mandarine)。

1886 年出版《北方官話—法英漢會話指 南 》(Langue mandarine du Nord—Guide de la conversation Fran?ais-Anglais-Chinois contenant un vocabulaire et des dialogues familiers)。

1890年出版《 漢 法 字 典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1904 年按筆畫排列重新出版，改為《漢語古文詞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1911 年又按拼音排列出版。該字典以《字學舉隅》《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為底本，其中例證大部分源自顧賽芬翻譯中國古籍時所做的一系列卡片，另一部分則來自中國當時一些著作和官方文書等。讀音參考《剔弊五方元音》(2)，用他自己所創(chuàng)的拉丁化拼音系統(tǒng)進行注音 (3)。這本字典是從事中國古籍研究十分珍貴的工具書，具有深遠的影響，在西方漢學界好評不斷。戴密微(PaulDemiéville, 1894—1979) 曾說：“他的《漢語古文詞典》始終是我們所擁有的一部最優(yōu)秀的西文漢語古文詞匯工具書?！?4)

1892年出版新的《漢拉字典》(Dictionarium sinicum & latinum ex radicum ordine dispositum, selectis variorum orum sententiis firmatum ac illustratum)，依然是按部首排列。與 1877 年不同的是，這部字典添加了很多文人著作中的句子作為例句。

1903年出版《小漢法字典》(Petit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cais)。

顧賽芬還翻譯了大量的著作，大都以拉丁文、法文雙語翻譯：

1894 年翻譯出版《中國公函、詔令、奏議、覺書、碑文等文選》(Choix de documents, lettres officielles, proclamations, édits, mémoriaux, inions…texte chinois)。

1895 年翻譯出版《四書》（Les quatre livres）【《大學》Livre I. la grande étude (Ta hio, Daxue)、《中庸》Livre II. L’invariable milieu(Tchoung young, zhong yong)、《論語》Livre III. Entretiens de Confucius et de ses disciples(Louen yu, Lunyu)、《孟子》Livre IV. ?uvres de Meng Tzeu (Meng Tzeu)】。

1896年翻譯出版《詩經》(Cheu King)。

1897年翻譯出版《書經》【Chou King(Shu jing), les Annales de la Chine】。

1899年翻譯出版兩卷本的《禮記》【Li Ki(Liji),T. II mémoires sur les bienséances et les cérémonies】。

1914 年翻譯出版三卷本《〈春秋〉和〈左傳〉》【Tch’ouen Ts’iou et Tso Tchouan(Chun qiu zuo zhuan)】。

1916年翻譯出版《儀禮》(Cérémonial)。

1917 年，顧賽芬還在河間府出版了《古今中國地理》(Géographique ancienne et moderne de la Chine)。

顧賽芬的著作和譯本很多都曾多次再版，為傳教士和漢學界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書和參考文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顧賽芬《詩經》譯本全書分為五部分：序言、導論、地圖、正文翻譯、字典。(5) 顧賽芬在出版序言里交待了他翻譯《詩經》的目的、所用的底本。導論介紹了《詩經》的歷史、藝術手法和道德寓意，并分 49 個小標題論述了《詩經》中的民俗文化，而且在每一條文化知識的后面都做了注，以便查找原文。導論之后是十五國風的地圖，該地圖摘自《欽定詩經傳說匯纂》。正文翻譯部分體例：最上是《毛詩· 詩經》原文；原文之下則是用拉丁拼音系統(tǒng)為漢字所注的音，所用的拼音系統(tǒng)是上文所提及的顧賽芬自己創(chuàng)立的一套系統(tǒng)；每章翻譯之前有對該篇主旨的講解，然后是《詩經》正文的翻譯；最下是拉丁語的譯文，在拉丁語的譯文中，參雜了用法語對某些字、詞所作的解釋，這些解釋是參照官方推崇的釋義文本進行節(jié)譯的。文本之后附有按部首編排的《詩經》里所涉及的常用字小字典（見圖 1）。

圖1 顧賽芬《詩經》譯本（臺灣光啟文化事業(yè)2004年版）

顧賽芬在序言里交待了他翻譯《詩經》所用的最重要的底本是《詩經備旨》(6)，同時參考了《欽定詩經傳說匯纂》(7)、《十三經注疏· 毛詩正義》、《詩經體注》(8)，還提及了當時具有重要影響的反宋學、重漢學的《皇清經解》(9)。

從顧賽芬的導論及譯文中，可以發(fā)現(xiàn)顧賽芬翻譯時參考了前人的成果。其導論參考了畢歐（édouard Biot，1803—1862）的《從〈詩經〉看中國古代人的生活方式》(“Recherches sur les m?urs anciennes des Chinois, d’après le Chi-king”) 一文，引用了孫璋（Alexandre de la Chanrme, 1695—1767）的譯文。顧賽芬的《詩經》譯本刊布發(fā)行體例則與理雅各（James Legge，1815— 1897）《東方圣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體例如出一轍（見圖 2）。

圖2 理雅各《東方圣書》（牛津大學出版社1879年版）

二、譯介風格與譯介策略

（一） 顧賽芬《詩經》譯本的譯介風格

顧賽芬《詩經》譯本法語譯文，呈現(xiàn)出傳統(tǒng)翻譯的“忠實”風格。本文對詩歌的“忠實”度鑒定，只就其內容意義而言，而非其形式而言。顧賽芬根據底本朱熹《詩集傳》、鄒圣脈《詩經備旨》等對字句和章節(jié)的“講解”，逐行取其義進行闡釋，并添加主旨和注釋，用詞優(yōu)雅，句式通順，態(tài)度嚴謹，鮮有漏譯，注釋詳細準確。譯文“忠實”地傳達了朱熹注解下的《詩經》，但就形式與韻律而言，顧賽芬則選擇了“背叛”，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叛逆，譯文不再為“詩”，而是散文化的改編，只是對底本所詮釋的《詩經》的譯述，未曾講究用韻。

（二）顧賽芬《詩經》譯本的譯介策

01

譯介策略一—逐行對照的釋譯

顧賽芬《詩經》的譯介策略，主要是“逐行對照的釋譯”?！爸鹦袑φ眨╥nterlinear translation）”，是指譯者逐行在源文下面寫出譯文，通過語言上緊貼源文以再現(xiàn)源文的實質，此方法可歸于逐句直譯，但不是逐字死譯；(10) 而“（paraphrase）”，則是用“目的語”中與原語“意義”對應的一組詞語或詞組代替原文本中的詞來對“源語文本” 進行闡釋。(11) 此種翻譯具有一定的自由，一旦譯者用闡釋的方法，就可能在目的語文本中加入源語文本中沒有的信息成分，但這種“增譯”要受到意義（必須保留或再現(xiàn)的“內涵意義”）、語篇流暢或產生文體效果的愿望制約。

