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史編寫中史據的苛求

2002年春，我的家鄉(xiāng)吳大園興起匯編村史伊始，我就作為責任編輯參與其中。經過4年的努力，于2006年以第五稿《英跡著千秋》始成定稿，村史匯編暫告結束；10年后，2016年經過重新審視和增補，再出修改本，使村史進一步臻于完善；再兩年后，2018年將十余年來淮宿兩地報刊和淮安文史網發(fā)表的弘揚吳大園抗日英跡的數十篇報道，結集了《吳大園抗日風云錄》報刊集。至此，吳大園村史匯編方告最終結束。

這本村史，其內容涉及久遠的戰(zhàn)爭年代的革命群英。對歷史的過往，村里許多革命老人都不在了，加之能夠找到的有關史料的不足，給村史中的相關史據的甄別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但歷史要真實，必須有盡可能確鑿的史料為依據，不能有半點含糊。為此，十多年間，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查找相關史料，走訪村里和周邊老人，對得來的史據進行相互印證，去偽存真；還實地走訪了縣志辦、縣政協(xié)和周邊烈士陵園，獲取重要資料，最終使村史中的《大事年表》《革命烈士、抗日前輩名錄》和回憶錄中的史料得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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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來到吳大園的時間

1946年7月，國民黨反動派單方撕毀“停戰(zhàn)協(xié)定”，向我解放區(qū)大舉進攻。南路從鎮(zhèn)江、西路從徐州向兩淮合擊。陳毅軍長在蘇北戰(zhàn)場運籌帷幄，其間曾在淮泗交界的吳大園村駐留過兩天，在這里召開過干部會議。會上陳毅和劉瑞龍都講了話，陳毅稱贊吳大園村是“紅色堡壘”。其后陳毅軍長在敵人的炮聲中，騎著大白馬，神情自若地向西北方向走去。不久就傳來了宿北戰(zhàn)役告捷的喜訊。

對于陳毅來吳大園的時間，村里人有些場合說法有誤。2015年7月7日，泗陽縣電視臺記者到吳大園烈士陵園采訪，在現場接受采訪的老支書說：“陳毅軍長在大軍南下時，路過這個地方。當時準備選擇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聽說吳大園有名氣，就選擇來到吳大園。”這里的明顯錯誤是，不是大軍南下的時候，而是1946年夏宿北戰(zhàn)役前；也不是路過要選擇一個安全的地方，而是在這里群眾基礎好，有個重要干部會議在這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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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zhàn)中蘇北戰(zhàn)場上的我軍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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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吳粹軒的犧牲時間

吳大園的父子雙烈士，是指地主出身的開明紳士吳粹軒和其四子吳森仁。他們都在抗日戰(zhàn)爭中犧牲了，在淮泗兩地史料中都有記載。而對吳粹軒的犧牲時間，據《淮陰縣革命斗爭史》文中記載，是1941年；1995年版《泗陽縣志》記載，也是1941年；但在縣志另一處介紹中，又說是民國29年（1940），自相矛盾。

而村史中，在烈士陵園碑文、陵園落成祭文、吳均仁前輩的回憶錄中，對吳粹軒的犧牲時間，都寫為1940年。對這幾處的不一致，作為責任編輯的我早有發(fā)現，依誰為準？2003年夏我回村時，專門問過村里的“活字典”吳美仁老人，他一口咬定說是1941年。我又去問村史資深編委吳宗晉前輩，他說：“應該是1941年。但杭州小六爺說，就將錯就錯吧。”他所說的“小六爺”，即吳粹軒之六子吳焱仁，離休前輩。

他所說的“將錯就錯”，就是依烈士陵園紀念碑上已刻的1940年。一個是資深編委，一個是烈士之子，都說“將錯就錯”，我也只能違心地依從了。故在后來的吳大園大事記中和有關文章里，吳粹軒的犧牲時間都寫為1940年。

但這一“將錯就錯”不打緊，可牽涉到村里抗日自衛(wèi)隊的成立時間和三位抗大生的參政時間，產生了矛盾。這在后面會分別說到。

關于吳粹軒是怎樣參加抗日，被委任為淮河游擊獨立大隊長的，村里說法也不一。2002年5月，我們走訪過村里一位健在的淮河大隊隊員趙承明，他說：“老太爺（指吳粹軒）那年秋天去泰州販豬，回來時買了些布匹，當走到大興莊時，被吳覺的人攔住了。吳覺知道他家是地主，有經濟實力，就動員他抗日。經過一夜說服，老太爺答應接任淮河游擊大隊大隊長，布匹才還給了他。”但杭州他的那個兒子看到了這個走訪材料，指責“是給烈士臉上抹黑?！睘榱藴p少矛盾，后來村史中就作出遷就，抹掉了那個走訪記錄，而按照其子的說法，寫成了——吳粹軒主動去淮陰找吳覺要求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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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三位抗大生的參政時間

