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發(fā)現(xiàn),尹吉甫的功績不僅是詩經(jīng),更在于對中國考古方向的貢獻(xiàn)
“ 尹氏家族 ” 進入關(guān)注!
點擊下面文字即可閱讀 ↓↓誕生于探索華夏文明起源的中國考古學(xué),為中華文明的探源做出了許多重大貢獻(xiàn),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商朝殷墟的發(fā)現(xiàn)就是最成功的考古案例,為中國歷史時期的延展實證,提供了無可辯駁的歷史遺址。
夏商周歷史是根植于中國歷史文化的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認(rèn)識,但在確認(rèn)商朝歷史的考古學(xué)遺址基礎(chǔ)上,通過一百多年的考古文化研究,卻始終無法突破夏朝歷史遺跡的考古求證。使得夏朝歷史文化,成為中國考古學(xué)無法逾越的珠穆朗瑪峰,中國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難題。
《詩經(jīng)》是中國最早的一部文學(xué)作品,是中國文化與思想的源泉,是中國文化發(fā)展開山鼻祖,孔子說“不學(xué)詩,無以言”就是對《詩經(jīng)》地位的最高推崇。西周時期的 尹吉甫是公認(rèn)為《詩經(jīng)》的采集者與創(chuàng)作者,是《詩經(jīng)》成為中華經(jīng)典的重要歷史人物,也是中國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形成的關(guān)鍵人物。
雖然尹吉甫在中國文化思想中占據(jù)重要地位,但中國歷史對尹吉甫的記載卻極少,甚至很模糊,但他的《詩經(jīng)》采集者的身份卻是無可置疑的。 尹吉甫一生究竟在什么地方工作并采集了《詩經(jīng)》中的作品,是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成為阻礙中國歷史文化深入研究中一個被忽視的盲點。
有據(jù)可查的記載僅見《竹書記年》中的 “皇父作都于向”以及《詩經(jīng)十月之交》中的“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根據(jù)歷史研究結(jié)論,“皇父”就是指尹吉甫,“向”就是西周與春秋時期的向國,這兩句記載向我們表明了一個完整的意思:尹吉甫很圣賢,他的《詩經(jīng)》作品都產(chǎn)生于向國。那么,讓尹吉甫創(chuàng)作、收集大量《詩經(jīng)》作品的向國,究竟在哪里呢?中國歷史學(xué)界與考古學(xué)界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結(jié)論。
在宋朝時期出土了一件青銅器,稱為“兮甲盤”,其銘文記載: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從王,折首執(zhí)訊,休亡敃(愍),王賜兮甲馬四匹、軥車, 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zé)(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責(zé)(積)、其進人,其賈, 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 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兮伯吉父作盤,其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在中國考古學(xué)的前身——中國古代金石學(xué)的研究中確認(rèn),兮甲盤就是為尹吉甫定制、尹吉甫使用的青銅器,西甲盤中的銘文真實詳細(xì)記錄了尹吉甫的事跡與經(jīng)歷。其中的 “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責(zé)(積),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即次即市”極其重要,為我們破解尹吉甫、《詩經(jīng)》、華夏文化歷史提供了關(guān)鍵線索與地理坐標(biāo)。
在近代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其銘文記載與兮甲盤銘文有著高度關(guān)聯(lián)性,更具體明確地說這些青銅器與兮甲盤產(chǎn)自同一地方,記錄了不同時期同一地方的歷史與歷史事件。這是一批周穆王時期的青銅器,早于周宣王時期的兮甲盤:
【錄尊】王令冬戈日: 戲淮夷敢伐內(nèi)國,汝其以成周師氏 戍于古師。
【臤尊】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 古師遇從。
【帆卣】積從師,雍父戍于 古師;
【雍伯鼎】王令雍伯鄙于 古,為宮,雍伯作寶尊彝。
【穡卣】穡從師雍父戍在 古師。
【笱卣】笱從師雍父戍于 古次。蔑歷,賜貝三鋝。
【穆卣】穆從師淮父戍于 古阜,蔑歷。
周穆王派遣了一批軍隊駐守在南淮夷的“古”地,下轄“古師”“古次”“古阜”等軍事或地方管理單位,管理著南淮夷地區(qū)。這些管理單位的西周貴族首領(lǐng),把得到的賞賜,鑄造了這批出土的青銅器,帶回鎬京,為我們后人留下了珍貴可靠的史料。這也就是“兮甲盤”銘文記載的“淮夷舊我帛畮(賄)人”的來歷。