（1）逐行對照未添加注釋的釋譯

顧賽芬對“國風”和“小雅”的大部分詩，都采取的是逐行對照的釋譯，很少有添加的信息成分。

如《周南·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p>

《詩經備旨》：“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花之盛也； 之子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

譯 文：“Le pêcher est jeune et beau; ses fleurs sont brillantes. Ces jeunes filles vont célébrer leurs noces chez leurs fiancés; elles établiront l’ordre le plus parfait dans leur appartements et dans toute la maison.”（桃樹盛而美，它的花十分耀眼。這些年青的女子將在她們未婚夫的家里舉行婚禮，她們將建立秩序井然的室家。）(12)

將譯文與原詩對比，我們可以看出顧賽芬是根據底本的注釋一字一句逐行對照進行釋譯，但句式通順，并非死譯。顧賽芬逐行對照的是原文，而不是底本的“講解”，底本只是便于顧賽芬更好地理解詩的意義，只選擇詩句對應的解釋而譯，其余的闡釋都選擇舍去。對于此類背景相對不是很復雜且每句皆可單獨成句譯出的詩，顧賽芬便直接以正文的形式將其意義譯出，而沒有額外添加括號注釋。

（2）逐行對照且有所添加的釋譯

對于那些背景相對比較復雜、需要補充說明才能

更好地詮釋其意義的詩，顧賽芬則在正文的譯文中加入括號，在括號里進行注釋?！?a href='/daya/' target=_blank>大雅”“三頌” 的大部分詩都是這樣進行處理的，“國風”和“小雅” 也有小部分的詩是如此，如《召南· 行露》《小雅· 正月》等。添加了注釋的詩又分為兩類：一類是撇開注釋亦可單獨成句，只是意義不甚清楚；另一類則是需要連著注釋，方可成為完整的句子。

如《小雅· 正月》第五章：“謂山蓋卑，為岡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圣’，誰知烏之雌雄?！?/p>

《詩經備旨》：“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召，呼也。故老，舊臣也。迅，問也。占夢，官名。具，俱也。烏，烏鴉，其雄雌相似而難辨?！?/p>

譯文：“(Les calomniateurs) disent (et voudraient faire croire) que les montagnes sont basses, tandis qu’elles ont des crêtes et des plateaux. Pourquoi personne ne met-il un frein à la calomnie? L’empereur fait venir les vieillards, ses vieux serviteurs; il interroge les interprètes de songes. Chacun lui répond: ?je suissage.? Mais entre les corbeaux, qui peut distinguer le male de la femelle?(De même qui saurait discerner le vrai du faux dans les discours des hommes)?”【（ 誹謗者）說（并讓人相信）山是矮的，同時有脊有原? ? 但是，誰能辨認出烏鴉的雄雌呢？（正如誰能辨別出言論的對與錯呢？）】

第一句如果撇開括號里的注釋是無法單獨成句的，最后一句括號里的注釋則是用來補充說明最后一句的。顧賽芬在譯文中添加注釋的情況大多如例文中的第二種，詩經中賦、比、興的手法對于異國讀者而言有些不知所云 ：本是指責讒言之人，何以卻言烏鴉之雄雌？為了更好地詮釋，顧賽芬便選擇添加注釋。這是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意思，即看似是說烏鴉雌雄之難辨，實則是指讒言之難辨。

（3）非嚴格逐行對照釋譯

顧賽芬在翻譯《詩經》的時候并不是死板地完全一字一句逐行對照進行翻譯，而是根據詩的意義進行處理。有的詩句無法單獨翻譯，或是兩句的主語相同等，顧賽芬就把幾句揉為一句進行翻譯。

如《邶風· 雄雉》：“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p>

《詩經備旨》：“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斗。泄泄：飛之緩也。懷：思也。詒：遺也。阻：隔也?！?/p>

譯文：“Le faisan dans son vol fend l’air avec lenteur. (De même) celui que je regrette (est calme au milieu des périls; mais il ) me laisse dans l’inquiétude.” 【雉雞在空中緩慢地飛。（同樣地）我所懷念的（是煎熬中的平靜，但）他卻讓我焦慮不安。】

拋開括號里的注釋來看，此詩皆是兩句揉為一句進行翻譯。前兩句主語相同，后兩句若加上注釋亦可單獨成句，但若無注釋則譯為一句為佳。此種情況尚可算作是對照進行釋譯，只不過對照的不是一句，而是兩句；還有一種情況，則是完全的釋譯了。

如《小雅· 裳裳者華》第四章：“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p>

《詩經備旨》：“宜者，紛紜交錯，隨時當可。左右二字，借用字，眼見非一處意。有者，千變萬化、應用無窮。有之與上不同，上言有之于外，此言有之于內?！?/p>

譯文：“Qu’on emploie ces princes ici ou là, partout leur capacité sera suffisante. Ils sont réellement capables, et ils le paraissent.”（這些君子，不管授以何職，他們都能勝任。他們是真的很能干，就像他們表現(xiàn)的那樣。）

顧賽芬在翻譯此章時，打亂了本來的順序，幾句揉為一句，根據意思進行翻譯。此詩若照之前的譯法，便會成為“四不像”，且抓不到詩文的核心意義。由此可見顧賽芬在翻譯時并不是按部就班、不知變通地采取一種套路，而是根據詩文的特點及意義進行綜合分析處理。

（4）對一詞多義的處理

《詩經》中有些意義十分豐富的詞匯，在不同的語言環(huán)境中有著不同的含義，如“君子”一詞在《詩經》中含義頗豐，在后面所附的小字典里，顧賽芬解釋為：“Prince, celui qui cultive la vertu, disciple de la sagesse, homme sage, homme respectable”。(13) 而在正式的詩句中，顧賽芬也并不是呆板地照字面意義譯出而是根據其注釋，在不同的詩篇中選擇不同的詞匯進行對譯。

君子指“王公、諸侯”：un prince sage。 如《周南· 關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衛(wèi)風· 淇奧》：“有匪君子，如切如磋”等。

君子指“后妃”：le sage princesse。如《周南· 樛木》：“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等。