在村史里，吳森仁、吳宗昭、吳紹演三位抗日烈士的生平中，都有上過蘇北抗日軍政大學的經歷，參政時間都是1939年。這到底準不準確，當時編寫村史時難以弄清。

幾年后，從網上查找資料中，才知道在抗戰(zhàn)中，延安抗大于1939年7月挺進敵后，先后在全國各地創(chuàng)辦了十二所抗大分校，其中有個蘇北五分校。而五分校是1940年11月由新四軍江北指揮部軍政干部學校、新四軍蘇北指揮部干部學校、新四軍皖東干部學校等部合并組建?？梢?，我村三前輩上蘇北抗大的時間，不可能早于1940年。

而開始寫他們1939年進抗大，是受吳森仁其父吳粹軒參加抗日時間的影響。因為如前所述，就因為吳粹軒犧牲時間由1941年變?yōu)?940年，按照他參加抗日僅半年時間就犧牲了推算，那就應該是1939年秋。也正是那個時間，他動員其子進抗大學習，時間也就成1939年了。而另外兩位，只稍晚于吳森仁一點，也就寫為1939年進抗大。

退一步說，如果他們確實是1939年參政，那么他們有可能上的是蘇北抗大的前身，如蘇北指揮部干部學校，畢業(yè)時成了蘇北抗大。但歷史不能假設，出于嚴謹，2016年村史修訂時，將他們三位的參政時間都修正為1940年。

至于蘇北抗大校址在哪里，村里說法也不一。有的說在新四軍三師，而三師是1941年2月才組編的；有的說在六塘河北，有的說在山東。而山東應該是魯南的抗大一分校。比較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在鹽阜一帶，鹽城至今還有抗大五分校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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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北抗大五分校舊址（鹽城中學正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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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自衛(wèi)隊成立時間與區(qū)團長稱謂

吳大園抗日自衛(wèi)隊，是在吳粹軒犧牲后，由村里另一位抗日志士吳宗昆回鄉(xiāng)拉起來的。吳宗昆1932年參加過漁溝暴動，1938年參加過國民革命軍，后回鄉(xiāng)教書育人。吳粹軒犧牲后，吳宗昆才從葛集回村，組織民眾繼續(xù)抗日。由于吳粹軒犧牲時間“將錯就錯” 提前了一年， 吳宗昆回村組織抗日自衛(wèi)隊的時間，也就跟著“將錯就錯”成為1940年。

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時，宿遷日報一位記者在一篇《抗戰(zhàn)中泗陽有個‘紅色堡壘’》紀念文章中寫道：“吳森仁，1938年和其父親一起參加民眾抗日自衛(wèi)隊?！边@里有兩點不確，一是時間不可能超前到1938年；二是抗日自衛(wèi)隊是在吳粹軒犧牲后由吳宗昆拉起的，不可能有他參加。這個史實錯誤，我向那位記者反映過，也在村史里加了說明。

1942年初成立蔣集區(qū)抗日民主政府時，任命區(qū)長徐恒茂、區(qū)團長吳宗昆、區(qū)隊長吳森仁。“區(qū)團長”就是管武裝的副區(qū)長，村里老人都知道。在《泗陽史料選》中附有的《淮泗縣和蔣袁區(qū)政府建制》表中，就寫為“副區(qū)長”。這就是說，在區(qū)政府里，實為副區(qū)長的“區(qū)團長”， 職務應比“區(qū)隊長”高。但有人對此不滿，硬說“沒有‘區(qū)團長’這個職，只有國民黨里才有。”我且不管國民黨里有沒有，我只依據淮陰泗陽兩縣史料記載。在1982年《泗陽史料選》和《淮陰縣革命斗志史》中，都有多處“區(qū)團長”提法。而且在蔣集區(qū)首任區(qū)長徐恒茂的回憶錄中，明確寫著“區(qū)團長”這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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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集首任區(qū)長徐恒茂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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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烈士身份的多方考證