根據(jù)筆者考證與歷史文獻(xiàn)記載,尹吉甫所奉周宣王之命,前往南淮夷征收“成周四方”稅賦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淮河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遺址, 也就是某次某市某考古單位認(rèn)定的漢朝向縣遺址,曾經(jīng)的西周與春秋時期的向國國都遺址?!盎矢缚资?,作都于向”“皇父孔圣,作都于向”的尹吉甫工作、采集、創(chuàng)作《詩經(jīng)》的向國,“成周四方責(zé)(積)”的四方湖地區(qū)。
為什么四方湖古城就是尹吉甫采集《詩經(jīng)》、征收稅賦的向國呢?《左傳》隱公二年(前721),"夏五月,莒人入向。"西晉杜預(yù)注:"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水經(jīng)注·陰溝水》載:" 北肥水又東南徑向縣故城南?!兜乩碇尽吩唬汗氏驀??!妒辣尽吩唬涸S、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后。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譙國龍亢也。杜預(yù)曰: 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之圓城,非。
“淮夷舊我帛畮(賄)人”“毋敢不即次即市”就是說南淮夷人不敢不來到周穆王時期建立的“古次”“古阜”“古師”等管理單位進行貿(mào)易、進行稅賦與市場交易,杜絕與南蠻人的物資交易。 這個“古次”“古阜”“古師”以今天稱謂來說,就是“古城”,南淮夷地區(qū)的“古城”,四方湖畔的古城。
“即次即市”中的“市”大眾都能理解,就是交易市場的意思,那么銘文中的“次”是什么意思?什么單位呢?很顯然“次”與“市”都是一個名詞,一個管理單位,“市”是市場的意思,“次”就是一個與市場相關(guān)的單位。與 “古次”“即次”比較接近的概念就是:停泊,旅行所居止之處所或途中暫時停留住宿,如旅次,舟次,次所。有此可知,“古次”“即次”就是古城的水陸碼頭、交通要道、人員物資的集散地,控制著南淮夷地區(qū)的人員往來與物資貿(mào)易。周穆王派駐的軍事人員與行政管理貴族,以四方湖古城為中心,控制著南淮夷地區(qū)的人員往來、物資貿(mào)易。尹吉甫建立軍功被周宣王派遣到“成周四方”這樣富裕的地方,管理“成周四方”的稅賦,實在是一份美差。
尹吉甫作為西周在南淮夷地區(qū)的最高行政長官,天高皇帝遠(yuǎn),不僅為鎬京征收財政稅收,更有閑情逸致,將南淮夷地區(qū)的淮河文化傳播到西周統(tǒng)治中心。尹吉甫之所以能夠成為《詩經(jīng)》的采集者、創(chuàng)作者,正是因為尹吉甫在四方湖古城長期工作生活,耳濡目染,受到當(dāng)?shù)鼗春游幕难眨?將淮河流域當(dāng)?shù)氐拿窀杳裰{采集、整理,與稅收一起定期穩(wěn)定地傳遞到西周統(tǒng)治中心、西周貴族階層,成為西周文化穩(wěn)定發(fā)展的文化源泉。
大批西周貴族與子弟被派駐到四方湖古城管理著南淮夷地區(qū),也促進了淮河文化的傳播與西周貴族的文化水平提高。 以淮河花鼓燈歌舞民謠為基礎(chǔ),誕生的《詩經(jīng)》作品也正式成為中國文化文明發(fā)展的原動力,成為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形成的經(jīng)典。
以四方湖古城為文化傳播點的“古師”“古城”,也就此成為研究中國古詩、古史、古時、古代、古人、古文、古文化、古文明的原點。“古”也由一個實實在在的特有名詞,逐漸融合為中國探索遠(yuǎn)古文化的年代虛詞,成為中國遠(yuǎn)古的代名詞。
在遠(yuǎn)古堯舜禹時期,以四方湖古城地區(qū)的涂山淮河地理地貌形成的中“華”地理概念,和“夏”文化概念,成為華夏文化與華夏文明誕生成形的起始,四方湖古城的人文歷史即成為華夏文化、華夏文明、華夏民族的人文歷史??梢哉f, 探索華夏的遠(yuǎn)古人文史,就是探索淮河流域四方湖古城的人文史,以古城的“古”為代表的遠(yuǎn)古人文,成為我們?nèi)A夏民族人文的古代人文史。 以考古學(xué)為方法,探究華夏歷史的研究,實際上就成為破解四方湖古城的歷史,中國考古學(xué)的真正意義就是探究四方湖古城地區(qū)的人文歷史。
四方湖古城的向國是《詩經(jīng)》誕生的地方,是尹吉甫工作采集創(chuàng)作《詩經(jīng)》的地方:淮河涂山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是大禹會諸侯的地方,是堯舜禹時期“洪水滔天,懷山襄陵”的地方,探究考古出這一區(qū)域的歷史,就破解了華夏文化發(fā)展的歷史。
可以說,以研究物質(zhì)文化遺址為考古學(xué)主要方向、以黃河長江流域為重點目標(biāo),對夏朝夏文化的探尋無果,與考古研究在四方湖古城的空白,相得益彰,相互印證,可見中國考古對基礎(chǔ)的“古”意認(rèn)識的南轅北轍。如果堯舜禹在世、尹吉甫在世,不知對今天華夏后人的考古方向,做何感想? 在夏朝夏文化探索方面,沒有正確的考古方向,沒有四方湖古城的考古,沒有尹吉甫指引的方向,結(jié)果只能為零。(作者:趙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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