君子指“丈夫”：seigneur(mari)。如《周南· 汝墳》：“未見君子，惄如調肌”，《召南· 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王風· 君子于役》：“君子于役”等。mon noble époux。如《邶風· 雄雌》：“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君子指“智者”：un sage。如《鄭風· 風雨》：“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魏風· 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等。

君子指“許國之眾人”：habitants des Hiu。如《 鄘風· 載馳》：“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君子指“在位言，而含王者在其中”：desofficiers。如《小雅· 鹿鳴》：“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等。

君子指“在位者”：les dignitaires。如《小雅· 大東》：“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等。

君子指“群臣”：grands dignitaires。如《小雅· 巷伯》：“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君子指“將帥”：le chef de l’armée。如《小雅· 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君子指“主人”：le ma?tre de la maison。如《小雅· 南有嘉魚》：“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君子指“賓客”：convives。如《小雅· 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等。les homes distingués。如《小雅· 頍弁》：“未見君子，憂心奕奕”等。

君子指“王”：l’empereur。如《小雅· 節(jié)南山》：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等。le souverain。如《小雅· 斯干》：“鳥鼠攸去，君子攸芋”等。

君子泛指“秉政者”：nos gouvernants。如《小雅· 節(jié)南山》：“君子如屆，俾民心闕”等。

君子言“自己”：je。如《小雅· 四月》：“君子作詩，維以告哀”。

同一個詞在不同的語境之下?lián)碛胁煌暮x，顧賽芬并不拘泥于字面的意義，而是根據不同的語境選擇不同的詞匯進行對譯，以更好地詮釋出原文的意義。

（5）對特殊詞匯的翻譯

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合儒易佛”路線確立之后，《詩經》便成為傳教士青睞的儒家典籍：首先是因為其在儒家學說中的地位，其次是《詩經》中有很多對傳教士傳教有利的事跡。其中的“天、神、上帝”成為天主教中最高主宰者的同等詞匯。譯名之爭就是因這些特殊詞匯在翻譯過程中意義的不對等而引起的。直到 19 世紀，“天、神、上帝”等，不管是中譯外，還是外譯中，皆無定論。

綜觀各譯本，法語譯文中“天、神”都是用的一樣詞匯：天：le Ciel，神：l’esprit；但是“上帝”的譯名卻不盡相同，以下節(jié)取自法國《詩經》翻譯史上有重要影響的幾位譯者的譯文：

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le suprême Seigneur/le Seigneur

韓國英（Pierre Martial Cibot，1727—1780） ：le Chang-ti

鮑吉耶（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le Souverain suprême

畢歐（édouard Biot，1803—1862）：le Chang-ti/ le souverain Seigneur

顧賽芬在導論里采用音譯：le Chang Ti ；在具體的文章中，則根據語言環(huán)境選擇了不一樣的詞匯，《小雅· 正月》“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譯為“ce suprême dominateur”， 這里是根據《詩經備旨》之解“上帝天神也”，而譯為“這位最高的主宰者”；《小雅· 菀柳》“上帝甚蹈”，《詩集傳》注釋為“上帝指王也”，顧賽芬據此譯成“ce ma?tre suprême”（這個最高的主人）；在“大雅” 中，顧賽芬則統(tǒng)一使用“l(fā)e roi du ciel”，這是依據朱熹《詩集傳》的注解“上即天也”、“帝，上帝”、“上帝，天之主宰也”而譯的。

綜觀以上譯文，顧賽芬之前，中文“上帝”外譯時，一是采用音譯，其次多是選用 “Seigneur”一詞，“l(fā)e Seigneur”即是 Dieu（上帝）的意思，但是中文的“上帝”與“l(fā)e Seigneur”是否對等，本身便是譯名之爭的核心問題；鮑吉耶譯“l(fā)eSouverain suprême”（至高無上的王），相對而言，宗教色彩減弱，更接近中文原意。顧賽芬根據注釋，推陳出新，譯為“l(fā)e roi du ciel”，將中文里的“上帝”詮釋為“天上的王”，與前人的譯法大相徑庭，為“上帝”譯名提供了新的意義，值得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02

譯介策略二—添加主旨和注釋

（1）添加主旨

毛詩在流傳過程中每一篇都有簡明的序，說明該詩的主旨。《詩經》首篇《關雎》之前，有一段較長的序文，作《關雎》題解又概論全經。宋人把概論全經的這一段長序文，稱為大序；把其余各篇的序文，稱為小序。宋代掀起廢序、尊序之爭，朱熹《詩集傳》廢去《詩序》不錄，但每篇詩皆有自己作的題解。鄒圣脈《詩經備旨》以《詩集傳》為藍本，參照《欽定詩經傳說匯纂》，每篇詩皆給出了主旨。顧賽芬翻譯《詩經》時，也遵循中國經學家的慣例，在“國風”“雅”“頌” 首篇之前有一篇統(tǒng)說：分別對風、雅、頌的內涵做出了解釋，并對十五國風每一國的歷史、地理做了簡要的說明。每首詩的正文譯文之上也附有主旨。該主旨主要是依據《詩經備旨》各首詩的旨或各詩第一節(jié)“講”中的第一句進行節(jié)譯的。對于那些備用“御案”之說的詩，御案中留有兩說的，認為兩者皆可備，則顧賽芬亦留有兩說，如《鄭風· 風雨》；御案若以朱子之解為優(yōu)或為正，顧賽芬則從朱子之解，如《周南· 葛覃》；若御案有疑或傾向于前人之定論，顧賽芬則從前人之舊說，如《鄭風· 有女同車》。

如《鄭風· 遵大路》御案：“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子初解云：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于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遽絕也。是亦嘗從序義矣，后定為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有‘遵大路兮攬子祛’ 之句以為證，劉瑾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用當?shù)迷娙吮局肌１嬷咴?，小序首句，國史所題，尤去古未遠也，況遵大路，見非私徑。宋元明儒于此篇都從序說。故節(jié)存大意以俟考?！?/p>

《詩集傳》注：“淫婦為人所棄，故于其去也，掔其祛而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p>

顧賽芬《詩經》譯本：“Efforts pour retenir un ami et conserver son amitié, ou pour retenir un sage qui veut quitter son pays troublé par la mauvaise administration du prince 莊 Tchouāng.”（努力挽留一個戀人和他們的愛情，或者是挽留一個因為莊公治國不善而想要離開他動亂的國家的智者。）