2002年吳大園烈士陵園內安葬的十三位革命烈士，在2006年村史定稿中所列的烈士生平中，我們對其烈士身份都進行過以下三方面考證。

其一，走訪了烈士遺屬或其近房，查找烈士證明書。

2003年10月，走訪了解到：烈士親屬中持有“烈士證明書”的只有四家：吳宗昆、吳紹演、吳宗昭、徐繼生；父子雙烈士吳粹軒、吳森仁，因村里其家現已絕戶，無從查找；頒發(fā)過烈士證，但無直系親屬保管，不知所蹤的有五家：吳宗桅、吳宗智、趙若義、趙承富、湯金锏；被配偶改嫁帶走的一家：吳宗映；據稱從未發(fā)過的一家：吳宗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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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烈士親屬持有的烈士證明書

其二，查閱淮陰、泗陽兩縣縣志記載。

1975年扒建淮泗河時，本屬淮陰縣治下的吳大園村被一分為二，大部分住戶落入河西泗陽縣境內，少部分住戶仍屬淮陰縣。故吳大園烈士親屬，兩邊都有。

1995年泗陽、淮陰兩縣都出有縣志，其中都載有烈士名錄。在泗陽縣志第858—869頁，錄有吳大園烈士6人：吳翠軒、吳森仁、吳紹演、趙成富、吳宗映 徐繼生。

1995年版淮陰縣志第792—801頁，錄有吳大園烈士3人：吳宗昭、吳宗致、吳中昆。

其三：查閱淮陰、泗陽兩縣烈士陵園碑刻。

2003年10月，我到泗陽縣城愛園烈士陵園瞻仰，并了解吳大園烈士碑刻記載。

在忠魂園大門內兩側，有東西兩座碑廊，各立8 塊石碑，刻有各鄉(xiāng)3000多名烈士英名。在西側碑廊中第二塊碑刻，背面刻有《來安鄉(xiāng)烈士名錄》，內有吳大園7位烈士：吳粹軒、吳森仁、趙承富、吳紹演、吳宗映、湯金锏、徐繼生。

坐落在劉老莊烈士陵園近旁的淮陰區(qū)烈士陵園里，沒有找到有烈士名錄碑刻。

從以上三個方面的了解，既沒有烈士證明書，也沒有縣志記載和縣陵園碑刻的吳大園烈士，只有吳宗鑑一人。

在泗陽縣愛園烈士陵園中，有個偌大的陳列室。其內有吳大園父子雙烈士展板。吳粹軒、吳森仁遺像，就是2003年我從那里翻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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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陽縣愛園烈士陵園烈士碑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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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烈士身份確認，走訪淮陰縣縣志辦

在吳大園烈士陵園中的烈士吳宗昆，其子在1961年村里住房失火燒盡，又處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就舉家逃去安徽投奔其內弟，在滁縣落戶。故1988年以后的泗陽縣志和愛園烈士陵園碑刻上，都沒有吳宗昆烈士的名字。

而在1995年出版的淮陰縣縣志上，卻查到了吳宗昆的名字。但名字中用了同音字，且犧牲時間也有出入。故村里有個離休前輩提出質疑，說不是村里這個烈士，是責任編輯我在“張冠李戴”。對此雖然我心里有底，因為從所在單位、職務、犧牲地點上判斷，就是吳大園的這位烈士。但也想，該烈士之子已遷去安徽，并在那邊補辦了烈士證明書。烈士名怎么會在淮陰縣志出現，難道真是同名同姓另有其人嗎？

于是我本著縝密的態(tài)度，決定走訪淮陰縣縣志辦。因當時我不能回淮，就請淮陰的蔣表弟，委托他去縣志辦查問。

很快，從縣志辦得知，烈士資料是淮陰區(qū)民政局提供的；表弟又去區(qū)民政局，查到了資料來自1981年洪澤縣民政局給淮陰縣民政局發(fā)來的“革命烈士英名錄通知書”。通知上列有雪楓墓園碑石上刻有的淮陰籍34位烈士，其中就有吳中昆的名字。

但通知書上沒有寫明烈士犧牲時間，只在備注欄中注明：1944年建墓（實際雪楓墓園是1945年建），由此縣志中的這34位烈士，齊刷刷地都是1944年犧牲；通知書上沒有提供烈士犧牲地點，縣志上都寫為“洪澤戰(zhàn)斗”或“因戰(zhàn)犧牲”。這是洪澤縣民政局通知書的不詳引起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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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淮陰區(qū)民政局出具的材料