顧賽芬《詩經》里留有兩說的詩，詩旨之節(jié)譯不甚明顯，但也能看出顧賽芬只取其底本主旨中的核心話語進行翻譯；只有一說，或者沒有備案的詩，多采取節(jié)譯的方式，有的甚至只有一兩個單詞。如《鄭風· 東門之墠》。

《詩經備旨》：“首章思其人而嘆其相遠，次章思其人而冀其來就，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意?！?/p>

《詩集傳》：“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辭也?！?/p>

譯文：“Affection refroidie ”（情感漸涼）。

此詩之旨可說是言簡意賅，底本主旨之解重在“思”，而顧賽芬之旨卻未見“思”字，只選擇了主旨的前半部分進行翻譯。

顧賽芬在節(jié)譯主旨時多是參考底本主旨，結合全詩，再給出自己的理解；但是這種介入并不是他自己的妄斷，大體還是遵循著底本的主旨的。大部分的詩顧賽芬都是如以上例子一般給予全旨，但少部分的詩也像《詩經備旨》一樣一句一句以 “首章”“次章”? ? 分別予以說明，如《小雅· 我行其野》。主旨的添加讓讀者在閱讀詩之前便有個大致的把握，便于讀者更好地理解詩的意義。

（2）文圖并存的注釋

除了附有主旨以便于讀者對詩的理解有整體把握之外，顧賽芬還在其拉丁文的譯文中添加了用法語所作的注釋。這些注釋并非是全部字的注釋，而是有選擇性地進行注釋。大體可以分為四類：

一是詩中無意義的字，如詞頭、虛詞等的解釋，如《周南· 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言”就有注釋：“particule explétive”。

二是一些特殊的文化意象，如《鄭風· 子衿》“青青子衿”，對什么是“青衿”作了單獨的說明：“Les étudiants portaient le collet bleu.Encoreàprésent l’expression 青衿 désigne un 秀才 sióu ts’ai.” 不熟悉中國古代文學常識的讀者，很難明白“青衿”指代的是什么，對于諸如此類特殊的文化意象，顧賽芬大多都附有單獨的解釋。

三是人物、器物、日歷、地理、官名、丈量單位、風俗習慣等的一些注釋，此類是顧賽芬《詩經》譯本注釋中最主要的一類，其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國古代文化常識，對理解詩文大有裨益。關于器物的注釋中還常配有圖案，這些圖源自于《詩經體注圖考大全》；如“佩玉”在《詩經》里出現(xiàn)的次數(shù)很多，但單純的文字解釋很難讓讀者真正明白，于是顧賽芬配以圖案進行詳細地描述，使之鮮活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如圖 3）。

圖3 顧賽芬《詩經》譯本中的“雜佩”圖案

“ 瓊 K’i?ung, pierre de prix de couleur rouge; beauté d’une pierre de prix.”（紅色的寶石，美麗的寶石。）

“ 琚 Kiū ,(14)nom donné à deux des pierres de prix qu’on portait suspendues à la ceinture. La figure ci-contre représente les pierres de prix qu’on portait à la ceinture 佩玉 péi i .”（懸掛在腰帶上的兩種寶石之名。旁邊是人們所帶的佩玉的形狀。）

還有一類很特殊的注釋，乃是底本中關于 “天”“上帝”的一些闡釋。如“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也，天不可欺”（《詩集傳》），“天之明察無隱不彰，甚可畏也”（《詩經備旨》），“上帝，天之主宰也”（《詩集傳》）等等諸如此類的句子。顧賽芬在注釋里節(jié)譯的大多是這種與“天”“神” “上帝” 有關的句子，底本中各種各樣的注釋何其多也，卻獨選此類，這與他傳教士的身份息息相關。

03

譯介策略三—注音：韻律缺失的一點補償

顧賽芬并沒有完全忽略《詩經》的韻律，在導論里，他說：“在一節(jié)詩里，詩句有時是以同一韻腳結尾，有時是不同的韻腳。大多數(shù)情況下，韻腳都是一樣的，一句緊接著一句；但是我們同樣也會遇到交錯的韻腳。有時是一節(jié)詩的第一句或是最后一句的韻與下一節(jié)的第一句或是最后一句相同。在有些詩節(jié)中，一句或幾句詩之間互不押韻，有時，是兩句兩句一起押韻。”(15) 顧賽芬在每首詩的原文之下都注有拉丁化的拼音，一是便于讀者閱讀原文，其次也算是他對《詩經》之“詩” 的韻律、結構等“背叛”的一點補償。因為“讀音也隨著時代而變，很多詞尾曾經是押韻的，現(xiàn)在也不再押韻”，他同時參照朱熹《詩集傳》所考的古音，對有古音的字加注括號和古音。

如《周南· 漢廣》第二章：“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p>

注音：K’ia? k’ia? ts’ouu001f sīn, iên i k’? tch’ u001fu.Tchēu tzèu i? kouēi, iên mouu001f k’? mà(mòu). Hántchēu kouàng (kouáng) i, pu001fu k’ò ióung(iáng) sēu.Kiāng tchēu ióung(iáng) i, pu001fu k’ò fāng(fáng) sēu.

給每個字注音本是便于閱讀，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韻律的缺失。韻律乃是音節(jié)抑揚頓挫的和諧之音，而注音采用的是西方人熟悉的拉丁化的注音系統(tǒng)，這就讓讀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中文古詩不一樣的韻律，尤其是古音的標注，使其韻律更加明顯；原文加上注音，使詩的結構與韻律的失落得到了有效的補償。較之于牽強附會的以詞譯詞并押韻，此種方式也不失為上策。

04

譯介策略四—翻譯與研究并行

顧賽芬不僅僅對《詩經》進行翻譯，同時還對《詩經》進行研究。其導論是顧賽芬對《詩經》研究的重要成果，他以民俗學的方法闡釋了《詩經》中所蘊含的民俗文化。

法國詩經學史上最早關注到《詩經》文化層面的是韓國英，但正式開啟對《詩經》風俗文化探索的則是畢歐，他 1843 年發(fā)表的《從〈詩經〉看中國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一文，便是以孫璋的譯本為主要材料，旁征博引，從《書經》《易經》《史記》《周禮》、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 中 華 帝 國 全 志 》（De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中國雜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ékin, 1776—1841）及傳教士的其他游記中選取例子予以佐證，從民俗學的角度出發(fā)分 20 個小標題進行闡釋。(16) 顧賽芬的導論參考了畢歐的文章，繼承和發(fā)展了畢歐對《詩經》民俗文化的探索。顧賽芬沿襲了畢歐的研究方法，皆以小標題分類敘述，且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兩者在論述之后都附有標注 (17)，便于查找篇目。

顧賽芬采取的仍是早期民俗學的研究方法，從各種參考底本中搜集、整理、闡述《詩經》里的風俗文化。顧賽芬《詩經》導論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詩經》的歷史”，介紹了《詩經》的傳承、賦比興的創(chuàng)作手法及“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道德寓意。第二部分則分為 49 個小標題詳細論述《詩經》里不同地域、不同階級的民俗文化和審美情趣，即中國古代人們的衣、食、住、行、工業(yè)制作、農牧生產等物質生產民俗及社會組織、生活禮儀、神靈崇拜、巫術、禁忌、民間歌舞娛樂習俗、樂器種類等。

顧賽芬《詩經》導論竭盡所能地展現(xiàn)了《詩經》里的古代民俗。相比畢歐的文章，由于材料來源、語言水平等的不同，顧賽芬《詩經》導論論述更為詳細而準確。如畢歐在講述“服飾”時寫道：“Les enfants des riches avaient, à leurceinture,une aiguille d’ivoire qui servait à en défairele noeud quand ils se déshabillaient(p.I,ch.v, ode 6).Ilsportaient aussi un anneau d’ivoire(même ode).”(18)【富人家的孩子在腰帶上都帶有佩觿，用來解衣服的結（《衛(wèi)風· 芄蘭》）。他們同時還佩戴佩韘（同一首詩）?！?/p>

此句參自《衛(wèi)風· 芄蘭》，原詩為“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坝劇笔怯孟蠊侵瞥傻男″F，古代貴族成年人的配飾，用它來解衣帶的結，所以也叫做“解結錐”?！绊s”是古代射箭時套在右手大拇指上以鉤弦的一種用具，用骨或玉制成，亦稱“抉拾”，俗稱“扳指”，佩韘也是成年的表征。本詩本是為了諷刺這位貴族童子，徒有佩觿、佩韘的外表裝飾，慣于擺出貴族的架勢；佩觿、佩韘都是成年人的標志，而并非是古代富家童子都有的佩飾。畢歐并未讀懂其中之義，斷章取義，歸為一種普遍的現(xiàn)象。顧賽芬在論述此種佩飾時就予以糾正，將“l(fā)es enfants”（孩子們）改為“l(fā)es hommes”，意指“成人”。

然而不同的身份地位，也會有不同的立場和視角。顧賽芬作為傳教士，研究四書五經的終極目的是為傳教服務，因此，在導論里，顧賽芬濃墨重彩闡釋上古時期古人的信仰習俗，闡述上帝、天、神至上的權利及人們對上帝、天、神、祖先等的崇拜；而畢歐作為專業(yè)的漢學家，不受“傳教” 的束縛，目的相對單純，雖也關注到了古代中國的“宗教信仰”，但僅以一章作結。

顧賽芬《詩經》導論是對《詩經》里所涉及的文化知識的提煉與總結，在讀者正式進入詩歌譯文閱讀之前，給予了很好的知識補充，讓讀者對《詩經》概貌有了大致的把握，很好地回應了序言里的言論：“《詩經》可能是一本最能展現(xiàn)遠古東方人民生活道德、習俗、信仰的書。它為道德家、歷史學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為傳教士提供了幫助?！?19) 從而使得整個《詩經》譯本有了更高的價值和影響。

以上所述幾種譯介策略，是根據顧賽芬《詩經》的導論、三百首譯文、注釋、注音等綜合分析而來的，但并不等于顧賽芬就只選用了這幾種策略，如對底本的選擇、附錄字典的添加都是顧賽芬所選取的策略。每一個譯本，不管選取怎樣的策略，都不是一意孤行、臨時起興、胡亂作為的，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背后有著復雜的原因和目的。

（三）顧賽芬譯介策略原因淺析

01

顧賽芬翻譯《詩經》的目的和原因

顧賽芬在《詩經》譯本出版序言里清楚地交待了他翻譯的目的：“跟《四書》翻譯的目的一樣，是為了了解中國學校里教的是什么。”(20) 顧賽芬這一目的背后的原因是比較復雜的。

首先，耶穌會自身的傳統(tǒng)?！耙d會會士強調他們是學者? ? 他們努力地學習漢語并通過語言和文字 — 在本地學者的協(xié)助下 — 將自己的信息表達出來? ? 當他們介紹他們的基督宗教信息時，他們強調基督宗教與紳士階層各種現(xiàn)有的信仰有一些相似之處。他們指出，在傳統(tǒng)經典中有一些好像提及上帝的章節(jié)?！?21) 他們閱覽群經以窮究符合基督教教義的言論。利瑪竇就曾在《天主實義》一書中旁征博引中國古籍（《詩經》《禮記》《中庸》等）言論中含“上帝”之語句，以證實基督教的“天主”乃中國六經中之“上帝”；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馬若瑟等索隱派傳教士將此種做法發(fā)揮至極致?！对娊洝分靶⊙拧薄按笱拧薄绊灐崩锎嬖诤芏嗯c基督教教義相似的地方，又是六經之首，所以歷來便是耶穌會譯介的重要典籍。

第二，耶穌會另一十分重要的傳教手段，便是創(chuàng)辦教會學校。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遠東，耶穌會都創(chuàng)辦了大量的學校。教會學校是耶穌會傳教和培養(yǎng)本土教士的重要場所，第二次入華之后至解放前，僅獻縣教區(qū)就設有大修道院 1 所，修女院 5 所，大學 1 所，法文學校 3 所，男傳教學校 6 所，女傳教學校 4 所、要理學校 9 所、中心公教學校 5 所、鄉(xiāng)村教會學校 739 所、印刷廠 1 座、圖書館 2 座、氣象臺 1 座。(22)19 世紀教會學校的課程設置里，除了一些西學內容和教理教義的課程之外，同時學習中國的四書五經等儒家典籍，如此設置之目的是為了“使培養(yǎng)的人才能夠順利地踏上社會，或者步入仕途”，“因為中國傳

統(tǒng)的學問是政府科舉考試所要求的，也是作為備受尊敬的學者所必需的?！?23)

第三，《詩經》本身所蘊含的豐富的文化知識也是傳教士及專業(yè)漢學家孜孜不倦進行研究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傳教士對中國古籍進一步深入了解，教會色彩逐漸褪色，傳教士及漢學家開始關注到儒家典籍的文化層面的意義。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樣，畢歐認為《詩經》是“東亞傳給我們的最出色的風俗畫之一”，顧賽芬亦認為“《詩經》可能是一本最能展現(xiàn)遠古東方人民生活道德、習俗、信仰的書。它為道德家、歷史學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為傳教士提供了幫助?！?