至于吳宗昆烈士名字中間一字用同音字“中”，雖然不知其因；但對他的身份，因為表中給出的籍貫、年齡、犧牲時所在單位和職務判斷，無疑就是吳大園的這位烈士，不可能同時期會有同一單位、同一職務、同籍貫同年齡的同名同姓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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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烈士碑刻記載，去雪楓墓園調查

早在1988年春，吳大園四位抗日前輩從外地回鄉(xiāng)，為修建吳大園烈士陵園與縣民政局協(xié)談時，民政局陳助理就說：“縣里沒有吳宗昆烈士資料”。當時在場的烈士之侄吳峰說：“抗戰(zhàn)勝利后，我們部隊從洪澤湖西進，路過泗洪半城時，在淮北解放區(qū)陣亡將士塔上，就看到刻有吳宗昆的名字。”民政局助理說：“那邊有，我們就承認。”

2004年2月，我受吳峰前輩的委托，決定去泗洪一趟，尋找和拍照“淮北解放區(qū)陣亡將士塔”的碑刻中吳宗昆的名字。我先到泗洪縣城，去政協(xié)找到蔣中健先生，我知道他編著過一本頌揚彭雪楓的《楓陵流丹》。在他的贈書中，我翻到第110頁，就記有“淮北解放區(qū)路東行政（軍分）區(qū)烈士錄”，其中就有“秘書吳中昆”。在問及烈士名字中用了同音字時，蔣先生說：“在戰(zhàn)爭年代，名字出現不準很正常；我的名字中間一字，原來也是‘宗’，后來改為中國的‘中’。或許烈士生前就這么用過。在同一塊石碑上刻有縣長謝骙、縣委、秘書等烈士，不正說明是一個縣的嗎？還能有什么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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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訪泗洪縣政協(xié)蔣中健先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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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健先生編著的《楓陵流丹》，其中一頁

從泗洪縣城到半城鎮(zhèn)，在鎮(zhèn)西就看到了雪楓墓園。我懷著崇敬的心情進園，先瞻仰了彭雪楓墓冢，再瞻仰高聳的淮北解放區(qū)陣亡將士紀念塔。隨后看到在紀念塔南北兩側，分立著13塊烈士碑刻。而在南側第一塊，就是“淮北解放區(qū)路東行政（軍分）區(qū)烈士錄”，在碑刻第2行，就刻有：“秘書吳中昆 三五歲 蘇淮陰”；第10行末，刻有“吳森仁 二三歲 蘇”。

我匆匆拍了照，就去陵園辦公室，見到王麗鳳主任，自報家門我從山東來，想問問有關事宜。因已到下班時間，且辦公室里還有客人，于是我決定下午再來。

中午我正在街道上溜達時，想不到那位王主任從背后叫我，說我遠道而來，中午跟他們一起吃個飯。我推辭不過，就跟了去。飯桌上是招待已經退休的縣民政局長，剛才在陵園辦公室見過面的。他一看我年紀與他相仿，為村史而來，對我也客氣幾分。席間我滴酒不沾，他就與我“干湯”。所謂湯，就是一盆稀稀的菠菜面須，這可是我愛吃的家鄉(xiāng)飯。我毫不示弱，與他干了兩碗，等到喝第三碗，他就敗下陣了。

下午回陵園后，王主任和工作人員小高陪我走了一圈，并在雪楓墓園門前合了影。

那次從半城鎮(zhèn)回到老家吳大園后，打電話告訴了吳峰前輩我去半城的情況，提到烈士的名字刻成“吳中昆”。峰叔說，他印象中名字應該刻的是“吳宗昆”，不會錯。

我這才想起了在雪楓墓園時，工作人員介紹過：1994年，在彭雪楓殉國50周年之際，雪楓墓園進行過一次復修，將原來遭受破壞的13塊烈士英名碑石，重新復制替換。我想，會不會原來的碑刻無誤，而新?lián)Q的碑刻出錯呢？原來的石碑還在不在呢？于是我決定二次再去半城，一探究竟。

去的那天，村里一本家兄弟吳紅林陪同我一起去的泗洪。到了半城雪楓墓園，一問才知道，舊石碑沒有丟，都堆放在陵園里一個舊倉庫里。我心中大喜，覺得沒白跑。但當時王主任不在陵園，我打電話聯(lián)系她時，她說她通知小高去給我們開門查找。

考慮到十幾塊石碑堆放在一起，沉重的石碑搬動尋找不易，我們就從街上雇來了四位民工幫忙。事有湊巧，在庫房里當翻檢到第二塊時，就找到了，省了民工兄弟的力氣。我趕忙擦去石碑上的塵土，可映入眼簾的，名字仍然是“吳中昆”。