第四，顧賽芬時代，法國尚無較好的《詩經》全譯本?！对娊洝返牡谝粋€法文全譯本，譯文簡單，注釋貧乏，對于想要真正讀懂《詩經》這樣一部蘊含了廣博浩瀚文化知識的古書，作用不大，因此影響甚小。而這樣一本被認為“最具有可靠性”且“比其他中國古書更容易挖掘古文化知識的礦產”(24)，對它進行詳細譯注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顧賽芬本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喜愛，也是促使他翻譯大量儒家典籍的重要原因。“他是中國文化的極大愛好者，無論誰膽敢詆毀這一文化，他就必然會挺身而出為之辯護?！?25)

02

譯介策略背后的原因

翻譯是一種跨越語言、文化的實踐活動，是一個抉擇的過程，任何策略都不是隨心所欲、憑空臆測的，其背后都有著復雜的原因。翻譯的動機、翻譯的發(fā)起者和組織者、接受文化系統(tǒng)的需求狀況、譯者的個人因素及語言的因素等都決定著譯者選取的翻譯策略。

“德國譯論家弗美爾（Hans Vermeer）曾提出，翻譯也是一種行動，所以譯者也會在翻譯目的的指引下，盡量考慮一切有關的因素，換言之，翻譯行動的目的決定達到預期目標的策略；同時，譯文的目的可以甚至必然不同于原文的目的，決定譯文面貌的不是原文，而是翻譯的目的?！?26) 傳教士的終極目的固然是為傳教鋪路，然而每一部著作的背后還有其他更為復雜的目的和原因。就顧賽芬譯《詩經》而言，他認為“中國私塾先生們并沒有把詩選中的所有詩歌都解釋給孩子們聽，但官方的說法是詩無‘邪’。”(27) 因此，他想弄明白中國傳統(tǒng)的私塾究竟是如何教授的。這一目的一開始便決定了顧賽芬選擇何種底本為主要的參考底本—不是正統(tǒng)詩經學史上的名著，而是私塾學校的教本：《詩經備旨》。“如何教授”即如何傳達、闡釋《詩經》的內容和意義，因此對于各詩的主旨、內容、意義的解讀便成為了顧賽芬首先考慮的事。另外，《詩經》所蘊含的文化知識也是顧賽芬進行翻譯研究的重要原因，他把《詩經》作為文化讀本而非文學讀本來對待，看重的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它實實在在所包含的文化知識。準確、真實地傳達其內容、文化的點滴便成了他所追求的最大利益，“詩”之結構與韻律則無關痛癢。所以，顧賽芬對正文的譯文選擇的是“逐行對照釋譯”的策略，不考慮韻律，只是盡可能地遵循底本傳達出中國官方所尊崇的釋義。同時，為了讓讀者對每首詩都有一個整體的了解和把握，每首詩之上都附有主旨。

翻譯的接受與否與接受文化的需求狀況息息相關，接受文化的需求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翻譯的具體策略。顧賽芬之前《詩經》的第一個法文全譯本亦是無韻譯本，其影響不大的重要原因在于譯文不甚準確，無主旨，注釋簡單；而《詩經》這樣一本幾千年來被無數(shù)經學家注疏的古代典籍，簡單的注解是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的，這也決定著后來者必須要有更為“忠實”的闡釋，詳細的注解。于是除了正文的譯文之外，顧賽芬還加上了主旨及相當多的注釋。這些注釋也都不是隨意添加的個人見解，而是根據底本注釋所譯。同時，顧賽芬《詩經》的受眾群體，不管是傳教士還是專業(yè)漢學家，漢文水平大多算不上精通，對于各個漢字的注音和解釋也就十分必要。因此，顧賽芬在漢文原文之下，對每個漢字用拉丁化的拼音系統(tǒng)注音，便于讀者閱讀。在文本的最后，附上《詩經》所涉及字的小字典，便于讀者查閱生字，并有助于讀者了解、使用中文字典。

翻譯出版的贊助者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著譯者的翻譯策略。傳教士一般都隸屬于某個差會，所屬差會自然是他們的贊助者，差會整體傳教的路線、方針、政策、意識形態(tài)包括經濟都控制著譯者。顧賽芬隸屬于耶穌會，該會二次入華之后，主要通過“慕道者培訓”“ 對基督徒的照顧”“ 開設學校”“ 科研與著作”等方式進行傳教。(28) 顧賽芬《詩經》譯本前三次都是由獻縣教區(qū)印書館印刷出版的，不管是教會的贊助與干預，還是顧賽芬本人的傳教士身份，都決定了譯本的終極目標是為傳教服務。因此，顧賽芬在導論里對古代中國的信仰習俗著墨甚多，在注釋里也選擇性地節(jié)譯與“天”“ 上帝”有關的字句。

譯者的身份、知識結構也制約著譯介策略的選擇，這主要表現(xiàn)在底本的選擇、翻譯的準確度等方面。顧賽芬選擇私塾教本為主要底本，除了上文提及的原因之外，《詩經備旨》作為蒙學讀物，更易于理解和閱讀。而顧賽芬作為傳教士，接受的教育背景，圣經闡釋學一貫要求的“忠實”風格，這些根深蒂固的“前見”，也促使他以內容的“忠實”為前提。

此外，語言文字之間本身的問題亦決定著翻譯策略的選擇。林語堂在《論翻譯》一文曾言：“其實，翻譯上的問題，仍不外乎譯者的心理及所譯文字的兩樣關系，所以翻譯的問題，就可以說是語言文字及心理的問題。倘是我們要于此問題得比較客觀的解決，自當以語言文字心理的剖析為立論根基?！?29) 任何語言之間都不可能有絕對的對等，也沒有絕對的不可替換?！对娊洝防镆灿泻芏嘧志錈o法字對字、句對句地對照翻譯，顧賽芬也并非是一成不變地逐行對照翻譯，而是以“意義”的忠實為前提，進行必要的糅合與改寫，在“忠實”的名義之下進行“創(chuàng)造性地叛逆”。韻律的缺失本身也跟兩種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有關，中文里字詞組合便可成句，語法系統(tǒng)并不十分健全，而法語卻有嚴謹?shù)恼Z法系統(tǒng)，中文詩的韻腳，法文中很難準確地呼應。若一定要勉力而為，其結果往往是以內容的“失準”為代價。因此，在“ 忠實”的前提之下，顧賽芬選擇了“背叛”詩之結構與韻律，僅以注音作為補償。

每個譯本的翻譯策略都不會單一，譯介策略背后的原因也甚是復雜，筆者不過是“以意逆志”，就現(xiàn)有譯本，結合譯者身份背景及外在因素，揣摩譯者的意圖。對于“忠實”形式還是內容，顧賽芬雖力求選擇“中立”，然而理性思考的結果，依然選擇了“背叛”形式，“忠實”內容，同時在“忠實”的旗號之下進行著有意或無意地創(chuàng)造性叛逆。

三、影響與不足

顧賽芬《詩經》譯本問世至今，已多次再版，其間亦有別的譯本，均難出其右?！邦欃惙业淖g文準確地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詩經》的解釋，就此而言它也是有價值的?！?30)“顧賽芬神父的法文和拉丁文都具有無可挑剔的準確和優(yōu)雅。其詮釋始終嚴格忠實于朱熹學派的疏注，因為朱熹學派在當時的中國是正統(tǒng)，譯者沒有標新立異的解釋或個人的評論，沒有像理雅各于其英譯本中所作的那種過分輕率的嘗試?！?31) 顧賽芬繼承和發(fā)展了對《詩經》文化意義的探索。此后，著名學者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以顧賽芬《詩經》譯本為重要的參考底本，繼承和發(fā)展了顧賽芬導論對《詩經》文化意義的探索，將人類學引入《詩經》研究，完成了具有重大影響的《中國古代的節(jié)慶與歌謠》（Fêtes et Chansons anciennes de la Chine，1920）。

顧賽芬的譯文很少漏譯，相對“忠實”地根據底本注釋進行釋譯，并未試圖添加任意個人注解，其注釋都是根據底本而譯，但其譯文也頗受爭議。

首先，顧賽芬的“忠實”，忠實的是朱熹注解下的《詩經》。雖然朱熹廢序重注，考證文字訓詁，注意韻讀，注疏簡明扼要，肯定了“國風” 中一些詩歌的民俗歌謠性質，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詩經》中一些情詩的本來面貌。但是他認為“《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 而無一理之不具也?！?32) 如《關雎》，其論也不離“綱紀”“王教”，《詩經》又被套上了人倫、道德的枷鎖，終不能越過封建禮教的樊籬，清代姚際恒就批評他“時復陽違《序》而陰從之”(33)。詩之解讀有“詩無達詁”之說，朱熹注解尚無達詁，顧賽芬遵從朱熹注解而譯，即便是力求“忠實”，又如何能達詁？

其次，顧賽芬譯文“背叛”了詩的“形式”，不再為詩。整個譯文完全就是對《詩經》內容的解釋，失卻了“詩”的結構，隱沒了“詩”的韻律，“得意而忘言”，無法傳達出“詩”的韻味與意境。

第三，注釋的不全備造成理解的困惑。顧賽芬雖然對大多特定文化意象作了注解，然而并不全備，某些意象或者特定的稱謂沒有作具體的說明，只在正文譯文中根據底本將意義譯出，這樣讀者就會產生困惑。

如《小雅 ? 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p>

《詩經備旨》：“脊令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意?！?34)

譯文：“La bergeronnette s’agite dans la plaine; de même, les frères sont parfois agités par le sort.”(35) （脊令在平原上擺動；同樣的，兄弟有時也會遭受命運的搖擺。）

顧賽芬對脊令的這一特征并未作出解釋，只看譯文，如果對“脊令”這一意象沒有特別了解的讀者，對此譯文便會產生困惑，無法理解“何以脊令擺動，卻言至兄弟遭難”？諸如此類的情況，在顧賽芬譯文中不在少數(shù)?！对娊洝分械奈幕庀笈e不勝數(shù)，注釋的不完備增加了讀者閱讀的困難，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詩經》文化意象的失落。

最后，傳教士身份的牽絆使得顧賽芬《詩經》譯文呈現(xiàn)出頗多“掙扎”的痕跡。一方面大肆渲染古人對天、神、上帝的崇拜，另一方面卻在正文里選擇與法文“上帝”并不對等的詞匯；一方面盡可能地“忠實”展現(xiàn)詩的內容、意義，另一方面也努力補償詩的韻律等。

譯者總是有著自己獨有的“期待視域”，對原文本的理解也受到“前見”的支配。雖然譯者總是力求讓自己“隱形”，然而譯者既是原文的接受者與讀者，又是原文的闡釋者即再創(chuàng)造者，個人的見解與觀點總是會有意無意地滲透進譯文中，每一個譯本都不可能達到絕對的“忠實”，譯亦無達詁。然而每一個譯本都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價值，每一個譯本也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顧賽芬《詩經》譯本還有眾多值得深入挖掘的東西。法國漢學博大精深，法國詩經學不過是法國漢學的冰山一角，而顧賽芬《詩經》譯本更是滄海一粟。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我們需要一種文化和學術的自覺，中國學術的重建需關注他者的視角，海外漢學亟待深入地挖掘、研究。

（作者單位：重慶旅游職業(yè)學院）

注釋

(1) 顧賽芬所有著作初次印刷出版都在河間府。

(2) 樊騰鳳（1601—1664），邢臺隆堯縣西良前村人，以創(chuàng)著《五方元音》聞名全國。該字典用的是反切法，用十二個韻母和二十個聲母來拼音。十二個韻母是：一天、二人、三龍、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駝、九蛇、十馬、十一豺、十二地。二十個聲母是：梆、匏、木、風；斗、土、鳥、雷；竹、蟲、石、日；剪、鵲、系、云；金、橋、火、蛙。

(3) 顧賽芬在編寫辭書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轉錄系統(tǒng)，1902 年，法蘭西遠東學院開始使用這套拼音系統(tǒng)，沿用至20 世紀中期。

(4) Paul Demiéville“, Aper?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 Leiden: E. J. Brill, 1973, p.465.