我把這一情況再告前輩，峰叔將信將疑，責怪自己老了，記憶偏差，讓我多跑一趟。想想也是，從戰(zhàn)爭歲月到如今，戎馬倥傯，六十年滄桑歲月過去，記憶氤氳在所難免。

2018年7月，我們結集的村史《吳大園抗日風云錄》，也給雪楓墓園郵寄了一本；并附了封信，特意感謝王主任。而從雪楓墓園新任主任樊德軍回電得知，王主任已經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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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走訪雪楓墓園，門前合影

左起：王麗鳳、吳緒略、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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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楓墓園中，路東行政區(qū)烈士碑刻

其中有吳大園烈士吳宗昆、吳森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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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有“因戰(zhàn)”和“因公”之分

戰(zhàn)爭時期批準的革命烈士，有因戰(zhàn)犧牲的，也有因病亡故，即因公犧牲的。遠的如當年新四軍師長羅炳輝、泗陽縣委書記謝骙；近的如吳大園烈士陵園中的吳宗昆、吳宗智、吳宗桅，都是革命戰(zhàn)爭中積勞成疾去世的，人民政府也予批準為革命烈士。

而在我們吳大園村民中，甚至有的老干部中，卻對國家的這一褒揚政策不甚了解，對病故的定為烈士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tài)度。為此，我們堅持以人民政府依條例批準為依據，建國以后烈士家庭都有目共睹懸掛過“光榮之家”牌。同時在村史修訂本中，我們專門錄入1986年6月國務院重新頒發(fā)的《革命烈士褒揚條例》，其中第三條和第五條，列出了批準為革命烈士的有關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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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輩簡歷資料中史據的苛求

在村史修訂本中，作為附錄資料，我們除了保留定稿中的《烈士生平》《離退休干部簡歷》《大學生與人民教師》之外，還增錄了《建國后參軍人員》和《建國后歷任村干》，并對每個表中內容都進行了認真核查，盡可能做到準確無誤，考之有據。

在產生修訂本中，2016年初遵照病中的抗日前輩吳峰的建議，經過努力，補入了之前空缺的三位抗日前輩的簡歷。而其中吳瑞珍的簡歷，由于是其近房提供的，對其參加革命時間寫的是1945年。究竟算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還是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無法確定。

2018年初，我請托南昌的一位大學同學，持吳大園村委出具的證明，去吳瑞珍生前工作單位江西省公安廳查檔。在公安廳人事處的配合下，從江西省檔案館復印出了她的檔案資料（8頁）。這才從中確知，吳瑞珍系1949年2月參政，同年7月參軍，應屬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于是在2018年編印的《吳大園抗日風云錄》中，對吳瑞珍的簡歷做出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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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公安廳提供的吳瑞珍檔案（復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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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抗日前輩身世中史實的苛求

2016年吳大園村史修訂之前，在淮宿兩地報刊上對我村抗日前輩的宣介，僅有當時健在的吳峰和吳宗晉兩位。在其后三年時間里，我們對其余近二十位吳大園抗日烈士和抗日前輩，在淮宿兩地報刊和淮安政協(xié)文史網上，又繼續(xù)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

在整理這些革命前輩身世中，我與其子女或其侄兒，盡可能地一個個進行了深入的溝通。要求他們如實地回憶陳述前輩的革命經歷，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縮小，重在真實可信。對前輩經歷中可能有的革命間斷和落伍情節(jié)，也不能避開，而在行文中作出適當把握。

如離休干部吳作仁前輩，1942年就出任過蔣集區(qū)鄉(xiāng)干，其間因丟了鄉(xiāng)政府大印的失職和家庭房子被燒和喪子之痛，兩度辭職。直到1948年淮海戰(zhàn)役打響前，才參加支前繼續(xù)革命。這些經歷都可如實寫入。但對他早在參加抗日之前那些年，16歲為要離家闖蕩，曾當過軍閥孫傳芳的兵，并在蘇州當過偽警察。這種經歷要不要寫入？讓我好費思量。最后我沒有回避，就以《在戰(zhàn)爭年代迷途知返》為題，真實地整理出來，結果被淮海晚報采用。

綜上所述，我們在村史編寫的十余年中，在相關史據上通過不斷修正，除了在吳粹軒的犧牲時間上“將錯就錯”外，其他相關史據都力求做到考之有據，準確無誤。

作者系淮陰區(qū)蔣集北吳大園村人，任吳大園村史《英跡著千秋》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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