(5) 筆者所用的是2004 年臺灣光啟文化事業(yè)出版的文本。1966 年版和2004 年版還增加了第四次印刷出版的序言、按《詩經》篇目書序排列的目錄和按字母順序排列的目錄。

(6) 《詩經備旨》是清鄒圣脈所輯。鄒圣脈，字宜彥，別號梧岡，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鄒圣脈繼承漢學新文學派“微言大義”和宋學講求義理的方法，著《五經備旨》，《詩經備旨》是最后完成的著作，于1763 年印刷出版，正文之前有鄒圣脈親題的序言。正文部分最上是朱熹部分字的解釋，其下是每章的全旨和每一小節(jié)的旨，按原典章節(jié)注明大意，尋源溯流，條分縷析，疏其義理?！对娊泜渲肌返闹髦级鄰闹祆洹对娂瘋鳌分f，但若是朱子之說與前人舊說有異，或是有疑問，亦或是兩者皆可存的情況，《詩經備旨》則摘錄《欽定詩經傳說匯纂》的“御案”。《詩經備旨》是私塾里通用的蒙學教本，通俗易懂，卻難登大雅之堂，在正統(tǒng)詩經學史上地位不高。

(7) 《欽定詩經傳說匯纂》是康熙末年圣祖玄燁命王鴻緒等人仿清李光地《周易折中》的體例所編，全書共24 卷（正文21卷，卷首1 卷，詩序2 卷），卷前有戴臨書雍正五年《御制序》，王鴻緒、揆敘等30 位纂修官職名及目錄。卷首上為凡例（共6 條）、引用姓氏（自周荀況至明徐鳳彩，凡260 人）和《詩傳圖》《諸圖世次圖》《作詩時世圖》。卷首下為《綱領》3 篇、《詩序》和朱熹的《詩集傳序》。

(8) 《詩經體注》，全名為《詩經體注圖考大全》，是清高朝瓔撰，沈世楷輯，最初于康熙五十年（1711）刊行。

(9) 《皇清經解》，又名《學海堂經解》，是清代著名學者阮元（1764—1849，字伯元，一字梁伯，號云臺，又號揅經老人等）在兩廣總督任內組織編纂的一部經學著作。

(10)譚載喜：《西方翻譯簡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第132 頁。

(11) Jean Delisle, Hannelore Lee-Jahnke, Monique C. Cormier 編著， 孫藝風、仲偉合編譯：《翻譯研究關鍵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 年，第103—104 頁。

(12) 括號里的譯文為筆者所譯，下同。

(13) Séraphin Couvreur, Cheu King.Taiwan: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2004, p. 481.

(14) 當時貴族男女都在衣帶上掛裝飾物，用好幾種玉石組成，稱為佩玉、玉佩或雜佩?！帮L”詩中，凡男女兩性定情之后，男的多以佩玉贈女。琚：雜佩中的一種玉石。

(15) Couvreur, op.cit., Introduction, p.v.

(16) 20 個小標題分別為：“Constitution physique des chinois”（中國人的體格特征）、“Habillements”（服飾）、“Construction et Habitations”（建筑與居室）、“Chasse”（狩獵）、“Pêche”（捕魚）、“Culture et Pacage”（農牧業(yè)）、“Nourriture habituelleet Préparation des substances alimentaires”（食物和炊制）、“Métaux employés”（常用金屬）、“Matières travailliées”（精制材料）、“Armes---Guerre”（軍隊—戰(zhàn)爭）、“Organisation générale du gouvernement---Dignités”（政府組織機構—顯貴）、“Croyances religieuses”（ 宗教信仰）、“Sort---Augures”（ 命運—占卜）、“Astronomie primitive”（ 原始天文學）、“Cérémonies et Solennités religieuse ---Culte”[ 宗教典禮和儀式—（對上帝、神的）崇拜]、“Formalités dumariage”( 婚俗)、“Moeurs intérieures” ( 家室習俗) 、“Punitions” ( 懲罰)、“Proverbes et Préjugés” ( 諺語和成見)、“Documents historiques” ( 歷史材料)。

(17) 畢歐是以莫爾（Julius von Mohl, 1880—1876）所編的孫璋譯文為底本，孫璋將《詩經》整個分為四部分，以Partie I、Partie II、Partie III、PartieIV 為標記，第一部分《國風》分為15 章，標記Chapitre I、Chapitre II?ChapitreXV；第二部分《小雅》分為8 章，同樣標記為Chapitre I、Chapitre II?，孫璋的譯本沒有“笙詩”的篇目，所以第一章只有9 篇，第二章5 篇，第三章開始每章10 篇；第三部分《大雅》，分為3 章，同樣以Chapitre I、Chapitre II?為標記；最后一部分是《頌》，三頌分為3 章，以Chapitre Ⅰ、Chapitre II?為標記，其中《周頌》又分為3 節(jié)，以art.1、art. 2、art. 3 為標志，具體到某一首詩則以ode 1、ode 2 為標記。如《周頌·清廟》記為P. IV, ch. I, art.1, ode 1. 顧賽芬的標記不同的是每一章以livre I、livre II?為標記，《小雅》里加上了“笙詩”的篇目，所以各章均為十篇，《頌》的部分分為5 章，以livre I、livre II?為標記，《周頌》30 篇為了3 章，《魯頌》《商頌》各1 章，具體每首詩直接以數(shù)字標記，如《周頌·清廟》記為IV. I.1。

(18) éd. Biot,“ Recherches sur les moeurs anciennes des Chinois, d’après le Chi-king.” Journal Asiatique, quatrième série.Tome II.Paris, Imprimé par autorisation du roi à l’imprimerie royale, 1843, p. 315.

(19) Couvreur, op.cit., Préface.

(20) Ibid..

(21) 賴德烈著，雷立柏等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香港漢語基督教研究所道風書社，2009 年，第157 頁。

(22) 河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北省志》第68 卷《宗教志》，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 年，第213 頁。

(23) 顧衛(wèi)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245 頁。

(24) Biot, op.cit., p. 308.

(25) Demiéville, op.cit., p. 465.

(26) 何紹斌：《越界與想象：晚清新教傳教士譯介史論》，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 年，第101 頁。

(27) Couvreur, op.cit., Introduction. p. II.

(28) 《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第283—293 頁。

(29) 劉靖之主編：《翻譯論集》，香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1 年，第34 頁。

(30) 葛蘭言著，趙丙祥、張宏明譯：《中國古代的節(jié)慶與歌謠》，南寧：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5 年，第 5 頁。

(31) Demiéville，op.cit., p. 465.

(32) 朱熹：《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序言。

(33) 姚際恒：《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8 年，自序，第8 頁。

(34) （清）鄒圣脈纂輯：《詩經備旨》第4 卷，上海：文匯書局，1912 年，第10 頁。

(35) Couvreur, op.cit.,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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